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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該的年代做應該的事(上)

2018/10/21 — 18:46

史丹福大學政治及社會學教授戴雅門(史丹福大學圖片)

史丹福大學政治及社會學教授戴雅門(史丹福大學圖片)

撰寫白目文章雖非本人所長,但每次動筆就如小李飛刀例不虛發,敢說從未罵錯人。然而在日常生活,卻仍不時會出包。事緣早前在臉書向白目教主吳豪人老師請益,剛巧見他在罵台灣的政治學界,也說了幾句政治學的壞話。以往在研究院讀社會學,後來又寫過歷史書,出於門戶之見,就拋下一句: 「政治學嘛,理論洞見不如社會學、實證考據不如歷史學。」不料老師剛好有位網友是政治學家,於是留言寫了幾分鐘,就被怒罵:「滾!」

實情這次確是本人講多錯多。政治學這門學科,歷史以千年計,歷年皆不乏富有洞見的理論。若硬是要以社會學的標準評論,托克維爾撰寫《美國的民主》時,世上尚未有現代意義的社會學,但此書已能完美示範何謂「社會學的想像」。

而社會學其中一位開山鼻祖韋伯,起初也是法學出身的政治學家。一手寫史、一手分析政治的史家,更是多不勝數。而最重要的是:政治學有強烈的人文關懷,一直都在思索「何為正義」這千古大問,是以必然是偉大的學科。因門戶之見而胡言亂語,怎樣也說不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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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政治學精神的「學人」

何以這次本人白目不成變白痴?事關在打那兩句壞話之前,想著某幾位令人髮指的學混,氣得把嬰兒和水一起倒掉了。當年政治學傳入美國後,由於當地學術界多吹捧自然科學,便將學科改稱為「政治科學」。這種定位頗具爭議,雖然不是毫無理據,但也吸引了一些愛慕虛榮的不肖之徒。他們玩弄一些令自然科學學者發噱的偽統計,把自己「阿媽係女人」的發現包裝為自然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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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身為「科學家」,人世間的苦難,就只是「研究對象」:「科學家」何需對小白鼠施以真誠的關懷?他們自詡擁有科學權威,以超然道外的姿態對政情指指點點,論的就只有權術、不問正義。「人文關懷?能吃嗎?」中華民國的政治學家,能吃得開的都是這種廢物,認識的台灣朋友都如是說。

在這種歪風之下,政治學家的名氣絕對不是質量保證。比如來自史丹福大學的戴雅門(Larry Diamond )之前多次造訪香港,每次都高調指斥港獨。他於今年8月14日的論壇中表示:「若香港人能建立香港的身份認同並以此為傲是非常有用,可推動香港民主進程;但若試圖在政治上建立獨立於中國的國家是『自殺式』做法,會將香港推入被鎮壓的悲劇道路。」他竟不知道以本土身份推動民主,在中國黨國語境中,其實與港獨毫無差別。

在中國眼中,所謂「一國兩制」的前題,乃黨國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而「港人治港」的「港人」,必須是黨國能控制的香港人。任何「主權在民」的建議,黨國邏輯都視之為「建立獨立政治實體」:是以英國人於1980、1990年代引入代議政制,中國斥之為架空主權的陰謀;當香港人於2003年七一大遊行時以「港式愛國」的姿態要求「還政於民」,中國就將民主運動定性為「復辟港英」的港獨圖謀。如果試圖推動香港獨立就是自殺,戴雅門何不以拳次郎的口吻,對爭取民主多年的香港人說句:「おまえはもう死んでいる!」

戴雅門之後到訪台灣,並於18日在長風文教基金會舉辦的講座演講。當時馬英九剛因涉嫌貪污而被起訴,他竟擔心民進黨政府「......跨越界線,利用司法體系對先前的執政黨進行報復」,並認為「如果一個民主國家每次政黨輪替時,執政黨都會起訴前總統作為報復,這對民主來說是不健康的」。論及不義黨產的問題,他儼如國民黨代言人,直指「現在已經過了70年……你針對的對象,並不是當時做錯事的那些人」。見微知著,我們可知這位大教授對港台均一無所知,因而對香港人的鬱躁、台灣人的苦悶欠缺惻隱之心。

這位戴雅門究竟是何許人?他是美國美國主要保守派智庫胡佛研究的高級研究員,與賴斯(Condoleezza Rice)等保守派政客亦有私交。 因此美國於2003年出兵侵佔伊拉克後,他就獲邀為伊拉克民主化出謀獻策:只是隨後伊拉克的民主一直未能鞏固,一團糟的政局反倒令伊斯蘭國能乘亂崛起。

同年香港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因強推國家安全法激起民憤,只得辭職出國唸書,剛巧當上戴雅門的學生。她不過就民主化寫了一些只有常識水平的文章,戴氏卻就此以為她是體制內的自由派,還接受她邀請到香港講學。其實她不過想趁機華麗轉身,由官員轉型為親共派代議士。戴雅門每次參與現實政治皆鎩羽而歸,香港學界卻三番四次邀請他演講、又奉之為大師,可謂品味崩壞。

世上有何事能比偽學橫行更令人懊惱?曾與知名學混有過同窗之誼,更是在下人生一大污點。在香港提及國際關係,大部分都會聯想起本人的中學同學沈旭暉。他幼承庭學,高中畢業後先到耶魯大學唸書,然後越過大西洋到牛津攻博。畢業後不久,他年紀輕輕就辦了個叫 Roundtable 的小智庫。

智庫的學術水平姑且不論,卻肯定能有助廣結善緣。他於2013年小登科,於香港會議展覽中心筵擺九十餘席,政商名流、學界大老悉數受邀,行政長官梁振英縱無暇/無膽赴宴,亦於開席前到場祝賀。由於沈氏在傳媒人脈甚廣,他於多份大報均有專欄,以國際關係學者的銜頭寫盡天下事。

不過其文章雖能掌握潮流脈膊,但歸根究底只是以量取勝, 其立論大多搔不著癢處、更刻意模糊其政治立場。他於臉書經常投訴學術生涯枯燥乏味,卻又愛自命為清高文人。他於 2017年8月4日《信報》的一篇文章,主張「......只要我們把本地政治和國際事務切割,視野肯定大不一樣......本地政客的宣傳平台......已經佔了公民社會的99%,剩下的,就留下一道清泉吧。」

然而國際關係這門學科,從來都不是純學術,直到如今仍是培訓外交官的搖籃。國際政治雖自有其邏輯,又豈可能與本地政治完全割裂?討論國際事務,就是搞民間(甚至是半官方)外交,那香港的國際關係學者就是民間外交官。他出席外交場合卻不肯為本土謀利益,根本就是敷衍塞責!

論政之人,再是公道也必有立場。刻意標榜自己立場中立,縱被問及也再三迴避的,十居其九只為掩飾自己的不堪。幾年前本土論爭日益熾熱之時,沈旭暉也會寫一些吸引眼球的的文章,賣弄一下不慍不火的懷舊情懷。他甚至曾用上「次主權」這曖昧的字眼,與親共派評論人筆戰:雖然其實際內容,只是「一國兩制」框架下的固有事物。

但在2016年立法會選舉前後,當局對港獨改採零容忍政策,高調打壓港獨派的政治及公民權利。沈氏猶如聽到中共的集結號,就告別曖昧,並以學術權威的姿態口出惡言。他於2018年4月9日在《信報》的文章不留情面地指出「依然樂此不疲談獨立的人,只有兩類:無可救藥的天真、或無可救藥的邪惡,兩者都令現實主義者避之則吉。」他心裡的想法,大概是認為港獨派既是天真、更是邪惡。

沈氏自少聰慧過人、讀冊無數,又曾是穿梭大西洋兩岸的名校高才生。以如此絕頂才智思索香港前途,結論原來就只有兩個字:投降。這個人只是把政界、學界都當成自己的名利場,他只想在名流圈扮演虛擬的國師。至於香港怎麼辦,就莫宰羊了。這種飽讀詩書但敗德無行的無品文人,粵語稱之為「讀屎片」。

難道在近幾十年,政治學界再沒有值得世人景仰的大人物?不,五年前往生的民主研究大師 Juan J. Linz,就是一期一會的殿堂級政治學家。雖然他只曾遙遠地觀察香港,但大師就是大師,其洞見自然不能與那些半桶水混飯吃的所謂「學人」相提並論。他在與 Alfred Stepan 合撰的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就以香港的案例指出一個國家若然缺乏獨立主權,就難以享有民主。

若然宗主國是民主國家,那屬地還有點機會(卻不一定能夠)步向民主;若宗主國是威權國家,屬地則肯定會與民主絕緣。按此推論,香港若要達成民主,要麼是獨立、要麼就要讓中國民主化。

但 Linz 本人一直看淡中國民主前景,吾師陳健民當年想以中國民主化為論文題目,他卻說這題目在其有生之年恐怕也無法下筆(結果老師的論文,題目是《後毛澤東時代中國大眾對貪腐的觀感》。老師為人溫文、卻不失傲氣,對中國民主化前景始終抱有神秘樂觀。就對中國的判斷而言,本人有幸可稱得上是大師的隔代傳人)。

吳介民老師在《第三種中國想像》,如此演繹 Linz 的觀點:「主權國家是現代民主政體的前提......台灣民主發展的種種危機,反映了『主權受挑戰國家民主化』的難題。」不擺脫中國帝國主義而獨立,寄望既不惹怒帝國、又繼續爭取民主,這種想法既是對帝國無知、亦對民主理念不求甚解。至於那些認為敵人強大就等於要投降的智者,更是不值一晒。

務實政治不是投降主義

時人論及務實主義,往往望文生義將之理解成向現實低頭,以為時勢比人強就必須「理性」地拋棄理想。他們不知道務實主義並非要否定政治理念的價值,而是要設法在現實條件的限制下,儘可能達成理想的成果。務實的取捨,不只是為求苟存,而是為了實踐更大的善。我們或可以模仿殷海光的口吻:此刻不得已的退讓,是為了重整旗鼓,好讓明日能收復更多道德的失地。

要瞭解何為務實主義政治,務要閱讀韋伯的遺作《政治作為一種志業》。韋伯的一生,充斥著天人交戰的糾結,於撰寫此文時亦不例外。時值德國於一戰戰敗而百廢待興,極左極右的民粹主義者常高言大志煽惑民眾、甚至上演全武行,使韋伯擔心不已。但他本人亦堅信自由主義和共和主義,故此不願意以穩定壓倒一切、以現實否定理想。

就在這個時刻,慕尼黑大學的學生邀他討論時局,他撰寫演說詞時,就提出「責任倫理」的觀念。韋伯認為民主政治的政客,均須向國民負責,要為其政治行動的種種後果承擔責任。但顧慮後果,卻不等於否定理想。只是身為政治家,就有責任告知民眾政治行動的效果及反效果。若只知以華麗言辭推崇某種價值,再訴諸道德主義不顧效果地盲推,這樣縱使他推崇的價值再是神聖,以責任倫理的標準看,他的政治倫理卻是異常糟糕。

韋伯的意思,不是要從政者順應現實、背棄價值以求萬事亨通。有些讀者將之簡化為「妥協必勝」方程式,一方面否定進取的抗爭路線、另一方面又替溫和談判路線背書,這其實只是一種誤讀。政治之所以為政治,乃是理想與現實的互動。從政者既要承認現實的限制、也要嘗試突破限制達成理想。不論是因為對現實失算而踢到鐵板、還是為了種種顧慮放棄承諾過的理想,兩者同樣有違政治倫理。

「莫要強出頭,但務要堅持」

韋伯認為「就政治家而言,有三種性質是絕對重要的:熱情、責任感、判斷力......問題是熾烈的熱情和冷靜的判斷力,怎樣才能在同一個人身上調和起來。」政治不只是科學,更是一種藝術。政治者,首先要面對醜惡現實、再努力嘗試為真善美改變世界。簡要而言,就是要在不該的年代、做應該的事 。

務實政治不能不講信念,「總而言之,一定要有某些信念。不然的話,毫無疑問地,即使是在外觀上看來最偉大的政治成就,也必然要承受一切世上受造物都無所逃的那種歸於空幻的定命。」務實政治 ,就是要理性地以顧全後果的方式達成目的。但何為目的,卻由價值理念決定。求存只是不得不面對的顧慮,它本身不是一個價值、亦不是政治的目的。只奉求存為獨一真理,那只是奉承權勢、而非真誠地向民眾負責。此等投降主義,豈有倫理可言?

若有機會與韓國人交談,他們口中的首席國賊,非李完用莫屬。李之可恨,也不只是親日的問題。畢竟好一批親日派,在大韓民國成立後還是混得好好的,甚至還有當過關東軍的前總統。而朴春琴等人尚可辯稱要在殖民體制內爭取改革,需要將朝鮮人聲音帶進永田町。日方檔案雖證明朴這類人是協作者,但他們在日人眼中,依舊是替朝鮮人說話的麻煩人物。

然而李完用卻只是一頭變色龍。起初日本雖擊敗清國,但俄國卻聯同法德二國要求日本放棄遼東半島。李氏此時見俄國強勢,就力主親俄,要國王高宗遷到俄國大使館逃避日人,史稱俄館播遷。李不久後與俄人失和,剛巧美籍改革家徐載弼創辦獨立協會,李遂為進步運動的光環擔任委員長,並藉此向美國拋媚眼。到日俄戰爭後,日本於韓半島獨大己成定局,他就毫無掙扎地奔向日本的懷抱,積極推動日韓併合。此乃向現實多番低頭的求存政治,但他有向民眾負責任嗎?沒有,因為他只會想到他自己!這種作為非常「現實」,卻絕對不是「務實政治」。

那麼,我們該如何在不該的年代、做應該的事?日本江戶時代的國學者本居宣長,亦曾為此思索。(待續)

 

原刊於《上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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