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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撕裂和表態的年代,讀村上春樹

2017/9/20 — 23:13

作者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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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這是一個「大是大非」的年代,任何議題,我們都要極速選定立場,然後站隊,在社交媒體以光速反應的年代,我們沒有時間,停一停,諗一諗,或者說一聲 I'll Pass,我們恐怕被嘲諷為「犬儒」「港豬」「平庸的邪惡」。在這個氣氛下,「沉默」和「沉澱」不能成為選項。

近來讀了一本薄薄的書,村上春樹和一位已過世的日本心理學家河合隼雄的對話語錄。河合採用的心理輔導學說較另類,例如他熟知榮格,也有用我認為是敘事治療的手法,讓求助人士以藝術治療,剖析潛意識的故事。故此他和小說家對話,能交織出火花。

對話年代久遠,1995年進行,然而裡面關於對集體社會心理的反思,還是值得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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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代,日本年輕人熱烈投入反安保運動,其後學運激進化暴力化,最後被政府打壓並式微告終,其後主流社會以致日本老百姓也感到厭惡。村上談到,事件一直對他產生了影響。他指出,當年學運以暴力結束,有一種宿命在當中,他覺得,和當時學生裡,有一種非黑即白的思維有關:

「那時學生反亂到底有什麼樣的意義,那時我們清楚知道什麼是惡什麼是義,並單純想道『只要打垮一個惡,就能浮出一個善。』是白是黑。John lennon是善,Nixon是惡,這麼回事。所以當時單純的物理性暴力不可能不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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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零年代說起來真是個奇怪的年代,『Love and Peace』和暴力同時存在.....我們是把『Love and Peace』當作一切事情應有的正確方式,對『除此以外的東西』都認為不對,成為抗爭鬥、鬥爭的根據......所以最後當然要面臨被暴力摧毁的宿命。」

村上春樹一直關心社會,小說《1Q84》裡就滲入他對六十年代學運的反思。當我讀到他對「正確」的批判思考,深受打動。以我理解,他認為一些聽起來很「正確」的事,即使正確得無可挑剔,若未能被當時人深入感受,再轉化成為屬於自己的理念,是沒有意思的。

他說:「我對於一些運動無法像『這是對的所以可以去做』或『這是不對的所以不可以做』似的單純地劃分清楚。不是這樣,我只能這樣想「要怎麼做,才能學會,讓那對的成為自己的東西呢」如果沒有這種自我說服,是不會隨便行動的。就算是花很長時間也一樣。」

村上春樹說,他沒法子進入一種狀態,就是「對的事」就等於就要付諸行動,除非把這些事變成自己的東西,這當中有一過程,過程還需要有一種痛楚。「『總之不行動就沒有意義』的說法,我無論如何無法苟同。這或許是我學生時代親身體歷所學到的事情吧。」

他說,要「找到讓自己受這種痛的路子」才令他投入一個運動。「凡事不經歷一番痛,或者痛苦的話,正確是沒有意義的正確。」村上春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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