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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黨基督徒

2017/8/2 — 13:48

1. 黨員信教者

雖然國家宗教事務局王作安局長在2017年7月的《求是》中,重申「黨員幹部不僅不能信仰宗教,還要做執行黨的宗教政策的模範,嚴守宗教政策法規紅線」,但在中共黨史上,卻存在著一群「黨員信教者」,出於革命鬥爭的需要,在宗教界從事地下工作。章怡和以「交叉黨員」來形容那些在民主黨派工作的中共地下黨員。這種「交叉」情況,也同樣出現在宗教界。

1941年9月,〈中央城委關於敵後大城市群眾工作的指示〉中,明確指出要利用基督教的組織來組織群眾。同時,中共中央又設想,要把部分黨的宣傳工作和文化工作「隱藏」在宗教活動和宗教機關,在宗教機關內應有「特殊組織」(即地下黨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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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打進去與拉出來

基督教的地下黨員有兩類:一是從外圍「打進去」,另一種是從裡面「拉出來」。所謂「打進去」,就是中共派人滲透至教會及基督教團體,以「基督徒」身分作掩飾。這些滲透至基督教界的地下黨,部分是在基督教家庭成長。例如在國共內戰時,天津南開大學地下黨負責人沙小泉,便是出身於基督教家庭,曾參加北平青年會。當時地下黨領導要沙「以基督徒的面目同天津基督教青年會聯繫,以便利用青年會開展學生運動,也有利掩飾自己」。至於「拉出來」者,即指原有中共地下黨以不同形式,在教會內部物識對象,參加中共的「外圍組織」,進而物識認同中共者,並發展成黨員。例如北京的趙復三,出身於基督教家庭。他母親王淑懿,是名牧王煜初牧師的十女。趙於聖約翰大學期間加入中共,1946年畢業後任青年會學生幹事。他是北京三自運動的重要骨幹,1953年調入燕京協和神學院任教務長,並由中華聖公會華北教區凌賢揚主教按立為會吏,1954年轉為會長(牧師)。後任教區總幹事,北京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副主席。1981年北京市三自會恢復,任副主席。1980年代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和黨委副書記,也是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第三、四屆副主席。1989年「六四」後,因在巴黎公開譴責中國政府而未有返國。後移居美國,2015年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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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著名的地下黨牧師是李儲文。李於畢業於教會大學(滬江大學),是基督教學運的積極參與者。1949至50年在美國耶魯大學進修。1950年回國後,任青年會全國協會幹事,並積極推動三自革新運動,又在上海國際禮拜堂任牧師。1954年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成立,任秘書長要職。文革期間,黨員身分「暴露」,派至上海市政府外事辦公室。1983年被派至香港,任新華社副社長。時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指李曾是「做宗教工作的秘密黨員」。香港左派人士吳康民曾形容李儲文:「如果不是他的黨員身份暴露,這位溫文爾雅的牧師,能用英文講道的宗教界人士,也許會在教會中繼續做工作,甚且代表宗教界擢升黨和國家領導人」。

3. 紅線與灰線

要了解中共地下黨的工作,不能不提及「線」。「線」有「紅線」與「灰線」之別。前者是具明顯左傾取向的外圍組織,而後者則是以其他界別作掩飾。同時,中共也按不同系統,分成「金融線」、「教育線」、「學生線」、「紅校線」、「灰校線」、「宗教線」等。「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累力量,以待時機」是中共地下黨的工作方針。昔日地下黨在國共鬥爭時,發揮了關鍵作用。而在中共建國後,為了貫徹黨的領導,故仍在一些中共不便公開活動的界別(如民主黨派、宗教界)維持地下黨組織。1997年前,中共不能在香港公開活動,新華社便成為中共港澳工委的掩飾。1997年後,儘管香港已「回歸」,但在「一國兩制」下,中共也不能公開活動。因此,香港成為昔日國共內戰時期的「白區」,不同界別的地下黨,或統一接受黨的領導,或個別接受「上線」領導,為黨工作。程翔曾估計,香港至少有40萬地下黨員。

昔日救國青年為理想而從事地下工作,今天,為的又是甚麼?

4. 我往哪裡去,躲避黨的面?

中共實行黨國體制,以黨治國,黨成為「無處不在」的政治實體。儲安平在1957年便因批評「黨天下」而被打成右派。 80年代趙紫陽的政治體制改革,一度提出「黨政分開」而未果。今天,「黨天下」的情況,不僅存在中國,也成為香港最大的威脅。唯根本上落實憲政改革,推動民主轉型,才是擺脫「黨天下」的唯一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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