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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之道:萬馬齊喑

2019/3/2 — 8:31

時任學生會外務副會長鄭悅婷、校董會學生代表李傲然、時任理大學學生會會長林穎恒及現屆理大學生會代表(由左至右)

時任學生會外務副會長鄭悅婷、校董會學生代表李傲然、時任理大學學生會會長林穎恒及現屆理大學生會代表(由左至右)

直到傍晚(3 月 1 日)傳媒打電話給我,問我有什麼看法的時候,我才知道理工大學決定嚴懲幾位去年年底民主牆事件的學生,然後趕得及上網聽了他們那個記者招待會。聽完之後,思前想後,百感交集,真的不知道自己還可以說什麼。作為大學的教職員,也不知道有什麼可以做。

這幾年,大學發生了幾件事都令人很難保持沉默,我也從來不覺得需要掩飾自己的觀點。但老實說,當一次又一次是這樣的時候,自己越來越有魯迅所說的那一種「兩間餘一卒,荷戟獨徬徨」的感覺。

先說明一點,我不知道今天受到嚴厲懲處的那四名學生當天上到大學校長辦事處樓層的時候做了些什麼。但如果他們當時真的是使用了暴力,我認為大學當局當天就應該報警。大學不應該是如此嗎?大學應該可以容許不同的觀念衝擊激蕩,應該有自由的討論及辯論氣氛,但卻絕對不能使用暴力。這一點在我當年讀大學的時候已經很清楚了。如果當天沒有這樣做,今天卻以學生曾經使用暴力作為嚴厲懲罰學生的理由,就應該提出紮實的證據,特別是當學生否認他們曾經使用過暴力。作為大學,要如此嚴厲地懲罰學生,就應該向大學的持份者、公眾及社會提供紥紥實實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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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學生開的記者會,同學們否認曾經使用過暴力,更有學生指自己曾經被推倒。這一點應該搞清楚。再從他們的談話內容看來,我也傾向相信他們曾經講過一些「粗口」。但其中一位被重罰的同學也說,他覺得大學高層講的說話「難聽過粗口」。看來所謂「粗口」,有時也得看語境及當時的實際情況。早前我在網上與一位年輕人討論的時候,我用上了「吹雞」兩個字,那位年青人便認為我太粗俗。可知何謂「粗口」,在定義上可能有世代的差異;就算同一個世代,可能也會因為語境、場合及期望上的不同而出現歧異的詮釋。

校方說同學講粗口,並以此作為嚴厲懲罰同學的其中一個主要理由。但另一方面,同學又認為校方的說法難聽過粗口。如果雙方的感覺都是真實的,學生就只能慨嘆,同學講粗口就會成為被嚴厲處罰的理由,同學們認為大學的老師或管理層說的話難聽過粗口,同學們也只能無可奈何。說到尾,這是在一個權力不對等的遊戲中,早就注定了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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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歸正傳,是否要如此重罰學生,要看事件的嚴重性。作為大學的教職員,要公開說不同意大學高層對學生作出這樣嚴厲的懲罰,可能有點不智。但我也不得不說,如果真的要對學生作出如此嚴厲的懲處,便應該有足夠的理據來說明那件事的嚴重性,又要因應那件事的前因後果,例如是不是學生有意挑起事端,並以此來衡量學生應該為事件負上多大的責任,這樣才能合理地決定怎樣量刑才算恰當。

根據我對事件的認知,去年九月底,因為學生會有同學認為應該對幾年前的佔領運動作出回顧,又考慮到當年在金鐘佔領區的那個民主牆,即後來所謂連儂牆的特殊意義,便把學生會管理的大學民主牆暫時以連儂牆的形式展示,也可以讓同學們對事件表達感受。同學們如何表達都是可以的,也沒有人可以強迫任何其他人貼紙仔。

如此在民主牆上貼紙仔,可能真的不完全符合民主牆一向的運作規則,但如果能夠嘗試去理解年輕一代在件事件上的情緒,也應該慶幸他們不是說要即時再搞一次佔領運動。言論表達就是一個社會的安全活門,只要能夠容忍不同言論,讓不同的意見及見解可以自由表達及辯論,出現極端情緒及對抗的可能性便會減低,這是很簡單的道理。我當時都講了,只要各方面不過度反應,那個暫時變為連儂牆的民主牆,不消兩個星期便不再有多少人會理會。隨後的事態發展,證明我又估計錯誤。

一百年前的「五四運動」也好、三十年前的「六四事件」也好、五年前的「雨傘運動」也好,令矛盾及抗爭激化的,往往就是有權勢的一方不恰當地運用其權力。當時我只覺好笑,堂堂大學師長,竟然因此與同學仔玩貓捉老鼠的遊戲。同學們早上貼了紙仔上民主牆,大學在晚上及半夜便用紅色紙把民主牆完全覆蓋。

如果學生質疑「大學高層只追求政治正確」這個指控有錯,何不把反對這樣做的道理公開講出來?大學還有很多未表態的同學及同事,有必要的時候他們都會出來評評理。當然,我的意思是說,當「評評理」也可以是一個可以自由表達而無需有所畏懼的選項的時候,很多人都會在適當時機表達意見的。如果有道理,有什麼好怕?有什麼需要迴避?大學不應該是一個講道理的地方嗎?當大學生對飯堂提供的菜式是否足夠及收費是否合理都可以討論的時候,為什麼要迴避一些大問題的爭辯?今天不少大學生說,作為大學師長的我們,今天原來也是「只追求政治正確,而不是追求真理學問」的時候,只把這些指控說成是語言暴力或無禮,其實只是掩飾我們自己甘心把頭埋在沙堆做鴕鳥而已。

今天記者會上有一位同學說,作為大學教授,不追求真理、不追求學問,沒有資格被學生稱為大學的師長。又有另一位同學說,言論自由及思想自由本來就是大學校園應該有的,大學不去捍衛,現在反而要學生去爭取,還要令學生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不明白是什麼道理。這兩番出自年輕學子口中的話,都足以令為人師表,以知識分子自居的我們心中愧死。年輕人的率真與直覺,往往都比成年人的機心與計算更值得大家重視與反思。

真的嚴重到要一位同學虛耗一年光陰於休學中嗎?就算學生真的過了界,犯了更大的錯誤,就真的應該嚴重到踢出校之外還要永不准許他報讀理工大學的課程嗎?據知就是犯了重罪的罪犯,就算判了長期監禁,懲教署都要因應他們的意願幫助他們報讀一些外間院校的課程。理工大學還有一所孔子學院,我認為這應該起碼可以提醒每一個人,孔夫子的其中一個教訓是有教無類。追求形式與造作,跟心態上的虛應與妄傲,往往就是從這些矛盾的行為中暴露出來的。

不需要看大學如何回應傳媒的查問,我也知道大學重視學生的品德與操守,我也希望這不是葉公好龍。但如果說學生真的講了些粗口、反應上比較強烈、甚至出現了一些肢體上的衝撞,便會嚴重影響大學的形象及聲譽,那我就更有理由懷疑,如果有一位身為校董的曾經出席當年鼎鼎有名的小桃園飯局,與江湖人物把𥵃舉箸,對作為代表社會道德良知的大學形象損害豈不更大?為何大學高層對此又一直噤若寒蟬?整個社會對權貴的胡作非為如此寬容,對年輕一代及持異議人士又是如此苛刻,就連學院對學生也是如此不成比例及不合理地嚴厲,反差如此大,社會如此雙重標準,我不認為大家會服氣。社會上的怨氣與敵意揮之不去,誰應該負最大的責任?

大學當然有權處罰違反校規及各種行為守則的學生,大學也應該捍衛師長的尊嚴。我也知道今天的大學已經不會有蔡元培及胡適,但我也不願意看見越來越多人只學來五四運動時說要鎮增壓學生的徐世昌總統、或六四悲劇殺戮事件之前喊打喊殺的李鵬的那副嘴臉。政權的打手、政府的官員、建制派的那些應聲蟲和五毛是這樣,不特別令我感到意外或失望。失望正是因為有期望,感到徬徨正是因為認為應該有方向。作為大學的一員,我仍然希望大學能夠捍衛多元的言論空間,讓學生在自由開放的空氣中學懂選擇與自律,更學懂對不同意見的尊重與容忍。要做到這一點,首先便是我們自己作為師長的,要帶頭以包容及謙虛的心態來面對不同的見解與挑戰。作為大學的一員,我知道不一定每一次都做得很好,但我希望我自己可以做得更好;我不希望兩間餘一卒,不論那「一卒」是我自己還是任何其他人;我更希望今天香港的大學,不會因為政治環境的淪喪而把大學之道忘記得一乾二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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