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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法律期刊 詳述公安來港跨境執法 赴銀行取證物被指「挾持綁架」

2016/1/5 — 14:34

《國產凌凌漆》劇照

《國產凌凌漆》劇照

銅鑼灣書店股東李波在港離奇失蹤,令人質疑是否事涉大陸公安來港執法。浸會大學新聞系高級講師、資深新聞工作者呂秉權今日《明報》撰文,引述全國法律類核心期刊《犯罪研究》於2005年由廣東省公安廳官員撰寫的期刊,當中曾提及多個關於公安在港非法跨境執法的細節和案例,包括直接派人到香港辦案,要求香港執法機構協助強行對案件相關人員抽取血液樣本,有公安曾經與證物保管人一起到銀行拿取證物,最後證物保管人反指被挾持綁架,公安立即逃離現場。

翻查資料,大陸北大法律網刊載了相關2005年的《犯罪研究》期刊全文,文章題為「試論涉及香港地區刑事案件的警務協作」,由廣東警官學院教授許細燕,以及廣東省公安廳刑偵局追逃組組長劉紹新撰寫。

文章篇幅約5000字,詳述大陸公安與香港警方之間的警務協作的方式,錯誤的例子以及正確的協作方式。文首提及,涉港刑事犯罪案件的數量一直持續上升,惟因兩地法制不同,涉港刑事犯罪案件在執法上存在一系列的法律障礙,導致打擊不力,「但必須指出的是,涉港案件一旦處置不當,極容易釀成政治性事件,造成嚴重後果,甚至有關執法人員還可能在香港要負上刑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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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曾向警方要求 凍結嫌疑人資金

其中一篇章節提到,「常見的錯誤偵查執法行為」,提到種種公安跨境執法的「錯誤」例子,「近年來,時有少數內地公安機關出於各種原因而未經事先聯絡,直接派人到香港辦案,甚至整個辦案過程沒有過清香港警方人員在場見證,這種行為給人留下『非法越境執法』的口實,極容易造成嚴重的涉外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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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提出,在香港,公民只要沒有違反香港法律,香港警方就無權對其人身及財產採取任何強制措施,但內地有公安機關與民警由於不瞭解香港法律的這些規定及其賦予香港警員的權力範圍,而向香港警方提出一些超越其權力範圍的執法請求,

如有的請求香港警方協助凍結涉案犯罪嫌疑人在香港的房產與銀行資金,扣劃銀行存款;有的請求強制傳喚犯罪嫌疑人到案:有的請求對犯罪嫌疑人採取強制措施;有的請求香港各方協助強行對案件相關人員抽取血樣,做DNA鑒定。(文章節錄)

文章有提及,1999年6月,某省某市公安局某派出所在偵查一宗特大搶劫案件時,發現一名犯罪嫌疑人已經潛逃香港,該所一名領導將單位工作介紹信、自己的工作證、對該犯罪嫌疑人的刑事拘留證等文書傳真到香港某警署給其相熟的一名警長,請求協助捕捉該犯罪嫌疑人,「該警長立刻帶領人馬將該犯罪嫌疑人捉獲。當雙方各自向自己的上級主管部門報告,請求安排移交時,才認識到好心做了違法的事。事後該所領導受到通報批評,香港的警長被上級訓誡一次。」

作者指出,不同司法管轄區的警務合作,按國際刑警組織協作慣例是,倘一方的警務人員請求另一方協助案件調查,須先知會對方和清楚地說明案件性質、尋求協助調查的範圍,再由當地執法人員依法進行調查工作,因此,如果內地警方人員要在香港對涉案目標人物進行監視、跟蹤等,屬於查案範圍,依照雙方協定,必須由香港各方依法代為,內地警方人員是不能在香港行政區域內開展監視、跟蹤等偵查活動的。

公安赴香港銀行取證物被指「挾持綁架」

文章提到,若果公安促使在香港物證保管人將物證交給內地警方,應說服其自願將有關物證在香港警方人員的見證下交給內地警方人員,其次是在物證保管人表示不希望有香港警方人員在場時,為防止誤入他人圈套,造成被動,內地警方人員應當儘量說服其將物證帶到內地交給內地警方,不要在香港同其支援物證。

文章提到,2002年6月,某市公安機關偵查人員隨物證保管人蘇某到香港銀行試圖取走一宗殺人犯罪案件的物證,但蘇某向銀行保安聲稱被人綁架,導致公安立即要逃離現場。

2002年6月7日,某市公安機關偵查人員隨物證保管人蘇某到香港銀行調取一起殺人犯罪案件物證(一條紅寶石項鍊),由於事先蘇某請求不要將此事通知香港警方,所以內地警方沒有知會香港警方,當到達香港某銀行時,蘇某突然變卦,對該銀行保安聲稱被人綁架,當時,辦案偵查人員反應快,迅即離開現場並馬上返回內地,然而後來蘇某還揚言要召開記者招待會控告大陸公安「越境執法,破壞一國兩制」。本案也因此缺乏犯罪證據,導致檢察院做出不起訴決定。第三是為取得物證保管人信任,內地警方人員應事先讓物證擁有人(通常是內地警方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寫出自願交出物證的書面信函,帶往香港向物證保管人出示,有條件的可讓物證擁有人與保管人直接通電話確認,必要時也可乘機做說服工作讓其將物證帶回內地交給警方。(文章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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