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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漢奸」與小「港賊 」 —《驚弦:汪精衛的政治生涯》讀後雜感

2018/8/30 — 14:47

李志毓 《驚弦:汪精衛的政治生涯》

李志毓 《驚弦:汪精衛的政治生涯》

早前在七月的書展購得李志毓的《驚弦:汪精衛的政治生涯》(註一)一書,讀後久久不能釋懷。其實,筆者過去只讀過一本掌故式的《汪精衛傳記》和零篇散章的雜誌文章,令筆者再三回味的卻是那冊精雕細琢的汪精衛《雙照樓詩詞藁》(註二)。如今,李志毓的作品是學術研究性質的博士論文,用客觀史料的鋪陳手法,以「死生:『烈士』成名」、「進退:教育與政治」、「沉浮:聯共,反共」、「戰和:面對日本」、「去留:汪蔣分歧」和「成敗:『和運』的淪落」等六個篇章詳列細述汪氏的一生,不在乎立論推斷的精確,卻在於剖析前因後果的徹底,像一面呈現汪精衛面貌身段的全身鏡。

無論對於左中右政治立場的人來說,汪精衛「漢奸」之名相信早已「蓋棺定論」,只不過他染病早逝,抗戰後國民黨審理過二萬五千個「漢奸」的裁決名單上並沒有這位黨國元老的名字。以「革命烈士」揚名立萬為發端,卻以「賣國漢奸」身敗名裂作終結的這樣一位顯赫政治人物,雖然逃得過在法院上自尊心被羞辱的公開審判,還是避不了歷史尋根究底的公論。李志毓當然並非嘗試為汪精衛「翻案」,只是不贊同簡單的給汪氏貼上「漢奸」標籤,也不認為汪氏與日本媾和是「捨身飼虎」的英雄主義表現,卻清楚指出汪氏的悲劇性「部分的源於一個軍事化時代文人的處境,部分的源於他自身的弱點」。(註三) 

在硝煙彌漫和風雲幻變的政治紛亂年代,他才情橫溢的浪漫和懷抱議和救國理想的執著,只能夠演繹為悲劇人物的性格弱點,以及最終變成不可逆轉的投日叛國宿命。他書寫過的四個大字「悲智相生」現仍藏於日本岐阜縣長良川畫廊 (註四),似乎隱約道出他一生的矛盾相剋本性。李志毓概括描述汪氏的文人性格特徵:「他多情、脆弱,而易衝動,不乏捨生忘死的勇氣,但缺少強韌的意志和圓融折衝的智慧」。(註五) 有關汪氏力主推動「和平運動」的過程轉折,該書著墨記述甚多,涉及汪氏對日本內閣議和與軍部勢力的誤判、對戰局政情急劇變化的憂戚、對中共伺機崛起的恐懼,以至在議和過程起伏和衝突中的偏執等等,不過汪氏還是以「飲鳩止渴」結局告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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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1938年底日本首相近衛文麿發表「調整日華國交之根本方針」,汪氏過高的估計其求和行動對日本國內決策的影響力,其後日本軍部已壓服內閣的主和派,汪氏「和平救國」的夢想徹底幻滅。平情而論,從當年戰情不利的慘烈情況看,焦土抗戰只是玉石俱焚的現實寫照,「戰必亡國,全局覆沒」是抗衡「抗戰到底,決不妥協」的議和聲音,並非完全來自汪精衛個人判斷,甚至史學家陳寅恪亦曾「一力主和。謂戰則亡國,和可偏安,徐圖恢復」(註六)。筆者只能慨歎歷史的是非正誤往往沒有絕對的一錘定音結果,更沒有「事後孔明」或「悔不當初」的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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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重溫「漢奸」汪精衛的一生而聯想到當前香港一眾「港賊」的勾當,不無感觸。相對於通敵竊國的大「漢奸」而言,彈丸之地的香港只能孵出小「港賊」來,而由於因緣際會,回歸後恐怕「港賊」多不勝數。況且,在政治上以仰中共紅色王朝鼻息的「中國香港人」來說,既沒資格條件也沒膽量識見當上「漢奸」,否則就是反了碗底的「老祖宗」,那麼,只能一心報效黨中央的鼠竊狗偷便做了「港賊」,至今一直仗勢橫行無忌。

「港賊」指的當然是「盜取和出賣香港本土有價值東西的賊子」,而所謂「香港本土有價值東西」說的正是「香港多年來所擁有的在體制上、制度上、運作上、普遍認知上和根深蒂固深藏人心的,值得守護的,以及必須繼續發揚的行事標準和價值觀念」。這些年來,那些「港賊」不斷以挖土搬磚的手法,拆毀香港賴以經年屹立不倒的法治、人權、自由、民主基石。筆者不必「對號入座」,也不必逐一指名道姓,讀者只須環顧四週,必定能夠識別和抽出牠們來。那些曾經動過手腳破壞香港的「港賊」可說遍地皆是,首長級的老熊貓、蒼狼和白鵝,其他的狐群狗黨,以至鼠輩畜類等等,如今依然明目張膽或者暗地鬼祟的作惡多端。「香港人」必須認識清楚那些「中國香港人」的「港賊」面目,更必須提點親朋戚友和子女學生等經常警惕,切勿被蒙騙上當。

昔日的大「漢奸」以「保存國力、維持民力」為由議和而麻木國民意志, 當前的小「港賊」用「維護香港繁榮安定」的甜言哄騙「香港人」為順民,筆者以為同樣是糖衣包裹的蒙汗藥!

 

註一:李志毓 《驚弦:汪精衛的政治生涯》牛津大學出版社 (2014)
註二:汪精衛 《雙照樓詩詞藁》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2012)
註三:《驚弦:汪精衛的政治生涯》第277頁
註四:《驚弦:汪精衛的政治生涯》第viii頁
註五:《驚弦:汪精衛的政治生涯》第283頁
註六:《雙照樓詩詞藁》第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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