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奪權:67 暴動的潛藏意識

2018/7/13 — 16:27

《香港67暴動始末—解讀吳荻舟》內容簡介之二

左派在發動67暴動的官方說辭 [3],都是說港英殖民統治迫害勞動人民,迫使大家起來反抗,這種論調充斥著左派的宣傳、教育、及文化作品,所以,在左派圈子浸淫日久的人都能琅琅上口不加思索地背誦如流,例如工聯會榮譽會長陳婉嫻,就在她的《am730》的專欄裡這樣說:「當時社會腐敗,殖民地當權者的壓迫充斥著歧視、欺壓,前輩們的出發點是貧苦大眾的利益」。

關於殖民地統治引發暴動的說法,不能說沒有道理,因為這在其他殖民地也是屢見不鮮的。筆者也認為當年香港社會存在著三大矛盾(民族、階級、官民),是構成67暴動的內部因素,但同時強調左派輸入大陸的文化大革命,才是主要的原因。筆者認為在「67暴動」這件事上,如果內外因可以量化的話,則內因只佔三成,外因要佔七成。究竟香港左派為什麼要輸入大陸的文革呢?在詳細閲讀吳荻舟的遺文中,筆者覺得造成香港 67 暴動的一個潛藏因素是香港左派在中共地下黨的「極左」路線影響下,汲汲於奪取港英的管治權,這種奪權心態由來已久,終於導致67暴動的爆發,這是筆者在這本書裡一個重要的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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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拙作《香港67暴動始末—解讀吳荻舟》(以下簡稱《始末》),筆者詳細分析了這種奪權心態的形成、發展和結果。

一,它首發於 1957 年港澳工委這個組織從廣州「下放」到香港(即是以香港為基地)。受到當時內地「大躍進」 「極左」路線的影響下,港澳工委一到香港,馬上開展「十大鬥爭」,直接威脅到港英的統治,因而受到周恩來、陳毅的批評,他們把港澳工委的頭頭召集到北京開了50天整風會議,批評了港澳工委的做法是「試圖在香港建立第二個權力中心」(詳見《始末》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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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959 年的 50 天整風會議,雖然暫時遏制了奪權的潛藏意識,但到了1966年,這種意識又借屍還魂,以「群眾希望早日解放」為由,要求中央提前收回香港。1966年5月工聯會派人赴京陳述港澳同胞希望「早日解放」的訴求,迫使吳荻舟要苦口婆心地解釋「香港越遲解放越好」的道理。事實上香港的群眾是不可能有「早日解放」的訴求的,因為當年香港人口中約有三分一是逃避共產主義災難來港的(這是吳荻舟的估計),他們怎會有「早日解放」的訴求?當年香港人的集體記憶之一是大家用盡千方百計把糧油食品衣服藥物送到大陸的親人手上。那時的香港人會要求「早日解放」嗎?事實上,左派這種做法有嚴重誤導北京之嫌,迫使北京同意「早日解放」香港。為什麼要撒這個謊呢?因為「早日解放」後他們就能順理成章地掌權(詳見《始末》第二章)。

三,大陸爆發文化大革命後,第一個延伸到境外的是澳門,1966年底的「12.3事件」是澳門地下黨在港澳工委的領導下成功奪取了澳葡的實質管治權,使澳門自此淪為所謂的「半解放區」。澳門的成功,更令港共躍躍欲試。當年工聯會副理事長潘江偉坦承「工會上上下下都想鬥一下」 (詳見《始末》第二章)。

左派於「澳門123事件」後以反殖為題,以文革形式搞抗爭。街頭巷尾都是集會。(網上圖片取自《澳門日報》編輯,《反對葡帝在澳門的罪行》。)

左派於「澳門123事件」後以反殖為題,以文革形式搞抗爭。街頭巷尾都是集會。(網上圖片取自《澳門日報》編輯,《反對葡帝在澳門的罪行》。)

四, 暴動爆發後,吳荻舟在他的《六七筆記》中記載了時任國務院總理的周恩來怒斥香港左派謊報軍情藉以「迫中央上馬」的情節,周恩來還擔心左派的做法「搞不好會搞出一個提前收回香港」的局面。他更告誡香港左派不能試圖倣傚澳門左派在「一二三事件」中的奪權。(詳見《始末》乙部分《67筆記註釋》5月27日條)

五,暴動結束後,中共中央在1978年召開港澳工作會議總結暴動的錯誤時就明確地指出,當年左派發動暴動的原因是「企圖迫使中央出兵收回香港,後果極其嚴重」(見李後《回歸的歷程》)

從這五點看,「奪權」是左派發動暴動的一個潛藏意識,這與他們公開的說辭「前輩們的出發點是貧苦大眾的利益」是風馬牛不相及的。

(拙作《香港67暴動始末—解讀吳荻舟》的新書發佈會將於7月14日上午11點假香港總商會會議室舉行,地址為:金鐘統一中心22樓,歡迎讀者參加,報名詳情見此

註釋:

[3]詳見港九工會聯合會在其創會60週年紀念刊物《光輝歲月薪火相傳——香港打工仔的集體回憶工聯會歷史圖片1948-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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