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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工的尖叫是刺破黑暗的力量

2016/3/15 — 15:06

網絡片段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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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潘毅】

破土編者按:婦女節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857年紐約的紡織女工抗議惡劣工作條件、爭取10小時工作制的鬥爭。1908年3月8日,為了紀念五十一年前的女工罷工,近15000名紐約婦女走上街頭,爭取投票權,抗議血汗工廠剝削,並喊出了象征經濟保障和生活質量的「面包加玫瑰」的口號。如今一個世紀過去了,當今勞動婦女的身上仍然壓著資本、國家與父權制這三座大山。要實現婦女解放,未來要走的路還很長,但是來自女工的尖叫和吶喊讓我們看到了刺破黑暗的力量。

一聲尖叫刺破了黎明前的黑暗。它又來了,就像往常一樣,在淩晨四點鐘的時候。阿英又做了同一個噩夢,並再一次尖叫起來。我被那鬼魅一般的尖叫聲驚醒,可它卻已經消失了,夜再一次沈入無邊無際的靜寂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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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六年四月,我在深圳一家港資電子廠(流星廠)工作,阿英是在這家工廠打工的一個女工。

阿英的夜半尖叫已經持續了整整一個月。她說連她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麽會這樣,而且也無法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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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到人家議論我做夢尖叫的事情,我心裡很難過。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怎麽回事。我一醒來,尖叫聲就消失了,接著我就又睡著了。不過,我每天晚上都會做同一個夢:我夢見自己朝著一個碼頭走,想要坐船渡過一條河。這條河把兩個村子隔開了,要想到另一個村子去的話,就只能坐船。……我眼巴巴看到船就要開走了,心裡很著急。但是我的身體卻怎麽也動不了,又疼又累,想動也動不了。我心裡怕得要死,因為船就要開了。我眼看就要被丟下了,天愈來愈黑。夜來了,我走投無路了。

阿英在夢中感到的巨大恐懼使她完全失控地尖叫起來。然而就在她發出尖叫的一瞬間,她醒過來,隨即又倒頭睡去。正是在工廠中與這尖叫聲的不期而遇,以及試圖理解、解讀以及整理其不可能之中的可能意義,驅使我去認識認知的實踐。阿英的尖叫聲將我引入一個陌生而危險的場域之中,我從未涉足過這個地方,它存在於聲音和文字之間,語言和非語言之間,意識與無意識之間。我知道是痛楚,以及對其體驗之不可能使我產生了創造一種抗爭文體的渴望。

個人創傷

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麽會做那個夢,而且每天都會做同樣的夢。碼頭、河,對我來說是那麽熟悉,我好像曾經到過那裡似的。……我從什麽時候開始做這個夢的?一個月前,我們連續三個晚上被留下來加班到11點半。而且星期日的早上我們又要搬到新宿舍。我覺得很累,渾身上下到處都很疼,身體簡直就好像不是我的。我無法控制身體,也沒辦法止痛。其他人都出去逛街了,屋子裡空蕩蕩的,我使出渾身的力氣大喊了一聲,聲音大得連我自己都不敢相信。那聲音把我嚇壞了。從那以後,我就開始每天晚上都做那個夢並發出尖叫了,一次又一次。……

阿英的夢魘和尖叫類似一種創傷性精神官能症。在表面上看來,她是個普通工人,與其他工人沒有什麽兩樣,當然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第一次見到阿英的時候,她已經在流星廠工作了13個月。阿英在工作中沒有犯過什麽錯誤,家裡也沒有發生過什麽重大變故。

盡管阿英的生活中沒有出現過什麽令她震驚的事情,但是可以肯定,她的意識領域首先經歷的是工廠超時勞動所引發的身體痛楚。

我有背痛的毛病,經常痛得很厲害。我到這裏工作才幾個月,後背就開始痛。你知道,我的工作比起線上的女孩子還算是比較輕松的。她們一天到晚都要坐在那裡,而我在生產部的工作只是打字、做記錄、記賬,有時候還可以起身走走,喝點兒水,休息休息。但是不知道為什麽我的背上還是會痛,有時候是後背痛,有時候是脖子痛。

阿英是流星廠生產部的一名文員,這實際上是她的第二份工作。阿英在家鄉初中畢業後,曾經到廣州學了一年會計。阿英對自己身體疼痛的理解充滿了矛盾:有時候她覺得疼痛顯然是由於繁重的工作壓力所致,但有時候她又會覺得是因為24歲的自己年紀太大,已經沒有精力每天埋頭苦幹上12個小時,對工廠的工作應經不再能適應。在這裏,年紀大的意思是指身體狀況已經不足以應付工廠的工作。

工廠裏經常發生女工在工作中暈倒的現象。五月的一個炎熱午後,A線上一個叫阿蘭的女工又暈倒了。她的臉色煞白,嘴唇沒有一絲血色,冰冷的身體不停地顫抖著。面對阿蘭身體的冰冷和疼痛,大家都束手無策,生產線被迫停止了運轉。「這是女人的事情、女人的周期,女人的命運。」工廠裡的所有女工,這種疼痛,以及這個無法逃避的問題。這種女性的普遍經驗無可避免地將工業時間的僵化本質與女性生命之間的沖突暴露無遺。

阿英說24歲的自己已經年紀太大,不再適合在工廠打工,這句詁不僅表明她的身體狀況,而且暗含更多的是她所承受的微妙的社會文化壓力。在中國農村的文化中,年齡蘊涵著豐富的性別意義。阿英出生並成長於湖南西部的一個小鎮,盡管這個小鎮是全省最貧窮的鎮之一,但是由於阿英的父母都是鎮政府的正式幹部,因此她的家境並不差。高中畢業後,阿英努力想考上大學,結果兩次參加高考都名落孫山。阿英19歲那年,父母將她送到廣州讀了一年會計。畢業後,她回到家鄉在鎮政府下面的林業局當上了一名會計。

然而無論是工作,還是貧窮小鎮的生活都不能令阿英感到滿意:經過在廣州的那一年,阿英清楚地感受到城鄉之間的巨大差距。她說:「在老家,我雖然是個幹部,可是工資只有一、兩百元,而在廣州即使是一個普通工人也比我掙得多。」而且除了工資差距之外,物質生活方式上也存在巨大差別。沒有年輕人願意留在小鎮上,阿英告訴我說:「鎮上的年輕人不管有沒有受過教育,都跑到廣州闖世界去了。」阿英自己也不例外。阿英與她的姐姐一起去東莞打工,後來姐姐嫁給了一個當地人,於是她們倆每人向地方政府交了500元錢,便將各自的戶口都從老家遷到了東莞。

三重壓迫

阿英在東莞工作了兩年多,她在一家電子廠當秘書,月薪600元。在東莞打工的第一年她過得很開心,作為一名直接向公司總經理負責的秘書,她在公司的地位很高,而且還能夠在工作中學到很多東西,尤其是學會了如何處理復雜的人際關系。然而最終,一段曖昧的感情卻迫使她離開了公司,甚至離開了東莞。因為她和公司總經理——一個40多歲的香港男人——有了私情。

一天晚上,在一起去書店的路上,阿英向我講述了她的這段往事:

他對我特別好,就像個叔叔似的,他教給我很多東西。說老實話,我並不恨他。我們在工作上是好搭檔,他從來沒有罵過我,也沒有批評遇我……但是他在香港有家庭,有妻子,還有兒女。有時候她們會從香港來探望他,一家人看上去很幸福似的。他想讓我做他的情人,而且說如果我願意跟他,他就給我找個地方住,照顧我。你知道,現在很多女孩子都希望找到這種關係,讓男人來養她們。她們不介意沒有地位。但是我很猶豫,怕萬一出了事自己控制不了。說不定會影響我一輩子。

阿英拒絕了這種關係,並離開了公司。然而,離開東莞又使阿英不知道應該何去何從。

我猶豫不決,是回家?還是去別的地方找工作?開始的時候我真的不知該如何是好。我很想家,很想回家。但是我發現自己別無選擇。我的戶口已經遷出來了,所以我不可能再回到鎮政府工作了。我發現自己已經無家可歸。我不能這個樣子回家。

就在那一刻,阿英意識到自己的生命一旦拋出,便再也無法回頭:她的生活從此再也由不得自己控制了。她經常告訴我她在到處漂泊。然而矛盾在於,為了避免失去對自己命運的主宰,她毅然壓制了自己愛一個男人的欲望;而現在,她發現自己已經陷入這種不由自主的境地。我認為這個突然的「頓悟」可能是造成她創傷的原因。阿英省悟到一些她無法接受的東西,而這個省悟是一個充滿痛苦與拒絕的過程。

離開東莞之後,阿英在一個親戚的幫助之下,在深圳找到了現在這份工作。然而這份工作她卻做得並不開心:作為公司裡的一名普通文員,阿英不再擁有任何像在東莞時候那樣的地位和特權,在她的上頭是一個龐大的層級架構。她很清楚,如果沒有特殊的關係,即裙帶關系或親屬關係,晉升的機會可謂微乎其微。像流星廠的其他工人一樣,她每天工作12個小時,而且還要加班。

我以前從來沒有想到工廠裡剝削這麽嚴重。我知道老板們總是能賺很多錢,工人的工資卻少得可憐。在東莞工作的時候,所有人的工資我都曉得。……工人工資很低,總經理在飯店裡吃一頓飯的花銷要超過工人一個月的工資。工人之間也不平等,有些人的工資是其他人的兩、三倍。但那個時候我從來沒想過為什麽,我接受現實,覺得這是人各有命。

阿英在流星廠的月薪只有550元,比在東莞的時候少50元。她認為自己應該賺得更多,因為她在廠裡所做的工作超出一個文員的職責範圍。作為一名既會做圖表又能做會議記錄的打字員,她實際上承擔了生產部辦公室的大部分工作。

在流星廠,工人們普遍都強烈感覺到自己是一件商品,阿英尤其如此。在市場力量取代國家指令對社會生活進行管制的改革時代,急劇的轉型孕育出一種疏離感。農民們離開土地進城打工,城市的生活與農村完全不同,在城市中,她們只能靠出賣勞動力換取金錢。「賣身」所指的不僅是女人將身體出賣給男人,而且也可以是工人將身體出賣給資本家。打工者必須意識到自己是無產者,因為離開農村和土地的時候,她們除了自己的身體之外,一無所有。

盡管如此,階級意識的表現卻因時因地而有所不同。阿英在東莞的時候比較願意去面對工廠生活,覺得「賣身」給公司很合理。而到了深圳,她開始抱怨工資低,並對不平等和剝削愈來愈敏感。她對老板的看法也隨著環境而有所改變。她現在將自己放在一個完全對立的階級立場上。在東莞的時候,阿英的階級地位並不明確,而現在她已經完全清楚自己的地位:以前我管人,現在被人管。……在那些經理眼裡,工人就是可以隨意扔掉的東西。

由於工廠的工作時間長,以及勞動環境惡劣,有些工人幻想有朝一日能成為小資本家,有些人則比較現實,知道自己在工廠辛苦勞碌幾年之後,將不得不返回自己的戶口所在地——農村。對於女性來說,這就意味著要趕在年紀太大之前把自己嫁出去。除非嫁給本地人或者以其他方式將戶口遷入城市,否則她們幾乎都是無望留在這個城市的。

說到結婚,阿英也是進退維谷。24歲的她已經不得不考慮自己的婚姻大事。在農村,24歲幾乎是女性享受單身生活的上限,而保持獨身幾乎是不能想象的,婚姻仍然被視為女人的「終身大事」,女人的最後歸宿應該是在夫家,而不是在娘家。拒絕結婚並非不可能,但是一旦這樣的話,女性從此便要完全依靠自己,而且還會遭到家人反對,也會令家門蒙羞。女工經常是分裂的:在家庭的期望和工作的要求之間,在婚姻的壓力和城市生活的誘惑之間,左右為難。

很明顯,資本主義機器恰好利用了這些個體的沖突與文化的期望。一般來說,大多數女性到了23、24歲的時候就會主動離開工廠。她們將自己生命中從16歲至24歲的這段黃金時期「貢獻」給了工廠,工廠則最大限度地榨取她們年輕的勞動力。工廠中數年如一日、每天12個小時的繁重勞動使女工們的身體被累垮。接下來正好是結婚的「好」時候,她們將生兒育女,為父權制家庭貢獻出她們的一生。

阿英對自己將來的婚姻沒有半點頭緒,她本來的最後打算就是在農村老家找個丈夫,但是她原來在老家的戶口卻已經被註銷。每當她想到自己的婚姻大事,便感到很迷茫。

有一天,我問阿英:「你為什麽不在深圳或者東莞找個男人嫁?」

哪裡有你想象的那麽容易。有深圳戶口的男人不會找農村女孩子。這裏有很多漂亮女孩子供他們選擇,北方的、大城市的……。在東莞的時候,我姐給我介紹過幾個對象,但不是我不喜歡人家,就是人家不喜歡我。總之不容易啊。

阿英說她有時候也考慮過幹脆不結婚算了,但是她也不願意讓時光虛度。「我該怎麽辦呢?但問題是我要找份工作養活自己。真不知道我這樣的身體還能撐多久,即使身體撐得住,我想工廠也不會願意要一個老太婆吧。」說完後,阿英便一直沈默著,一言不發。阿英對生活的焦慮不難理解了,倘若是國家及其戶籍制度束縛了她的流動,那麽便是資本主義機器榨取了她的青春與活力,而父權制文化又助紂為虐地將她推入這種絕境之中。三重壓迫,我們已經愈來愈接近阿英的夢魘與尖叫了。

阿英將掙紮連同痛楚一起推入夢中,以此恢復身體與自我的統一。在夢中,她並沒有放棄,而是繼續無望地掙紮著:她正在跑著穿過一條河,試圖到達一個陌生的地方。「有時候我覺得夢中的場景很熟悉,我從前一定曾經到過那兒。就好像在召喚我回家一樣,我跑啊跑啊。……」對於她來說,夢就像一個家;夢是存在的棲身之所,是希望,是實現現世存在的極大可能。但是在夢中她卻總是在向著某個陌生而未知的地方奔跑。「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麽拼命想過那條河。可我就是打定了主意要那樣做,去追那條船。我很堅決。看到船開走了,我發覺自己好像一下子充滿了異乎尋常的力量。……好像要去沖開擋在我面前的一切障礙。」

一個24歲的生命還太年輕,不應該枯竭。這是一個過客、一個放逐者的體驗。盡管她實際上進退維谷,身體的痛楚更是將她撕裂,但那沖動、那呼喊,卻正是她尋找新事物的強烈欲望。盡管在意識與無意識之間存在著一條裂縫,但是阿英由於穿過了無意識,因此挽回了一個失去的自我。阿英在夢中的失敗再現出她的窘境:進退兩難。然而她繼續掙紮著想移動她那精疲力盡、動彈不得的身體。對未來的憧憬,又一次在夢中遇到障礙,她爆發出一聲尖叫——這是最真實的抗爭,在夢的邊緣將自己喚醒。

 

原刊於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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