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如何看公民抗命?終審法院:可獲肯定 惟涉暴力 減刑考慮比重低

2018/2/6 — 18:53

「雙學三子」2014年衝入公民廣場案今天審結,雖然終審法院推翻上訴庭的判決,但強調判刑指引適用於日後案件,並認為上訴庭正確作出量刑指引,只是指引不適於追溯今次案件。相對於上訴庭副庭長在判刑中批評「違法達義」,終審法庭在判訊中談到「公民抗命」,判詞認為有關概念在香港也可獲肯定(recognisable),但如涉及罪行及暴力,已有違公民抗命和平非暴力的原則 ,法庭以此作減刑的考慮時,應計入的比重甚少。終院又引述了英國大法官賀輔明的判詞,稱作為法官,即使尊重公民抗命案件中被告的想法,也有需要作出懲罰。

辯方提出的上訴理據之一,是法官在判刑時應如何考慮公民抗命以及行使憲法權利的犯案動機。終院在判辭(全文連結)中先談及「行使憲法權利」的犯案動機,引用周諾恆案(當年上台搶咪抗議港鐵加價)撰寫主判辭的法官李義(Ribeiro,也為本案主審法官之一)的判詞所指,一旦示威使用暴力或威脅使用暴力,示威者便「越界」,由受憲法(即基本法)保障的示威者,轉為涉及非法活動,應受法律制裁及限制。

因此,終院認為,以行使基本法保障集會自由、表達自由為減刑因素,法庭不應作出任何考慮,因被告涉非法集結定罪時,已證明被告已「越界」,犯案時不是單純行使憲法權利,尤其是犯案行為涉及暴力,更不能以憲法來作辯解。

廣告

 

終院認為,以公民抗命為犯案動機,也應作出類似考慮。判辭引用英國大法官賀輔明(現為終院非常任法官,是審理本案法官之一)在 R v Jones (Margaret)對公民抗命的定義,「基於良心的理由進行公民抗命,是有着長久及光榮的傳統。」終院認為,雖然判詞所指的是英國,但公民抗命在香港以及任何尊重個人權利的司法管轄,也是可肯定的(recognisable )。

廣告

引英判詞:公民抗命有光榮傳統   在香港可承認

終院認為,廣義來説,公民抗命包括:一,罪犯相信某一法律不公義,因而侵犯該法律,或二,罪犯爲了抗議他眼中不公義的事情,或爲了導致法律上或社會上的改變,所作出的違法行爲。終院引述哲學家羅爾斯的《正義論》所定義的公民抗命,是公共、非暴力,有良心的政治行為,通常為改變政府法律或政策而觸犯法律。在廣泛理解之下,採取的行動亦須是和平非暴力,也正如賀輔明法官所指,公民抗命亦要求示威者預期及接受懲罰。

終院認為,在今次案件,上訴並非針對他們觸犯的公安條例,而是不滿政府的政改方案,由此可見,公安條例適用於上訴人,並對其違反規定的行為規定了合法的懲罰,沒有不公正之處。正如英國大法官賀輔明在 Sepet v Home Secretary一案所指,「…即使示威者或反對者在道義沒有受到譴責,甚至因依良心所行受到讚揚。但不代表他不能與任何其他違法者一樣被國家懲罰。如果法律本身是不公正的,那當然會有所不同,因法律的不公正將延續到執法中去。」

不會就政治議題發態   不評價公民抗命背後原因

終院認為,在表面和平的示威,當有示威者觸犯涉及暴力的刑事法例,便不再是和平、非暴力,以公民抗命作減刑因素只能作很少的考慮,因為有關行為根據定義並非公民抗命。

終院提到,即使有關行為符合為公民抗命的原則,法庭不會衝量公民抗命的原因是否值得受尊重。

對於上訴人認為,法庭應考慮公民抗命的理想,符合提倡多元、開放、包容的社會的社會或政治秩序。但終院認為,法院的責任並非就政治議題或提倡某種價值是否可取,作出評價。終院認為,涉案行爲已違反刑事法和涉及暴力,因此不是和平、非暴力,所以在判刑時以公民抗命爲由作出的輕判請求,應得的比重甚少。

引判詞:作為法官,即使尊重他們想法,也有需要懲罰

終院在此一段落最後引述了英國大法官賀輔明在 Sepet v Home Secretary一案的判詞,提到作為法官,即使尊重被告的想法,也有需要作出懲罰:

作為法官,我們尊重他們想法,但同時認為有需要懲罰。我們是否作懲罰,大多只是一個務實的問題。我們會考慮他們的道德觀點,但不會給予無條件道德義務去考慮這些觀點。相反,我們或覺得同情,甚至持有同樣的意見,我們仍會在執法方面有較重的考量。決定是否懲罰,最重要的考慮是會否造成弊多於利,這意味着反對者沒有權不受懲罰,國家包括法官要以功利理由 (Utilitarian grounds)去考慮懲罰。正如德沃金(Ronald Dworkin,法學教授、哲學家)《原則問題》(1985)中所說,功利主義可能是一個甚差的普遍正義理論,但仍是懲罰是否正義的必要考慮條件。

(馬道立引述賀輔明的判詞)

 

發表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