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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熟悉粵民系的歷史,就不會對香港勇武派的誕生感到意外

2019/10/15 — 15:34

粵民系的人其實一直有勇武的傳統,所以從六月到十月,香港勇武派的誕生並不意外,可以從歷史上得到解釋。

只是包括我在內的大部分人,首先看到的是繁榮香港的大都會法治素養,整潔有序,因此一時之間對冒出勇武派感到意外。

如果熟悉粵民系的歷史,就不但不會感到意外,反爾覺得理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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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民系乃是百越後代,粵語底層的壯侗成分,今日依舊保留。雖然父系、母系中都有來自中國文化的元素,不過其實僅僅是薄薄一層。而粵民系人反抗中國官僚系統,從秦漢至今,不絕如縷。中共建政後,一直擔心廣東尾大不掉,不服王化,就是因為粵民系的傳統和中國文化一直格格不入。

廣州自古就是海上自由貿易體系的一環。東南亞印度教-佛教文化和伊斯蘭-阿拉伯文化的影響,絲毫不輸給中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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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蘭文化沿海路,最遠傳播到廣州和揚州。反之,中國儒家文化,到了紅河三角洲,就裹足不前。

滿清統治下的嶺南,因為帝國相對包容的開明專制,而給嶺南地區塗抹上相對多的「中國性」(漢字+穿著滿服的官僚系統),香港電影中的殭屍,穿戴皆滿洲官服,即來自嶺南上層官僚人家,死者穿戴官服下葬,以為榮耀,後演化為殭屍片造型。但在大航海時代的西方力量進入廣州後,「滿洲型中國文化」再次喪失其影響力。

廣東人袁崇煥抗清的故事,折射出明國士大夫的軟弱。金庸寫碧血劍,附上袁崇煥傳記,對這個廣府硬骨多加讚美。他被明皇帝凌遲,滿洲人為之感到莫大悲憤!

所以袁崇煥的後人加入滿洲陣營,編入漢軍正白旗,他的後代在抗俄戰爭中失敗自殺,其勇武精神和血性,結合了粵民系人和滿洲人共同擁有的武德。

延展來看粵地,葉問和李小龍的故事,洪秀全和孫文的故事,排除其時代因素,背後的勇武精神,也和今日香港的勇武派一脈相承。香港電影中的兩大類型,武打片和警匪片,都可視作粵民系內心深處「勇武精神」、攬炒心態的折射。

而這類電影,台灣主流文化中很罕見。台灣人大多是閩民系,閩民系和粵民系最大的不同,乃是前者是中國移民,後者是嶺南土生土長。

閩民系人大約是在魏晉時代「八姓入閩」的後代,故中國文化基因多於粵民系,這「或許」是它相對顯得文弱的原因(當然比留在中國區本部的順民,還是要壯闊很多)。

台灣外省人以戰後來台的江浙文化為其主流。這種文化以晚明文人士大夫的儒家文化為其嚮導,加上近代開埠的西方商業文明,化和而成,文大於野,整體上勇武性為零。我懷疑台灣流行的文青、台灣文學圈的寫作傳統,如果溯源,大致可追溯到這裡。

有人說,台灣也有閩客彰泉械鬥,也很勇武。但械鬥是追求生存利益,而非革命,更無意識形態。

「時代革命」如果發生在台北,會是什麼樣子,我不敢設想。或許上述文化和歷史上的觀察都不正確。

(標題為編輯所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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