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如果當權者信了耶穌……

2016/11/18 — 12:27

剛在面書讀到一則留言,流露了對當上政府領導人的基督徒的傾慕,列舉了孫中山作為基督徒,會有「天父的美意」。貼文對中國歷史上兩位領導人差點兒不能信主,表示遺憾。例如康熙曾對基督信仰有所欣賞,如非「禮儀之爭」,康熙已經皈依,清朝歷史將會改寫。又引述一些未經證實的資料,指毛澤東在延安與傳教士關係很好,如非有人「從中作梗」,即已皈信。「如果毛澤東變咗一名基督徒嘅話,新中國嘅歷史發展會同𠵱家嘅有幾大分別呢?」上述留言,反映一個基督徒的迷思,即「權威情結」,相信亦在不少信徒群體中有一定影響。故此撰文作回應,並說明一些基本史實。

基督徒的「威權情結」

國父孫中山是基督徒,「有天父的美意」!如果毛澤東、康熙信了主,中國歷史就不同了!許多基督徒都有一種「權威」「領袖」「高官」情意結,以為政府領導是基督徒,那就感謝主讚美主。這情結跟教會的「名人見證」一樣,只看表面,忽視了個人信仰與公共領域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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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領袖個人的信仰,跟其在公共領域的治理施政有沒有必然關係?很多基督徒往往混淆兩者。或曰,只要他(她)是虔誠信主,那所作的一定會合上主心意,間接也對社會帶來祝福。多一個基督徒當然不是惡事,但這種思維擺脫不了儒家的「內聖外王」格局。儒家認為,個人的道德完善(誠意正心修身),就可以達致「齊家治國平天下」。這是一種「道德理想主義」,將一切問題約化成個人道德。筆者沒有否定個人道德,只是說,個人道德跟其如何在其他領域的發揮表現,沒有必然因果關係。這種基督徒的「權威情結」言論,背後反映的是「泛屬靈主義」思維,以為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自然就是好配偶、好父母、好官員、好特首、好主席、好皇帝、好議員。天父的美意就是如此?個人道德與靈性,跟公共角色真的有必然的因果關係?美國神學家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提醒我們,「道德的人」(Moral Man)活在「不道德的社會」(Immoral Society),這是真實的描述!同樣,罪不僅是「個人」層面,也存在於「制度」、「集體」,成為結構性的罪。正如馮煒文所言,每個人都是「罪人」,也是「被罪者」(sinned against)。因此,請放下對基督徒政府領導人的幻想!(還記得溫家寶信主的傳言,在基督徒群體中廣泛流傳嗎?)

其實,只要放眼香港及世界,也有很多在政府及立法機關擔任要職的「弟兄姊妹」,他(她)們的言行,有目共睹,到底甚麼是「天父的美意」?或曰,他們都不是「真基督徒」(下引從舊約到新約多段金句……在此省略數萬字),所以,「天父的美意」是在「真基督徒」那裡,而不是在那些有名無實的偽信徒。因此,只要是「真基督徒」,他們當上特首、主席、總理、總書記、總統、皇帝、議員,那仍是「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盛世!讓我們繼續為他(她)們禱告吧!這種說法,其實只是要保住了主張者心目中的「因果必然」,即或這不存在著「邏輯的必然」,但也是「實踐的必然(必須與必要)」。就是說,那怕我們舉多個反證的負面例子,甚至連一個正面的例子也沒有,某些基督徒仍然要「相信」這關係。因為他(她)們口中的「因果必然」只不過是一種實踐上的主觀需要與信仰,而不是必然的保證。說得白一點,是講了等於沒有講的虛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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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與基督教

孫中山是受洗的基督徒是沒有疑問的,不過,一直以來,基督徒傾向將孫氏神聖化,甚至說他的革命思想都是源自基督教,三民主義也是基督信仰的表達云云(天父美意?)這正好反映上文的「權威情結」,根本是一種過度詮釋(扭曲),跟今天689及習大大所高舉的孫中山精神一樣,都是「利用」孫中山來為自己站台。孫中山個人道德(婚姻感情)我們不多說了,這些許多史家都提及,在此不贅。故引另一事例,在1919年的廣州軍政府,當時有熱心的基督徒在大元帥府組織查經班,但孫中山大表反對,認為大元帥府是政府機關,不是傳教機關。此事例起碼說明,宗教信仰是「個(私)人」的事,如何在「公共」領域實踐,孫中山仍是有所保留的。或曰,這正好說明孫中山識大體。不過,如果真的那麼高舉孫中山,想像一下,孫中山生命中的最要的是革命,他策動多次武裝起義,活在今天,孫中山正是一錯再錯,令人義慣填胸之流,早已被人DQ了。

如果康熙信主了……

接著說說康熙。康熙差點信主,令中國基督教事業功虧一簣,否則中國早出了個「君士坦丁」,天主教成為國教!許多基督徒在《普天頌讚》見到有首《康熙十架歌》就感動不已。這首歌改篇自〈清康熙帝禦御頌贊基督詩詞〉,表面上看,確反映出康熙對基督教有一些認識,並且流露欣賞之情。不過,單憑一首詩就說他差點信主,這又是基督徒「權威情結」的反映。不單清史任何文獻沒有提及,耶穌會的檔案、傳教士的著述也沒有指出此點(如果康熙真的「慕道」,耶穌會的傳教士不會大書特書嗎?)

那又如何解釋康熙這首讚詩?很簡單,皇帝要表示自己的文彩,他針對不同對象賜下題詞,說得多美,只是一種「虛」的讚美。就好像今天許多高官也應邀在基督教機構特刊題字或撰賀詞,他表達了欣賞,就說他快信主了嗎?因此,不要誇大康熙與天主教的關係,他與個別傳教士私人關係很好是事實,我們當然也不反對他也可能對天主教有點好感,但研究中國政教關係的學者指出,歷來帝制皇權對不同宗教也會有「包容」,這種包容有一個大前題,就是絕不能挑戰「皇權」。所以,「禮義之爭」的矛盾核心,就是皇權與教權的矛盾,康熙接受不了「奉教」的中國人,竟然要聽「教化王」(即教宗)的命令,不能祭祖。而他認為,中國人一必言行,就是由他這位「核心」話事!康熙要求中國天主教徒可以祭祖,不是他個人訴求,而是要樹立「中國模式」,反對天主教標榜的「普世價值」。基督徒應該認真讀點歷史(不是野史),不要再傳這些沒有根據,不合史實的東西了。

毛澤東差一點就信主?

其實,毛澤東對基督教的態度,始終一貫。延安時期確有若干基督徒到延安朝聖,但都是被共產主義吸引的基督徒。當時正是值第二次國共合作,中共改變了對基督教的政策,將之視作團結(次要矛盾)對象,因為日本才是主要矛盾,毛當時打的是民族主義牌,西安事變後,他成功迫使蔣介石不再剿共,國共合作抗日(所以後來毛要感謝日本侵略)。主要矛盾及次要矛盾是毛提出的「矛盾論」,正是中共統戰的策略。第二次國共合作期間,基督教、基督徒、傳教士是毛爭取要團結的對象,是為他心目的的政治需要服務。只要目的達到,他又再再次按政治需要來評估如何對待基督教。所以在國共內戰(國民黨從次要矛盾變成主要矛盾)期間,他再次爭取基督徒,打的是反獨裁,民主建國,聯合政府的旗幟。到中共建國,抗美援朝,打倒帝國主義成為毛最大的政治鬥爭,基督教因而成為重點的批判與改造對象。

我們必須全面理解毛澤東,他在延安時期在黨內的鬥爭,對異己的打擊與清算(整風),正是中共建國後歷起政治運動的根源(參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將毛澤東視作一個差點信了主,只恨有人「從中作梗」,「如果毛澤東變咗一名基督徒嘅話,新中國嘅歷史發展會同𠵱家嘅有幾大分別呢?」這完全是無中生有,不合歷史的,連「野史」也不算!

 

幾點小結

(一)歷史是歷史,引述時務必嚴謹,不能無視基本史實。

(二)放下基督徒的「權威情結」,揚棄「泛屬靈主義」,將一切問題約化成屬靈問題,好像解釋了所有問題,其實是甚麼都沒有的空白之言。同樣,聖經經文有其脈絡,不是抽空隨便「金句式」引述,有許多釋經學的書可以學習參考。

(三)當下香港與中國,有比梁頌恆做了更多更錯的事,「而且一錯再錯,仲企硬唔肯認錯,令人義憤填膺」的人與事!!基督徒的責任,只是為他(她)們禱告,「希望主耶穌基督嘅愛與救恩好快臨到佢身上」?然後就等待,期待出現一位基督徒明君,這就是基督徒應有的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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