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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聯的行政機關 — 秘書處角色的反思

2015/3/29 — 18:02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 第五十七屆秘書處全年工作報告 秘書處小結】

學聯秘書處的角色,是為協助常委會執行決議的行政機關,從來不是高高在上的中央權威。學聯是行聯邦學生會制,主權在七大學生會,而非秘書處中央領導、地區學生會跟從的總會制度。當然,如果聯會要改成總會制度,亦無不可,但於秘書處看來,牽動學界在社會角色之事,我們當須在院校展開深入討論。過去一年,秘書處職員分別擔任對外聯絡、提供社會形勢分析、協助學生會嘗試新組織方向及處理庶務行政、調度後勤的角色。秘書處職員是透過周年大會選舉或常委會委任擔當其位,經學生會先後從周年大會及常委會議決授權行事,故有其代表性及合法性。秘書處的存在意義,正正在於分擔學生會幹事的工作,同時就過去推動不同議題之成敗得失中汲取教訓,盡力提供意見,藉以與學生會幹事共同成長、承傳,日後作出更周全的決策。秘書處職員成員本就是曾擔當各學生會的幹事,理解學生會在學界以至社會的重要性,擔當秘書處職位,就是為了承傳學生組織精神以至技巧經驗,從而促進學生組織的發展。

在共識制下,學聯的共識必然是學生會的共識。有人質疑此乃運行的理想情況,但這確是學聯決策時實際運作的狀況。這也正正是學聯秘書處代表性所在:當決議由學生會共同作出,秘書處職員自然獲得充分授權去對外發言或行動。若學聯決議非經學生會代表首肯,何以各大學生會幹事至今從從沒承認學生會被秘書處騎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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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不發言 — 常委會議決

然而,秘書處是否需要擔當發言人,並非必然之事。以往,於秘書處缺莊的年份,行動發言人便由常委擔任;即使有秘書處職員在任,常委會仍可議決由誰代表學聯發言。觀乎推動學界方案、遮打抗命、罷課、整個佔領運動以至高教政策倡議、土地議題、同志議題,大部份傳媒訪問,港大、中大、嶺南、樹仁、理大、科大、城大、浸大學生會代表,皆承擔了大小不一的學聯對外發言工作,發言之權責絕非、亦不應由秘書處壟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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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運明星代表學聯?

由是之故,學聯以至秘書處的代表性,在授權制度上環環相扣,但政治決定是否獲學生認同,則取決溝通過程,及學生會幹事的決議與學生的判斷是異是同。一旦學聯決策、判斷遭受任何非議,此乃眾人的共同政治責任。一間院校受壓迫而被逼跟大隊的情人況,在學聯過往一年的決策從未發生過。如有院校學生認為被綑綁,學生會幹事決議被批評為「院校被騎劫」,我們倒要認真反思,為何學生會幹事的政治判斷與同學有異,以至有現在爭議。對於學聯秘書處等人被標籤為學聯之首、學運明星的印象,仔細檢閱,倒是因為公民廣場一役,秘書長周永康及副秘書長岑敖暉被囚四十多小時,而且遭警方加以入屋搜查令,釋放之時獲公眾同情,加上網絡朋友的二次創作,方成為往後傳媒公眾關注的焦點,結果令公眾以為學聯就是以秘書處二人為首。學聯以往一直避免塑造個別學運明星,今天公眾以至學生對學聯的印象,雖說屬社會風潮的結果,但也確是學聯成員應當反思的事情。

走在社會前緣 — 一路如是

客觀而論,兩傘運動之前,香港社會沉寂之際,學聯一直走在社會前緣,步伐及對香港的未來想像超越泛民及和平佔中,由提出學界方案公民提名、走到遮打道抗命、大專罷課、重奪公民廣場等等,一路走來如是。雨傘運動期間,學聯決策有與群眾同行,也有與群眾離異。當中學聯曾嘗試盡力與市民學生溝通,但幾十人的團體在運動中被各方拉扯,要求其滿足近百萬人南轅北轍的期望,本來就是不切實際,所下判斷也必然為人非議。但以學生組織本位而論,學聯有否妥善組織同學,處理與學生之間的溝通,則確是未足而應予改善的。如要維繫學生組織本身行動方向的正當性,仿效魁北克學生聯會組織罷課之模式,以會員大會、定期的行動工作小組會議,去確保學生獲得與學生會幹事同樣的資訊,繼續分析形勢,作出判斷,可以是其中一法。此方法同時亦體現學生組織代議及直接參與的精神。然而,雨傘運動形勢使然,僅有數十個核心幹事的學聯單是與三個佔領區佔領者在79天中夜以繼日的溝通、與眾多民間團體開會、抗衡政黨及佔中為首的保守中產退場聲音,已疲於奔命,實在再無足夠人手去有效地維繫與學生之間的連繫,實屬無奈。惟我們也需在以後嚴加正視,何以重責在雙學等個別學生團體身上?我們唯有謹記,學聯是學生組織,但同時是一個有公眾面向的學生組織。學聯為學生而立,也為社會而立,不可偏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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