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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場變形記.2】一個梁振英,如何害苦16萬公務員?

2016/11/9 — 16:51

月餘前,梁振英在橫洲爭議記者會上疑似哽咽。淚水真假與鄰座財爺神情固有花生可剝,不過最耐人尋味的,還是這句:

我真係要感謝政府同事,無論公營房屋、私營房屋(咳咳),我們做出來的成績,粒粒皆辛苦。」

你感謝政府同事,政府同事又是否感謝你?答案似乎是否定的:一眾受訪公務員多多少少向我們表達了對梁振英的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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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麼不滿?作為一般香港人,你當然可以找到千萬個理由。只是這些理由都不是公務員的理由。因為對公務員來說,梁振英不只是特首,更是他們的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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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一家有 16 萬 6 千名員工的公司。在這公司,CEO 與伙記的工作關係是怎樣的呢?

答:對大多數執行職務的人來說,(最少表面上)無甚關係;只有管理層才會相干。

在政府,管理層就是有天之驕子之稱的「政務主任 (Administrative Officer, AO)」。1973 年以 AO 身份加入政府、曾任公務員事務局長的王永平解釋,AO 與特首/港督的工作關係,既有「自上而下 (top-down)」,亦有「自下而上 (Bottom-up)」。

一般來說,大政策如基建、體制改革,或涉主權國的政治議題,均是自上而下,由特首發起、公務員執行。不過,並非所有政策都是建青馬大橋的規模,也有是如圖書館換電腦,或者醫院添置器材之類。這些細項不可能由特首發起,即便是問責局長也管不到那麼多。AO 便在此時上場。政策由 AO 提出,諮詢持份者、分析利弊後,層層上呈至常務秘書長審理,最後由局長簽署執行,或交立法會通過,是為自下而上的做法。

過去多數政策均是自下而上推行。AO 既為公務員系統一員,辦事程序有明確指引。想更換圖書館電腦,開支要做 quotation,區議員要先諮詢,市民反應也要預測,全部功課要白紙黑字做好,方可上呈。慢是慢了些,但好處是夠穩陣、夠公平。港英時代、董建華時代、曾蔭權時代,均大抵維持此一風氣。香港人對公務員系統的信任,某程度上便是由此累積而來。

然而這穩陣和公平,其實懸於一綫:它有賴特首懂得適度有為。正如任何一家商業機構,就算員工做事慣於循規蹈矩,收到 CEO 的直接柯打,還是不得不拋開慣例執行。

梁振英就是這種 CEO。一名高級公務員透露,四年來不少同事都對梁振英有「很大反感」,原因正在自下而上的慣例,被他破壞了。

2012 年,梁振英坐正不久,即向各局發出電郵,要求交出上任百日內可以立即出台的民生政策。

如今梁振英突襲性號召政務主任在一百天內交出功課,不但打亂了他們的工作進度,而且取消了他們深入研究政策後推出方案的自主性。老實的官員,就會被迫遵命,交出功課,但品質絕無保證。氣憤的官員,就會懶得理他,乾脆不管,裝作甚麼指令都沒聽過。狡詐的官員,就會揣摩上意,欣然配合,在百日內交出超級無敵「放衞星」假大空功課,盡顯「適度有為」的「求變」精神,模仿大陸官員上欺下騙風氣。長此下去,香港淪亡。

(《梁振英百日冒進鬧劇》,桑普,2012 年 9 月 17 日)

四年間,急躁冒進的態度未曾改變,若非變本加厲。一公務員向記者透露:「以前搵地(建屋),AO 會一步步做。現在梁振英一句『增加房屋供應量』,大家就要被逼快手搞,跳晒 step。」

跳 step 的後果,如今我們都知道了:朱凱廸踢爆公開橫洲事件的「官商鄉黑」勾結後,梁振英左閃右避,方肯承認親自領導工作小組。至於那些摸底、游說紀錄,至今仍「不知所終」。

港人對政府的信任,跌至冰點。

「作為行政長官及特區最高負責人,做決定是應有的擔當。」梁振英在橫洲記者會上一番話,與其說是「大話」,不如說是「太真」。

還有一件事:上月,台灣陸委會曾就梁頌恆、游蕙禎宣誓爭議表達關注。政府新聞處凌晨發新聞稿回應指「台灣不應干預香港內部事務」。

不少聰明網民立即指出這句話的邏輯矛盾:如果台灣是中國一部份,而台灣不應干預香港內部事務,那中國呢?

政府的新聞主任怎麼了,難道竟不曾想到這一點?何不三思而後行,慎選用詞?而非要急到凌晨回應不可?

有高級公務員透露,這也是因為梁振英。

「CY 睇得好緊,會不停寫 memo。睇到有咩覺得唔對路,凌晨一點都會要求發稿。」

「但以前不是這樣做的,『自下而上』呀嘛!」

行政長官梁振英(左)、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右)等高官,2016年9月21日下午在政府總部出席橫洲發展記者會。

行政長官梁振英(左)、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右)等高官,2016年9月21日下午在政府總部出席橫洲發展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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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世事總有兩面:時代巨輪愈轉愈快,施政若太緩慢,勢必難以回應。某種意義上,「跳 step」未必全壞。作為事實,港府在開動「梁振英模式」的四年間亦推出了不少快速應變措施,比如最新的樓市大辣招,又或者更有代表性的,「限奶令」。

2013 年初,輿論指大陸水貨客大量掃走香港奶粉,令奶粉一罐難求,港媽怨聲四起。同年 2 月,政府即實施「限奶令」,規定成人最多只可帶兩罐奶粉出境。急就章的政策照例引起公務員不滿。當時就有公務員向傳媒放料,指政務主任曾向政策局呈書苦諫,分析奶粉荒是因商人囤貨,且屬季節性現象,政府無須設限;此外政策草擬過速,漏洞甚多,亦未充份考慮前線執法人員執法難度。

然後梁振英強推方案。結果呢?社會反應兩極。有說令牌出台後,水貨站貨源反比以前充足。有說新政激化港中矛盾,連大陸都有微言。然而也有人讚賞梁振英反應迅捷,稱「限奶令」為德政。施政後三年,一萬二千人被裁定違反禁令,當中五百人被判監。一些港人認為,數字反映政策有效阻嚇水貨客。

一高級公務員就對我們說:「其實我覺得梁振英政策方面是 OK 的。每個政府都有不同利益要 balance,也許他的手法你不同意,但最少我不認為他有壞心腸。」

「不過呢,你講 UGL 5000 萬、行李門,我就 defend 唔到佢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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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end 唔到佢,也是個大問題。

公務員終究是打工仔,某種意義上,他們與許多打工仔的邏輯相同:總之眼前有工作要做好,幫到你順暢完成的是好老闆,愈幫愈忙的就是壞老闆。

梁振英是好老闆還是壞老闆,可謂彰彰明甚。短短四年梁振英製造的社會矛盾,連建制派也不會否認。正如一高級公務員說,「以前在議會,政府與泛民議員的矛盾只是做戲,現在梁振英是真係想佢哋死。」矛盾導致立法會癱瘓,政策無法通過,作為幕後推手的 AO 便如手腳被綁,裹足不前。

難得通過了,還得實行。實行時公務員要面對市民。梁振英「影響因子」再次在這層面浮現:市民對政府的不信任,令公務員行政舉步維艱。

「以前我同市民解釋制度,搬條法例出來他們會信。現在他們不會了,我無論講幾多次,他們都說要找你長官,要不就是找申訴專員。」一名 EO(行政主任)說。他擔當的崗位,經常需要接觸市民。

另一政務主任亦如此感慨:「以前一些黑白分明的政策,比如過馬路衝紅燈要拉,無人會反對的。現在就算是這樣的事,都會有人鬧:『我趕時間呀嘛!返工呀!搵食難呀!』」

「要是社會少點爭拗,我們推行政策就可以順暢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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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滿,又如何?梁振英終究是這十六萬六千名公務員的 CEO。沒有員工可以不聽 CEO 話,對階級與制度分明的公務員來說,就更是如此。

在美國,你還可以投票換老闆;在香港,老闆是中共派來的,也是聽中共的。聽老闆話,其實就是聽中共話。

也許正如前篇王慧麟所言,沒有民主土壤,挪移來港的英式公務員制度根本不會生根。

我們問有份參與設計制度的王永平,公務員最終難道不是無可避免受中共擺布?

「咁講到尾,都係睇中央是否有誠意維繫一國兩制呀。」王永平說。「我常說,如果明天習主席說取消一國兩制,香港人也沒有辦法。你有甚麼辦法?難道美國要來跟它打仗嗎?唯有香港人自己走佬呀!」

不過王永平到目前仍認為,中共不會這樣做。因為他相信香港仍對中國有價值。

在他眼中,認識這價值,並以一國兩制加以捍衛,拒絕跪低,其實是特首責任。

「特首是一國兩制最關鍵的人物。若然他擔當不起,一國兩制就慘不忍睹。」

「展望將來,還是只能換特首。不換特首,乜都無得搞!」

不過,儘管許多公務員與王永平意見一致,你卻很少會聽到他們的聲音。是「政治中立」的規範讓他們不得隨意張揚。就算在危急關頭真要表態,也只有匿名為之,比如那個叫做「公務員要真普選」的 facebook 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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