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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場變形記.4】政治中立真的對香港好?

2016/11/11 — 18:42

某年某天,官校老師黃 sir[1]告訴校長,他有意在「六四」那天舉辦特別教學活動。

「也許出於政治中立,官校許多公務員老師沒有深入講這件事。」黃 sir 說。「我覺得我們是欠了學生的。他們大多在八九後出生,關於六四的事,若學校不探討,就只能靠父母和新聞去理解 — 可是,誰知道他們會接收到甚麼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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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想,學校應該讓他們知道當年發生甚麼事。」

黃 sir 的出發點固然是好。問題是,這是否有違政治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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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正如本專題第一章所言,政治中立不是人言人殊,而是有明確定義。其中一條是「不論本身的政治信念為何,公務員必須對在任的行政長官及政府完全忠誠。」

前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王永平如此補充:「這句話的意思是,只要不是違法指令,公務員就要服從。不喜歡做就只能 Quit。」

1982 年加入政府政務職系,直至 2014 年方退休的楊立門,32 年 AO(政務主任)生涯可謂「政治中立」的最佳範例。

「公務員作為專業團隊,就是要服務 government of the day。政治領導人給你的任務,你不同意可以事前講,但若上級衡量過後仍決定執行,你就要做。」

說一個例子。2010 年政府曾就「是否申辦 2023 年亞洲運動會」進行公眾諮詢。當時楊立門任職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政府新聞網刊載了一篇他的訪問,訪問中楊立門自然大力推銷亞運,稱「舉辦亞運的得著,未必是金錢能換回來,反而這些好處是超過我們金錢所付出的」,云云。

政府新聞網截圖

政府新聞網截圖

我們問楊立門,其實你是否「真心」同意申辦亞運?

「你唔需要知囉。公眾亦無需要知。因為他(我)的工作是負責體育政策,所以就要做。」

豈不是很痛苦?

「任何崗位做嘢都係咁㗎啦。老闆叫你做,唔通你真係心悅誠服覺得老闆英明咩,唔好咁天真啦。」

即使是政治任務都要做?

「有些人話公務員無政治中立,因為要接好多『政治單』。其實公務員根本唔會分係唔係『政治單』,或者張單係唔係阿爺掟落來。總之接到一張單,不是犯法,你就要搞掂佢。」

「若你不做,就是抗命啦喎。唔係公民抗命呀,係公務抗命,炒魷㗎!」

楊立門

楊立門

*   *   *

總之,「政治中立」就是上頭叫到就要做,講完。

界線看似明確,但實際執行起來又怎樣呢?

黃 Sir 就直言區分有困難。儘管他強調「政治中立」的教學,應是「給學生呈現事實正反兩面,讓他們決定自己立場」,然而他亦明言,「其實無可能唔踩界。」

他以課堂上討論 831 框架(2014 年 8 月 31 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為香港雙普選提出的方案)為例,說就算向學生解釋這套框架只開放投票權,提名權則掌握在 1,200 人手裡,再反問他們是否真普選,聽上去已難免像站在反對派一方。

類似事例不只在學校出現。另一公務員遇到的難題是:他要在一個活動中邀請法律界人士演說。選誰好呢?當然是知名人士較好。但幾乎所有知名法律界人士都有政治立場。邀請梁美芬,反對派一定投訴;邀請陳文敏,建制派又會罵教壞人云云。

這部門的解決方案,甚費周章:擬一份評選表格,將各人選的專業經驗量化。比如說大學教授 5 分、副教授 4 分、講師 3 分;相關行業經驗 10 年以上 6 分、8-10 年 5 分......諸如此類。當然還要再附上各人的演講費報價單 (quotation)。當一切考慮都化成分數,人選就不怕被質疑了 — 儘管你會問,口才、智慧、個人魅力,可以量化嗎?或許不能。選出來的講者未必是最好,甚至有可能是最差,但最少整個過程一定是最「政治中立」。

然而這終究只是政府某部門針對某難題的解決方案,並非人人通用。比如說黃 sir,就以學校辦講座的例子,對我們說了另一版本的故事:

「請譚惠珠講《基本法》裡面的『廣泛代表性』,沒有問題;但你請陳方安生呢?(學校)就會叫你要 balance,請返個建制。那為甚麼請譚惠珠不用 balance 呢?」

無論政府發出多少指引,也不可能涵蓋所有範疇。何時要 balance 何時不必,還是個人觀點與角度問題。這個「個人」,自然就是上司。

非政務職系的公務員晉升,大多採用同一機制:上級會每年為下屬表現撰寫報告。當出現空缺,由同職系高級人員組成的「晉升選拔委員會」,就會按各員工過去三年報告[2]判斷誰能升職。儘管也會安排面試,但政府指引明言面試結果僅供參考,過往工作表現才是重點。

以官校為例,新入職者職級為助理教育主任 (education officer),然後依序晉升至教育主任、高級教育主任(副校長職級)、二級校長、一級校長。黃 sir 透露,慣例上只有連續取得三年「very good report」的員工,才能以 Acting for administrative convenience(「署理職位『以方便行政』)形式試任升級職位 (probation),再過兩年後,方能「坐正」。

「稍有差池,已經不是 very good report,要重新排隊。」黃 sir 解釋。「也就是說,五年內你必須避免予人把柄,要鵪鶉咁乜都睇唔到聽唔到。」

適者生存,不難推斷,愈高級的公務員普遍上愈「乖仔」,儘管也是因人而異 — 曾經,黃 sir 的校長是開明的。所以當黃 sir 提議舉辦六四活動,校長的反應是欣然同意。

如此連續舉辦數年,直至這位校長離任,換成另一個。

「這個人說話成日會突然『吳克儉上身』,開口埋口話『局方倡議乜乜乜』,開會就講『一帶一路』,真係令你 O 晒咀。」

自不待言,當黃 sir 再提六四活動時,這位新校長猶豫了。

「為甚麼要舉辦?」新校長反問。

「因為我們年年有做。」黃 sir 說。

新校長聞言,不發一語,僅在桌面收拾文件。然後他突然想起甚麼似地說:「我覺得......甲午戰爭比較重要喎。」

事隔數年,黃 sir 回憶起當時場面,依然感到啼笑皆非。「成件事好好笑囉!手段又低。其實他要我們不辦,有好多方法可以講呀。他可以說,反正年年舉行,不如休息一次。這樣說我覺得還能講得通,可是,甲午戰爭!」

*   *   *

衝突以這樣的方式結束:

「對不起,即使你這樣說,我們還是要舉行。」黃 sir 不惜為此違抗上司命令。

「你憑甚麼身份這樣講?」校長也不甘示弱。

「因為我們是老師,是專業的老師。」黃 sir 說。

黃 sir 自言,他在校內的政治立場是從不掩飾的,代價是把升職機會置於道外。他的付出固然令人欽佩,但我們還是要回到起點的問題:此舉是否有違政治中立?

答案其實是,Yes。

一直以來,主流聲音總是以為,堅守「政治中立」有助捍衛香港核心價值。然而黃 sir 的事例卻是相反:有時候,違反政治中立,反而能抵禦上司不合理的政治任務。

然則我們是否需要重新理解「政治中立」的意義呢?正如一直認定「政治中立只是政治語言」的王慧麟[3]說:「當『政治中立』已經變成政府的工具,其實你要問返香港市民,是否還需要政治中立?如果要,要哪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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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詳請看前篇【官場變形記.3】首先是人,然後才是公務員
[2]:參考自《香港公務員制度》(2016),黃湛利,香港:中華書局,頁 130
[3]:曾任 AO,現職港大現代語言及文化學系文化學院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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