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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8/16 — 18:43

作者 facebook page 圖片:克羅地亞十六湖國家公園,橋是又長又窄的,但願我們都能走過。

作者 facebook page 圖片:克羅地亞十六湖國家公園,橋是又長又窄的,但願我們都能走過。

【文:赴一趟未知】

印度女子氣喘吁吁一臉堅定地對我們說:「我花了好大的力氣才能來英國讀書,我無論如何都不會回去了。」在德國讀書的印度青年也說,他一定會想辦法待在德國。頭一次聽那樣的言辭時,我非常震驚——一個人怎能如此輕易地與自己的過去割裂呢?但後來,我逐漸慣於那些急欲逃脫的眼神,如困於籠中掙扎飛翔的鳥兒。

大家都渴望逃離。曾經有一段時間,我以為我們已經活在巨大的艱難之中。旁人問及我所生所長的城變成何種模樣,我總是難以啟齒。只是後來,當我仔細探問他人國家的狀況,才曉得活得艱難的人原有很多,而人們所能做的,只有想方設法逃離、卑微地消解到體制之中,或者成(等)為(待)勇敢的人留下抗衡並改變荒謬絕倫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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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謬的事總是益發增多。最荒謬的是我們已經習慣,甚至視之為一種恆定的日常。)

只是,離開了以後我才曉得自己無法完全割離。是的,我不想家,沒有日夜與香港的親友聯繫,出國將近一年也沒有因為思鄉而徹夜難眠。我如此安好,如此適應,我能進行長途旅行而毫不困倦(人們為之冠以各種堂皇的名字,他們說這叫流浪,叫出走),隔幾天收拾包袱換張睡覺的沙發也依舊精神奕奕。我熱衷學習他國的歷史如打開一個又一個未知的國度,把所有繁複的家族帝國、反覆更易的國家版圖、源遠流長的西方藝術史內化成一種本能的記憶。在那些充滿傷痕的當代史中我能經歷同樣的悲喜哀樂,並將她們所賦予的教訓視之為人們理所當然的共同。可是即便如此,儘管我如何費力地要貼近那龐大而未知的世界的邊陲,這一切一切,本不是出於我的,也不是出於我所生長之地。那都是別人的,終不屬於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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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我益發感覺到:我在旅途撿拾零落的碎片,尋索未知的意義,為的是聚合成一個更為強大的自己,終於歸來。

是的,我可以在外好久好久好久。(而我確實仍未回來,還未回來。)但我知道我終需回去。起初也許我們被抛擲而生,命定在空氣污染的石屎森林惹上無法根治的鼻敏感,在朝令夕改的教育制度下掙扎求存。但後來,如今,可以選擇的時候,我清楚而確切地知道,我可以回去,並稱之為「家」的地方,由始至終只有一個。

究竟是什麼令我如此義無反顧呢?我也無法言明。可能只是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但在那個虛無的「家」背後所包涵的到底是什麼呢?在奶茶蛋撻周星馳獅子山之外我們還是什麼,還有什麼?我想我們都在尋找。

在傷痕纍纍的歷史之中嘗試梳理自身的位置,原是許多國家的共同。在中歐、東歐、拉丁美洲、甚至世界其他角落,隨便一個國家都被其歷史如夢魘般纏著,並嘗試在過去與現在之間奮力找出通往未來的平直的道路。一個在十九世紀出生的捷克人,經歷奧匈帝國統治、一戰後的捷克斯洛伐克第一共和國、納粹入侵之下的第二共和國、二戰後的第三共和國、共產蘇聯時代的社會主義共和國,直至蘇聯解體,1993年成立捷克共和國,才終於擁有屬於自己的國家。在國家與民族無常的變易更替之間,人們只能夠反覆叩問自身民族精神與家的本義,以致捷克的國歌開首一句就是「where is my home」--絕不雄壯,卻極為真實。

在旅途期間斷斷續續鑿字日久,以致我城的狀況又更易了好幾回。我實在如何快速地書寫也及不上那些令人時而哀傷,時而憤怒的消息所發放的速度,唯有停下,從旅程之中那些深深震撼我的城市擷取幾個畫面片段,讓我們在風雨飄搖的日子依舊站立得穩。(曾經有一段時間我為著自己的冷漠如沒有腳的雀仔而困惑與哀傷,但在路上時,我總是在異國的城市之中看見我城那些美麗而篤定的臉孔,縱然遙遠卻極為清晰,我就知道我終歸還是無法割捨。了解到這個事實以後,我就毫無緣由地感到安心。)

1968年,布拉格之春,蘇聯入侵捷克。翌年,大學生Jan Palach在布拉格的溫塞斯拉斯廣場自焚抗議。但是,與其說Jan Palach的舉動是為了抗議蘇聯入侵,倒不如說是對人民日漸道德敗壞的抗衡。在強權的壓制之下,「人們不單放棄,而且屈服⋯⋯街上的人們沉默、哀傷、一臉凝重,當你望著那些人時你曉得大家都明白,社會上任何正派的人都已經準備作出妥協。」(註)可恥的政權並不是最可怕,最可怕的是當荒謬成為日常,自我審查與自我閹割成為常態,人們開始習慣漆黑,並毫不猶豫地妥協。那時,強權根本不用做什麼,而整個社會已經甘願拱手奉上僅餘的所有。不再感到絕望的時候,也就無人輕言希望,或者改變。

因為懦弱,所以我書寫。但那些他人用血淚譜寫的歷史告訴我,我們尚能等待,並且相信。1968年,斯洛伐克青年Emil Gallo在蘇聯坦克面前撕裂衣服坦露胸膛;1969年,Jan Palach自焚而死。他們所期盼的公義沒有立即來臨,但20年後那片土地的旗幟終於更易,人民重獲自由。

我在匈牙利布達佩斯最喜歡的地方之一,是位於自由廣場與國會大廈之間的一座橋。橋上是匈牙利前總理Imre Nagy,1956年,匈牙利爆發革命,Nagy上任後推動自由化,其後卻被蘇聯秘密處決。Nagy的雕塑站在橋的中間,背對自由廣場,倚欄望向遠處的國會大廈。自由廣場是布達佩斯僅餘存有蘇聯紀念碑的地方,從自由廣場走往國會大廈,就是匈牙利從共產主義到民主化的過程。Nagy沒能以其有限的生命走到終點,但後人憑藉他們的血肉鋪設橋最後的一磚一瓦,成就了最為美好的風景。橋很滑,沒有梯級,不抓緊扶手的話很易跌倒。是的,通往民主的路雖然艱辛而顛簸,但在所有高尚的殉道者面前,容我們懷著希望引頸盼待,並終能走過。

 

註:Jaroslava Moserová是當年第一位接觸Jan Palach並處理他傷患的醫生。她引述Jan Palach所言:「It was not so much in opposition to the Soviet occupation, but the demoralization which was setting in, that people were not only giving up, but giving in. And he wanted to stop that demoralization. I think the people in the street, the multitude of people in the street, silent, with sad eyes, serious faces, which when you looked at those people you understood that everyone understands, that all the decent people were on the verge of making compromises.」

(文章原刊於七月尾的面書專頁。在刊出之前斷斷續續用了一兩個星期書寫,但從書寫之日到今天,荒謬之事始終未曾停止。僅以此文致送那些陷入絕望與無力之中的人們,以及所有高尚堅定為我城付出的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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