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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石永泰】一個「法治膠」的申辯:香港法律界不是高牆

2017/11/1 — 21:17

石永泰

石永泰

「如果我出嚟講,唔預你鬧,咁我出嚟做咩?」大律師公會前主席石永泰說。

八月底,黃之鋒、羅冠聰、周永康被上訴庭覆核刑期,判囚六至八個月,不少人質疑香港「法治已死」。事後,石永泰接受電視專訪,稱三子因公民抗命被判刑是「預咗要還」、「求仁得仁」,又指上訴庭副庭長楊振權頒佈的判辭,雖則夾雜個人情緒,但仍是一份正常判辭。

這番言論結果引起巨大迴響。近年因屢次就人大釋法、中港矛盾等議題批評政權而引來掌聲的石永泰,瞬即成為眾矢之的。尤其在支持抗爭者的陣營,有人直斥他「涼薄」,是「當權者的幫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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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邊插科打諢的說客隨即以輕藐的口吻拋出「求仁得仁」這幾個字。對比典故中的歷史,馬上照出這一批人的醜惡嘴臉。(說話的袞袞諸公當中,又赫然包括大律師石永泰。)(練乙錚

包括石大狀在內的社會菁英…如果以毫無關連第三者的姿態出現,繼續發表自以為是「持平」的言論,即使主觀意圖並非如此,至少在客觀效果上,是做了當權者的幫兇和共犯。(吳志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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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前大律師公會主席石永泰一個,不值得驚訝,我只是非常非常奇怪,有那麼多大人,又不是葛珮帆之流另有政治任務在身,對 13+3 這些年輕人的批評,何以苛刻到近乎涼薄。(林夕

討論持續發酵蘊釀。隨著譚允芝、林定國等法律界人士相繼就案件發表意見,稱「上訴庭判囚理據充分」(譚)、「不斷說香港失去司法獨立,會削弱外界對香港法治的觀感」(林),整個爭議的焦點,逐漸由石永泰本人,轉移到整個香港法律界。

有一派論者(如戴耀廷、馬嶽、羅永生)認為,民主體制乃法治必要元素,而由於香港已步入半威權統治年代,距離民主愈來愈遠,香港所謂「法治」不過是無助於捍衛人權、自由的「威權法治」。因此,在他們眼中,石永泰、譚允芝等「法律達人」不斷出言「維護」法治,呼籲大眾別質疑法院裁決,正是自欺欺人。

法律達人會覺得,只要法官在庭內跟足程序判案,在現行的憲法文件和法律中找到判案的解釋依據,那麼法治就秋毫無損了。他們仍然可以很安心的「行禮如儀」在法院內完成程序,大概只要中央沒有直接打電話到法庭找法官告訴他們怎樣判,中央仍然是沒有施壓的,不構成政治干預。(馬嶽

立法會議員朱凱廸也向法律界反問:沒有民主,法治有可能嗎?法律界打算如何維護法治?

當法律界在每次釋法後都繼續以日常工作來捍衛法治,那是否代表他們認為,只要自己一天還在上班,香港就仍然有法治?

11月8日,一眾法律界人士,自金鐘高等法院遊行至終審法院。

11月8日,一眾法律界人士,自金鐘高等法院遊行至終審法院。

有論者更為石永泰等法律人冠上「法治膠」的稱號:

面對最需要法治維護的那些人對法治的完好產生疑惑,為甚麼我們香港的法律人好像都無動於衷,卻本能地認為那些疑惑是錯誤的、有害的;為甚麼他們不是用詳盡的道理試圖說服大家不必疑慮,而是簡單地否定那疑惑,甚至提出指摘?為甚麼這些法治的守護者的戒懼,不是由於國家行政和立法權的欺凌,而是由於人民道出了對法治受損的憂慮?(練乙錚

香港法律界中人,究竟是否「法治膠」?石永泰搖頭。

「所謂學者,例如戴耀廷、周保松,他們看的法治精神和法律界人士所睇的,focus 有時未必一樣,但大家唔好諗住法律界人士一定係高牆…」

沉澱過後,且聽石永泰怎麼說。

*   *   *

石:「歪風」判詞只反映楊官個人立場

石永泰辦公室書櫃塞滿各式各樣書籍。訪問前,他先取了幾本攤在桌上,其中一本叫Free Country,由南非御用大律師 Sydney Kentridge 所著。訪問開始不久,石永泰翻到這本書第 154 頁,朗讀其中一句:

In our world, however, it is difficult to visualise a state in which the rule of law exists in the absence of genuine democracy.

石永泰在揭 Free Country 一書

石永泰在揭 Free Country 一書

他想證明,自己一直明白坊間有關「沒有民主,法治就不完全」的說法:「如果純粹從理論層面,西方的法治是建基於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香港學者不是第一個講。」

石永泰承認,香港至今仍未有一個由普選產生的政府,「所以如果你用一個機械式的 ticking in the box,咁就冇法治喇喎?」只是他不認為世事如此二元:「唔係咁睇吖嘛!」

石的想法是,即使香港法治情況未臻完美,但若與世界許多國家相比,已算不錯。「你睇吓法治排行榜,其實香港一向都係前列的,高過好多所謂西方文明民主國家。我們並不失禮,平心而論。」正因如此,他不同意近月外間對香港法治的抨撃。

「你可以去爭取民主,但唔可以因為咁樣,就 throw the baby out with the bath water。爭取民主期間,你會有一個獨立的法院,佢作出的獨立判決你會唔鍾意,但你唔可以因為整個制度未有民主,所以呢個 rule of law system 都不太 complete,咁不如連法院的宣判都 attack 埋……呢個邏輯行唔通。」

但對許多人來說,「攻撃」法院宣判不是無的放矢。以雙學三子案為例,上訴庭副庭長楊振權在判詞第六段批評香港社會近年瀰漫歪風,「有人,包括一些有識之仕,鼓吹『違法達義』的口號、鼓勵他人犯法。該等人士公然蔑視法律,不但拒絕承認其違法行為有錯,更視之為光榮及值得感到自豪的行為。」這段判詞,被大律師吳靄儀批評「令人非常反感,覺得不是法庭的語言」;而在質疑「法治已死」的港人眼中,判詞更進一步被理解為「香港法院正在配合威權」的有力證據。

兩年前接受「最後防線」專題訪問,石永泰曾從制度上為香港法官的獨立性提出辯護。他指出,香港法官以終身制委任,入職前多是高薪厚職的執業資深大律師,「無咩人做法官是為了接近權力中心,為了親中呀,染紅呀,為了打壓人民呀,無這個誘因。」然而兩年過去,經過連串判決爭議,「法官是否獨立」顯然成為了石永泰等「法律人」與坊間認定法治受損的人之間,最顯著的矛盾。

如戴耀廷便認為,假如沒有這段判辭,法庭的政治立場仍可掩藏於法律觀點之後,「但楊官段判詞,清清楚楚將他的價值觀寫了出來,是一種好清楚的政治表態…佢接受咗威權那套思維。」

戴耀廷

戴耀廷

對於楊振權的判詞,石永泰不否認是較情緒化、「不是 legal reasoning」,但他同時批評外界指法官已受威權影響,是「上綱上線」。他認為,這段判詞頂多反映楊官個人立場上的保守。「基於個人成長、歷煉,每個官對每件事都有個人看法。你話楊官唔應該(將立場)露出來,咪唔露囉,但咁又點?如果大家覺得這個是問題,咁補救是什麼?」

他又以法官亦有選舉投票權為例,提出一點:作為一個人,法官不可能如白紙般中立。「你充其量可以話,法官不應該被他的立場影響判決,但法官講一句,是否就代表他被 personal 一啲說法影響咗?」

石永泰批評,外間過分執著楊官一段保守判詞而大造文章,並指出,假如有法官在判詞中提出很 liberal、pro-right 的內容,建制派、藍絲帶一樣會這樣批評法庭。

在他眼中,個別法官的政治立場不影響大局,「如果你有一個 diverse 的 judiciary,自然有人傾向保守,有人傾向 liberal。」關鍵是法官組成是否多元。像英國的司法機關,多年來不時被批評不夠多元,法官大多是英國土生的白人男性,從牛津劍橋畢業,非常離地。早在 1992 年,時任英格蘭及威爾士首席法官 Peter Taylor 便稱:

The present imbalance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white and black in the judiciary is obvious… I have no doubt that the balance will be redressed in the next few years… Within five years I would expect to see a substantial number of appointments from both these groups.

但外界仍不時就英國法官多元性激烈討論,直至今天。從石永泰看來,這是有意義的討論。

對於香港法官組成夠不夠多元,又應否要引入多些重視人權的法官,石永泰未有定論。他只覺得,若外界討論是聚焦在這一點上,起碼較合理:「Okay, at least it is a decent topic to discuss。」

*   *   *

香港法治新加坡化?

公民廣場案之後,不少學者提出香港「威權法治」時代已經來臨的警告,擔心香港自殖民地年代建立的法治,會轉化成新加坡式的「威權法治」模式。

擅長商業案、民事訴訟的石永泰,對新加坡式法治也有所體會。他指出,新加坡近年積極建立在商業案訴訟的國際地位,但新加坡法官在政治敏感案件,如權貴控告誹謗例子,法庭確實有「識 do」的傾向。

「大家都叫做係普通法社會的成員,大家都係拎住同一本《Gatley on Libel and Slander》(誹謗法律權威書籍),攞住那些普通法案例,原則來來去去都係這些。但點解可以判出來,大家會知道在新加坡,如果邊個告你,你會死硬呢?一般的文明社會例如西方社會,係無乜咁嘅事發生。」

有次與新加坡律師交流,石永泰老實把心中疑問道出,對方隱晦地向他表示,這是新加坡法官的思維模式,會傾向一邊。

這一邊自然是政府權貴。石永泰判斷,這背後涉及新加坡人的文化、自身的身份認同,他們自豪於國家繁榮,甘願在言論自由等價值上取捨,「新加坡人明顯覺得我哋甘願放棄我哋的言論自由,因為我哋政府對我哋好,我哋好安穩。」

「新加坡大家整個成長的氛圍,同香港好唔同,所以你難怪新加坡的法官,佢自幼知道我哋價值係咁樣。我哋成功得來就係不易。」

「你外國人點都好,我哋言論自由就係咁架喇,佢哋可能係咁諗嘢。」

這是新加坡社會一種崇尚、服膺於威權政體,自動配合的取態。

資料圖片:李光耀

資料圖片:李光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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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 10 月,來自 120 個國家、四千名律師雲集於新加坡,出席國際律師協會(International Bar Association)的會議,聽新加坡國父李光耀論「法治」。會議選擇在新加坡舉行,本已令部分法律界人士不滿,他們認為,新加坡司法制度屢有違反人權的紀錄,批評國際律師協會為「新加坡法治」背書。

至問答環節,一如預期遇到質疑,李光耀則拋出「新加坡司法獨立高企」的論點來反駁,台下響起一陣笑聲。

笑聲背後,反映了國際法律界對「新加坡式法治」的看法。

李光耀當日在演說中敘述,當涉及金融事務,新加坡的法制,確實有如倫敦、紐約。但他不忘強調,新加坡當年被馬來西亞遺棄被迫獨立、掙扎求存的歷史,因此法律特別需要符合國情,例如未經審訊就能監禁政治犯的《內部安全法(Internal Security Act)》、授權內政部監控其認為傷害宗教感情及種族感情人士的《維持宗教和諧法(The Maintence of Religious Harmony Act)》。

兩者正是被視之為嚴重侵犯人權的法案。

學術界稱新加坡為「雙重國家(dual state)」,有兩套法治邏輯,一方面在商貿法制上保持公平公正迎合外資,一方面對待國內異見者施以嚴刑峻法。

正如新加坡學者 Jothie Rajah 所指出,外界一般以為威權必然與法治有所衝突,其實不然,新加坡的例子正說明,只要抽取法治當中狹隘定義,法治之名,也可行威權之實。

問題是,這樣的情況會在香港出現嗎?

公民廣場案後,香港法治「新加坡化」的憂慮,在學者之間甚為廣泛,戴耀廷是其中一人。

戴耀廷最為關注的地方,是公民廣場案不單反映法官個人心態,更顯示法官對公民抗命取態偏離了一貫的英國案例,「似是接受威權統治思維」。

戴耀廷的專長是憲法研究,他認為法院對政治爭議採取迴避的取態,可追溯至第一次釋法的吳嘉玲案,當年人大常委推翻終院的裁決,此後法院便以迴避取態,處理政治敏感的法律問題,「大家再見不到法院同中國之間的衝突再次直接出現,(法院)用好多方法迴避了這個問題。」

他擔心,公民廣場案會否預示了普遍香港法官,在面對威權的取態,由「迴避」轉為「配合」。

資料圖片:終審法院,圖片來源:朝雲 攝

資料圖片:終審法院,圖片來源:朝雲 攝

即使法院未受直接干預,但法官會否受到整個要求法官愛國愛港、譴責輕判的大環境所左右而自我約束?香港法治在中國龐大的威權底下,如何能夠不受影響?

「係咪接受到淨係涉及商務、財產這類範圍裡面,才有足夠獨立性,但其他範圍就可能會收窄?法院可唔可以接受依樣嘢呢?」

這是戴耀廷的疑問。

石永泰對此持相反意見,他反問法官配合威權的動機何在。

「香港法官係咪憂柴憂米?為五斗米折腰的人走去做官呢?絕對唔係。做官好好受咩而家?我搵開幾多位數一個月?我入去做官就係為了侍奉權貴?…有咩誘因要入去成為高牆的一部分先?」

今天身處高位的法官,大多數是昔日的資深大律師,不少是石永泰相識的前輩、行家。對於他們對法治理念的堅持,石相當有信心。

法律界 Insider 的證詞

但外間壓力一點也無影響?

「我們叫做 insider,我們會知道係無存在到所謂 external influence。…你話係咪有 latent 咁樣去干預法官、嚇佢哋,要佢哋歸邊呢,我哋知道 as a matter of fact,係無嘅。」

如此態度,難免令外界質疑:為什麼要信你們?

石永泰微笑,反駁:「咁我哋撻返轉頭啦,你又知?哈,係咪?起碼我哋係 insider,我又做過 deputy(高等法院副司法常務官),亦都有好多認識的人係法官…」

「嗱,唔係話是非不分,係又 defend 唔係又 defend。但有啲嘢,如果我哋知道其實問題不是出於 judicial independence,咁我哋就要守住。」

他又記得理大學者鍾劍華文章對法律人的批評,「好多人話,你哋係咪盲目維護法院的權威?梗係唔係啦!要釐清的是,有時法律界出來 defend,唔係 defend the merit of judgment,好多人有誤會,以為你出來叫人唔好鬧法官,即係覺得佢判得啱啦!」他重申,法官不時出錯,絕對可以批評,「我哋去到法庭日日都鬧添!」但關鍵是要理據,「譬如我睇『法夢』,攞住個 judgment,話佢援引的案例錯誤,fair enough,fine!」

他說,法律人由始至終針對的,是有些人沒有理據,卻認定法官被人收編,受外力影響,「呢個好攞命。如果話判詞錯,你咪拗囉,上訴囉。但話人被收編,即係 strike at the heart of the integrity of the system。」

「坦白講,我們業界行內有眼睇。我們知道個 system 唔係俾外力影響緊。」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等法官出席法律年度開啟典禮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等法官出席法律年度開啟典禮

行內人看法,外界無從置喙。石永泰還覺得,香港法庭整體而言是尊重人權,而這一面只是被外界所忽視,「關於所謂權利的判詞,其實好多,撫心自問。」

其中一例,是石永泰有份參與原審的貝鈞奇控《明報》誹謗的案件。足總副主席貝鈞奇2013年興訟,指《明報》在刊登屯門普高涉嫌打假波及批評足總管理不善的社評涉誹謗,原審時陪審團裁定社評誹謗,但《明報》指刊登社評前已採取公平合理步驟作抗辯理由,在上訴時得直。

上訴庭在這宗案件,接納了 Reynolds v Times Newspapers Ltd 的英國案例,即使傳媒未能證實報道內容,但可以確證消息步驟、事態急迫性、有否要求當事人回應、用語及發表時機等,證明已達到「負責任新聞作業(responsible journalism)」和公眾利益(public interest)的標準,可免除誹謗責任。

「香港真係會應用到呢種案例去保障新聞自由,呢個(案件)同政治無關,所以大家就無打鑼打鼓之嘛。」石永泰如此說。

又例如法院裁定在囚人士有投票權,判懲教署要男囚犯剪短髮違憲,都是法院未有偏袒政府的例子。

之不過,威權下的新加坡法院,也曾有過一段守護人權的歷史。

1987 年新加坡政府啟動「光譜行動」,拘捕新加坡的天主教會、工人黨及新加坡律師會多人,被捕人士多數只是關注勞工,言論自由等議題,當中包括身為新加坡律師會一個屬會主席的張素蘭。他們未經審訊就被拘捕,部分人遭酷刑逼供,更被迫拍攝電視訪問認罪懺悔,招認自己是共產主義者。

張素蘭其後獲得釋放,公開發聲明否認政府指控,她及其他人再被收監。1989 年,張素蘭等四人入稟法院指新加坡政府拘押違憲,向法院申請人身保護令,法院判張素蘭等人勝訴,張當庭獲釋。

新加坡政府的回應,是無視法院判決 — 趁四人踏出法院,再以新拘捕令把四人收監,緊急修改憲法及內部安全法,訂明涉《內部安全法》案件,不容法院推翻,並規定有關案件不可上訴至英國樞密院司法委員會,變相把英國樞密院原有的終審權廢掉。

修憲在兩周內火速由執政黨控制的國會通過,新加坡法院此後打回原形。

張素蘭案正好反映法治在威權政體下的困局。

法庭的道德力量

任由法院如何獨立,法官如何中立不阿,不受干預,依足程序判案,當威權執政者手執檢控權立法權,可動輒針對異見者訂立「惡法」,隨便推翻法院判決,法院怎能不成為政權打壓異見者的幫兇?

石永泰也承認,即使法庭如何獨立,當政府選擇性運用法律,有權用盡,同樣有損法治。正如DQ 議員案件,「因為雖然技術上佢(被 DQ 議員)可能違反咗(法例),但拒絕宣誓的法律係咪咁樣用呢?呢個值得商榷,你(政府)是用一些法律的手法去解決一些政治問題。」

近月香港律政司連番針對社運人士刑期覆核,又罕有引用一條普通法下最高刑罰為監禁 7 年的「公眾妨礙罪」,控告佔領運動核心人物,令人憂慮政府在透過刑事法律來打壓異己。

佔中三子等被告。(資料圖片)

佔中三子等被告。(資料圖片)

石永泰相信,若律政司為求定罪治重典,不惜以「風馬牛不相及」法律,在「櫃桶底拿出來去郁你」,法庭也非無計可施。

儘管香港的法官被置在被動的位置,毫無疑問需要忠於法律,法官仍有一定的酌情權,例如處以較輕的刑期,「在量刑的時候,法官有一個 moral force。」

法庭也可藉判詞向社會發放有力訊息,「無別的選擇(要定罪),有時裁判官都會話你(律政司)無啦啦咁嘅事都告,炳你兩嘢…這時候,法官本身的識見會 come into play,即是 the moral authority of judge。官都可以講,我是在極端不願意下判你有罪,因為擺到明係夾硬嚟,but I am constrainted by the law。」

當「尊重人權的法官」遇上「好厚面皮的政權」,在他看來,法庭不一定處於劣勢,「法官在判刑時隊兩嘢。在整個社會上觀念會是怎樣?政權會不會投鼠忌器?」

「如果大家對法庭的(權威)都 discredit 埋,真係唔知(法庭)點開聲。」他感嘆。

又假如,律政司檢控法律是所謂的「惡法」,過度侵犯人權、言論自由,石永泰強調在法律上亦有機制糾正。

關鍵就是基本法保障人權自由條文,以及《基本法》第 39(1) 條規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下稱:《公約》)適用於香港,香港法院有權基於《公約》而將香港法律任何有違反之處,定為違憲,例如終審法院曾審議《國旗法》是否違憲(終院最後裁定法律未有違憲,法院認為法案對規限表達自由的限制並不過份)。

而新加坡正是少數沒有簽署《國際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國家,這正是新加坡與香港法制之間的重大分別。

「但你法官點獨立都好呢,有啲嘢真係無仇報的。」

這一點,石永泰倒是坦白承認,「這就是人大釋法。」

*   *   *

「槍口對外,好過自毀長城」

石永泰出名是「高登仔」,留意網絡民情,尤其是外界對他觀點的評論。他辦公桌上有個大文件夾,印滿刊於各大媒體一篇又一篇文章。八月尾,關於他的文章特別多,他大部分都看過。

石永泰

石永泰

「嗰輪好多評論入面,我覺得最中的,是朱凱廸那篇。」

那篇文章,朱凱廸將香港法律界對待法治的態度,歸納成三種:

一、認為專制底下無法治,因此法律界有必要投身民主運動(如......伍展邦?)

二、認為英殖時代如此,京殖時代也如此。民主不是法治的必要條件,人大亂釋法時要出聲「關注」,但最重要是守住「法律專業」(如石永泰)

三、認為香港司法系統要比英殖時代更加配合專制政權,主動為政權消滅政敵(如何君堯)

石永泰坦承,法律界中人不少屬於上述第二種——既不打算做「烈士」(第一種),也未至於迎合專制政權,但他強調,第二種人所謂「守住法律專業」,其實不等於將法律視為「搵飯食」的行業。

「將法律界出來發聲的人都打成這一種……這種敵我分明的方法就不可取。」

對於外界針對香港法律界的批評,石永泰不諱言感「心痛」。「我們成日被人話係高牆,但其實整個 common law system 之下的法治精神,都是 pro-right 的概念。你身為抗爭者,自然有自己的睇法,你可以話法律界睇嘢點解咁抽離,因為我們睇嘢的出發點、角度會有不同。但大家要深信,位置是不同……不過講得白啲,整個法治精神的概念是否偏黃(絲)呢?其實,可以話係。」

石永泰認為,很多法律人和抗爭者一樣希望守護香港法治,「以法達義」,只是方式和著眼點不同。當抗爭者懷疑香港法院被干預、法官配合威權,石永泰等法律人則大力重申 — 沒這回事,並嘗試讓公眾窺見他們心目中、香港法治的真正危機。

近年石永泰屢屢對外發聲,或接受傳媒訪問,或到大學演講,他說這一切只為提醒大眾,即使本地司法系統密不禁風,法官判案公正不阿,香港法治仍有重大缺口,不得不防。

「大家真係要認清楚,where the main threat comes from,槍口一致對外,好過自己喺度自亂陣腳,自毀長城。」

所謂對「外」,所指的是對中國。石永泰認為最危害香港法治的,是人大釋法。

他從不掩飾他對釋法的質疑。去年立法會發生宣誓 DQ 事件,他接受訪問時便批評釋法超越了解釋《基本法》,而是演繹、補充,甚至修改本地法例;他當時又質疑,人大常委會在敏感時刻釋法,做法不當,「點解在呢個時候有官司打緊,點解你覺得香港本身的系統,本身崇尚的法治精神,我們的制度解釋唔到,要插入嚟?」

他眼中,這是對香港法治精神威脅最大的一把刀。「人大釋法是永遠揮之不去的事實,難聽一點就是陰影。」他形容,這制度乃當年政治的「不完美妥協」,後果是令人大擁有超然於香港司法系統的權力。「釋法呢個位,如果佢要將黑釋成白,你個 judiciary 幾咁 independent 都無用,無仇報。」

「你話香港法庭會不會被作為政治工具,係有呢個(風)險。人大釋法釋咗之後,你焗住無仇報嘛,呢個我唔會死撐喎。所以我哋要 alert 囉。」

Alert,又如何?朱凱廸文章正正批評過香港法律界這種「遊行完就埋位搵食」的取態,石永泰當然知道。「佢話香港法律界的人士,OK,granted 你班人個個會出來示威,嗌完一輪之後返去搵食,咁又有咩用呢?」

「呢個我沉澱咗好耐,我會反轉問,起碼我哋做咗,因為輿論有時都好緊要,你估阿爺佢唔重視輿論咩?」

輿論受控,正是石永泰眼中香港法治另一危機。

2017年7月14日,高等法院就議員宣誓覆核案頒下判詞,裁定劉小麗、羅冠聰、梁國雄及姚松炎宣誓無效,失去議員資格。當日四人在法庭前會見記者,梁國雄撐著的雨傘上寫著「提防內鬨」等字句。

2017年7月14日,高等法院就議員宣誓覆核案頒下判詞,裁定劉小麗、羅冠聰、梁國雄及姚松炎宣誓無效,失去議員資格。當日四人在法庭前會見記者,梁國雄撐著的雨傘上寫著「提防內鬨」等字句。

當務之急 爭奪話語權

石觀察到,內地官員不時在公開場合用「法治」來教訓香港,但他們口中的法治,絕非香港法律界祟尚、關於人權、自由、平等、公義那一套,而是強調「依法守法」,服從黨領導的「中國式法治」,「內地好多時將法治同治安紀律,撈埋一齊講。」簡單而言,就是近年戴耀廷講到爛的 rule by law 和 rule of law 分別。

這無疑是一場話語權之爭。「我哋成日被人用法治去『大』我哋,在公眾論述上,要警惕呢樣嘢。」香港式法治要打贏這場仗,法律界人士正扮演教育公眾、傳遞正確訊息的角色。「當然,我們成日出來爭話語權,underlying assumption 是最後揸 fit 的人,是 care about 個話語權。」石永泰發現,近年幾場政治風波,建制派總會作大型動員,營造出民眾支持政府的場面,「阿爺好多時就係同你爭中間的人,佢推一車車的人出來,製造一個社會氛圍…佢都 care about 表面上社會的反應。」

問題是,就算讓香港法律界贏得民情之爭,搶得話語權,北京又真的會有所顧忌嗎?像去年釋法,任香港法律界如何抗議,民意如何反彈,但建制派動員群眾,在添馬公園高呼「我是中國人」,營造民情洶湧的假象。話語權,who cares?

於是回到原點,又來到朱凱廸提出的問題:假如中共根本懶理民情,無視香港法治排名下跌的風險,死要將香港法庭變成政治工具,面對如此境況,香港法律人,仲可以點?

石永泰沒有答案。

他倒想起年初到英國牛津大學一個學會演講,題目是香港法治。答問環節,有同學舉手發問:如果有天人大釋法,將基本法第27條「言論自由」中的「言論」定義為:「要 subject to 國家的 prior censorship,whatsapp 禁止,facebook 禁止,用的要『殺無赦』。如果有單咁嘅爭論打到去法庭,嗱,咁嘅釋法肯定唔符合任何西方人權標準,但釋法釋落嚟,無仇報。如果你係法官,你會點判?」

大狀還是一貫的伶牙俐齒:「我話有兩個可能答案,一係照判,第二係劈炮唔 do。係有人大釋法呢個 threat 喺度,但講來講去都係呢樣嘢,佢(人大)係有權,你只能夠令佢了解到用呢個權的代價。係好投降論吓嘛?但我哋唔係唔 aware 釋法的 potency 喎!」

慢著,如果石永泰你是法官,你會點決定?

「我唔講我點答。」

石永泰

石永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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