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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信用系統」抑或「數字獨裁」? 中大教授馮應謙談中國數碼監控

2018/9/27 — 13:36

素材來源:ABC片段截圖、香港政治及管治學院

素材來源:ABC片段截圖、香港政治及管治學院

上周二(18 日)一篇題為「中國無死角『數字獨裁』體系下的模範公民」的報道,引爆了香港人對中國「社會信用評級」的恐懼與批評。

這篇報道由澳洲廣播公司 (ABC) 發表,原是其錄像專題「中國無死角 (Leave No Dark Corner)」的精簡版。其駐中國記者 Matthew Carney 指,中國正在建立一套「數字獨裁統治體系」。在這套體系中,人民「24 小時都被注視著」,2 億個閉路電視鏡頭使你「沒有藏身之處」。所有人民將有「公民分數」,高分的可以獲更低息貸款等優待,「而信用評級墊底的人可能會被排除在社會之外,被禁止旅行、獲得信貸或政府部門工作」。

「社會信用評級」系統,預期於 2020 年完全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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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可能是有史以來最大的社會工程項目,打造一種控制和脅迫 10 多億人的方式。如果成功,這將是世界上的首個『數字獨裁』。」ーMatthew Carney

報道除上述「可能」外,還具體列出多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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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社會信用系統完全落實後,她手推車裡的貨物也可能影響她的得分。
購買過多的酒可能意味著酒精依賴;她會丟幾分。
但是買一包尿布可能意味著責任;她會得幾分。

ABC

「黑鏡成真」「極權的極緻」「This is INSANE」「離 1984 很近」… 報道發表後引起廣泛迴響,不到一周,在 facebook 已錄得超過 7 萬個分享、反應、留言。

但,黑鏡真的將要成真了嗎?又或者,只是在中國嗎?

「那個媒體(ABC)這樣說,我覺得有點不公平。」馮應謙說。馮是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亞太研究所所長。自 2000 年起,他已一直研究中國社交媒體及流行文化。2016 年,他以中國「千人計劃」入選者身分,擔任北京師範大學數字創意媒體研究中心主任。現時他仍頻繁往返港京兩地,進行網路相關的教學和研究工作。

對他而言,所謂「黑鏡成真」背後的真相是怎樣的?

立:立場新聞
馮:馮應謙

立﹕ABC 的報道提到很多具體情況,比如說買過多的酒會失分,買尿布就會加分 … 你怎樣評價這個系統?

馮﹕那媒體這樣說,我覺得有點不公平。

我覺得它沒有證據講這些事。視像監視是有的,但是不是有這樣的加減分制度,我就很懷疑。

另一點不公平之處是,它談的問題不只是在中國。鏡頭的話,現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有鏡頭,全世界最多鏡頭的城市可能是倫敦。例如用鏡頭拍攝衝紅燈,這是很正常的;對某些恐怖份子做 tracking,這也是大家明白的。很多國家都在做,只是尺度不同。如果你說的「監控」是指用「微信支付」會令你所有交易都受記錄,那 Paypal 也是監控。

立﹕對很多人而言,中國與歐美等地的情況還是不同。比如許多人會擔心,只要中共一要求,中國的商業機構就要立即把資料交出去;至於歐美則比較安全。你的回應是?

馮﹕我不覺得美國比較安全。你看美國也是一樣,很多文件都證明政府取得了大部份數據。無論任何國家,我都不覺得商業是獨立於政府的。所以我才認為,你討論這件事(數碼監控)是可以的,但只談中國,就有點偏頗。

其實(ABC 報道提到的)「芝麻信用」,主要是一套 Credit System。這話題近年在中國講得很熱。Credit System 就是我們慣用 Credit Card (信用卡)的那套系統,而這是中國過去沒有的(按﹕「芝麻信用」於 2015 年開始營運)。

西方社會的進程是,首先用金錢,當交易愈來愈多,錢也隨之增加,然後信用卡就出現,再後來是電子貨幣;但中國不同,中國直接跳過了信用卡階段,如「微信支付」不可以預支的,你有幾多錢就只能用多少。

儘管如此,商界發現他們還是需要 Credit System。比如有些人網上購物但不找數,或者賣方賣假貨,這些都要解決的。「大眾點評」那種評分系統沒甚麼用,因為中國社會重視關係,你給我五分,我自然也會給你五分,就似鄉親互相幫助,同時這亦出於利益考慮。公眾「打分」沒有用,怎麼辦?於是像「芝麻信用」那種信用系統便出現了。

早二十年前,西方的 Master 和 Visa 信用卡也走進中國,中國要接受西方資金系統的;只是現在中國強大了,它會問:為什麼一定要我接受他人的東西?他們不可以用我的一套嗎?任何國家也有權推行自己系統,我是能接受中國這樣做的。

立﹕所以,如果說中共政府推動社交媒體執行國家監控,你並不同意。

馮﹕較之於政府推動,我認為社交媒體的興起更多是源於中國文化根本沒有「私隱」的概念。

每個人私隱的範圍也有一個「圈圈」,在西方社會這個圈圈比中國社會的闊,市民很重視保障個人資料,不流入政府手裡。而中國人的圈圈很小 — 平常連排隊也人挨人的緊貼著。所以你會看到大陸有個趨勢,就是任何 app 也變成社交媒體。如近來愈來愈流行的「微信閱讀」,即使只是個看書和買書的平台,也是用來社交的。你的朋友能見到你買的每一本書、每一句評價,你甚至可以把書借給朋友看。

立:你說的這種文化差異,是中國文化一直流傳下來的?

馮:我不肯定 — 文革改變了很多中國文化傳統。只是,中國現代民間社會的確有這樣的現象:構成「社會」最重要的單位是群族、大家庭甚至朋友,而非個體或核心家庭。

社交媒體會幫助民眾發聲嗎?

立:從另一角度看,不是所有人對資訊科技的態度都是負面的。有評論認為社交媒體會幫助中國民眾發聲,帶動社會改變。我知道去年你有一篇論文研究中國知名視頻彈幕網站「嗶哩嗶哩」,指現時社交媒體讓大家有非政治化的空間,討論不同的話題,慶祝多元的與趣、身分,以一種嘉年華式 (carnivalesque) 的情狀間接對抗主流社會。可以解釋一下這個觀察嗎?

馮:對比現實社會,網上確實有很多不同聲音。網絡空間是無限大的,有些空間真的未被打壓,或小得不值得監控,在這些空間,會有人像在狂歡節裡盡情表現自己,既有認真討論,亦有遊戲成分。

然而值得辯論的是,究竟狂歡節是不是真正的文化抗爭?文化抗爭本來意思是媒體開放,比如加入 LGBT 的資訊,使小眾群體變得可見,再逐漸告訴讀者要尊重,慢慢去改變社會。文化抗爭是真抗爭,不純粹停留在文本上,而要有超越文本,影響社會的力量。至於我說的 carnivalesque 則很吊詭 — 不同聲音之所以能夠在中國的網絡上狂歡,是因為它們的存在不被注視。一旦它們成為可見的文化抗爭,中國政府就不容許它們存在。

立:即是說,中國的網絡審查不是按內容,而是按影響力 — 很多話題本身是可以討論的,只討論一旦「火」起來,就會被禁止。

馮:可以這樣說。比如說娛樂節目《爸爸去哪兒》很受歡迎 — 比官媒受歡迎,於是政府就禁止明星子女過份商業化;又似 Hip Hop — 中國 Hip Hop 的性質是非政治的,但只要它蓋過了官方的聲音,也會被禁止。

立:所以,雖然一些人認為社交媒體增強個人權力,有機會動搖體制,然而你的態度卻比較悲觀。

馮:我對社交媒體的悲觀不只是對中國。

你在社交媒體上到底看到甚麼?無論在用微信的中國或是用 facebook 的「自由社會」,你也無權操控。有人說百度只看到某些資訊,但 Google 頭幾個搜尋結果也是廣告,你根本就不知道它背後的演算法。

從前面對傳統媒體,你可以 read between the lines 去解構它,但社交媒體的演算法天天改變,你根本看不到遊戲規則。

從這角度來說,社交媒體對西方社會的權力剝削更明顯。因為在西方個人的權力本來很大,可以接觸不同公開資訊,社交媒體卻大幅限制了他們所能看的東西;而中國本來就沒有什麼個人權力的概念。

立:不過也有一種說法,認為演算法的改變最終要取決於用戶行為。例如 facebook,它固然可以亂改演算法,但用戶也可以不使用它,令它業務受影嚮,甚至倒閉。從這角度講,個人仍有改變社交媒體的空間與權力,你怎樣看?

馮:是的,所以 00 後的 facebook 用戶才愈來愈少。他們可能意識到 facebook 對資訊的控制,也可能純粹因為用 facebook 不 cool — 但用戶是不是真的有權力離開它?新一代不用 facebook 用 Instagram,事實上 Instagram 卻是被 facebook 收購了。也許他們還有 Snapchat,但最終也會走到同樣地步。在中國不用微信可以用什麼?在西方不用 Instagram 可以用什麼?在傳統媒體世界,你不喜歡一份報紙還有另一份。所以社交媒體比傳統媒體對個人的控制更大,情況更加悲觀。

立:最近 Antonio Negri 與 Michael Hardt 合著的《Assembly》提到,當代社會運動可以由民眾自下而上創造屬於自己的演算法,將演算的權力復歸人民。你對這想法又有何評價?

馮:這是一個很理想的願景,但問題是社交媒體的受眾是一些沒有組織的群體,加上對比大企業,我們的資源很少,怎能創造屬於自己的社交媒體或演算法呢?那不過是個烏托邦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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