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人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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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8/3 - 11:01

【專訪】台灣記者遇上反送中 鐘聖雄:一個個眼罩之下,純粹是香港人民對抗極權的故事

台灣記者鐘聖雄

台灣記者鐘聖雄

「當多數台灣人還在夢鄉時,香港人已經衝了。」

7月1日清晨,台灣著名記者鐘聖雄在香港金鐘夏慤道一處高位,拍示威者與警察對峙的畫面,即時上載至 facebook 跟他的台灣讀者分享。

香港6月爆發的「反送中」運動,一百萬、二百萬人上街的歷史性規模,沒有臉孔、無大台無領袖的新鮮形態,在台灣社會引起空前關注,台灣鄉民徹夜守在香港媒體的直播畫面前,更有(目前仍能入境的)台灣社運人士特地來到香港抗爭現場,觀摩香港示威的組織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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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對抗中共威權的運動,牽動着台灣社會的神經。「我們對香港人民的處境感同身受!」台灣總統蔡英文曾如此表態:「我要呼籲台灣人民繼續關注香港的發展,一起來撐香港,也一起來保衞台灣。」

台灣的新聞界,自然也不會缺席,當中有活躍於台灣大大小小社會運動現場的鐘聖雄(阿雄):他一直關心香港的社會運動,從2012年6月為李旺陽枉死而發起的遊行開始,到反國教、雨傘運動,以至今年的「反送中」,都特地飛抵香港,務求以自己的眼睛與鏡頭,親身見證、觀察香港社運的變化。

「台灣人看這件事,會覺得香港人進步了──香港人的進化,是台灣人看不到車尾燈的。」

當然,「理性的想,台灣不用走到香港這一步,最好。」

鐘聖雄攝

鐘聖雄攝

「社會運動」

隨着中共箝制的陰影在港、台兩地不斷擴大,兩地運動互相借鑑、取經的交流也越見頻繁;香港人看台灣人覺得厲害,早早已不畏「暴徒」之名直接衝入立法院,台灣人望向香港人,也不乏敬佩之情。

「因為距離的關係,我們不會看到微細的爭執……因為更強大的壓制,太多人付出了太大的代價,但我們看到大家不計身份、不計個人會得到甚麼東西,而去衝……這是台灣人羨慕的。」

來自台灣的記者、攝影師阿雄,入行以來一直專注報道社會運動議題,帶着對台灣社運的創傷與感懷,用好奇的眼光觀察着香港抗爭的變化。

「很希望能進一步了解香港的情況……把香港的訊息帶回來台灣,讓更多人能夠了解香港的困境。」

別人總覺得他和社運圈走得近,稱呼他為「獨立記者」,但阿雄多年來一直供職於主流媒體,包括台灣公共電視、《鏡週刊》到現在的《聯合報》,不過他總能在主流的環境之下,開拓自由寫作、發揮的空間。

阿雄最深入台灣社運圈的時期是2010至2014年,正正是台灣從土地運動、反逼遷到反媒體壟斷一場又一場、社運最風起雲湧之時;那時他是台灣公共電視網絡平台「PNN」的記者,獲得極大的自由度跟進自己最關心的事,也因緊貼不同運動發展、貼近現場的報道打響了名堂。

然而,成為一個出色社運記錄者的背後,是日積月累的挫折。「一直在社運第一線,你要面對大部份的社會運動都是失敗的。」

2014 年 4 月 10 日,參與太陽花學運的學生宣布將會撤出立法院。(維基百科圖片,來源:Artemas Liu)

2014 年 4 月 10 日,參與太陽花學運的學生宣布將會撤出立法院。(維基百科圖片,來源:Artemas Liu)

阿雄曾經花過不少心力,為居住正義運動奮筆疾書,為拆遷戶感動到整個社運圈乃至整個台灣社會的同情與支持,最後拆遷戶卻因家族糾紛,與地產商妥協,收錢了事;而堅持到底、拒絕與地產商利益交換的拆遷戶,則至今無家可歸……這些故事,作為「局外人」無法左右運動結局的無可奈何,阿雄深有體會。

「會有懷疑,自己所相信的東西,並沒有自己想像的那麼堅強?」阿雄會這樣問自己。「奮戰到最後面對失敗,我覺得都沒有關係,因為雙方能力就是這樣不對等……但你要面對的是,他自己堅持不下去……或是不管寫再多報道,你都幫不上忙。」

阿雄始終掛心不同的弱勢運動,一再回到運動現場,但越來越傾向深度報道,把格局放得更大,串連不同事件之間的關係,與此同時不斷嘗試不同的報道形式;2015 年,阿雄夥拍其他傳媒人,以眾籌方式創辦實體雜誌《眉角》,第一期雜誌用了整整 260 頁的篇幅,詳盡探討他認為一直沒有得到完整梳理的太陽花佔領行動。

該如何報道出錯綜複雜的社會運動,是記者要窮盡整個職業生涯探究的問題。

「不要造神」

阿雄認為,台灣傳媒對社會運動的呈現,偏向極端化的「造神」,背後是媒體轉型的副作用;2013年,台灣《蘋果》經歷財政危機,幾乎要易手予親大陸富商蔡衍明父子;為填補實體報業無法逆轉的萎縮,《蘋果》破釜沉舟將重心大舉轉向網絡,頻發即時新聞以衝高點擊率,也影響了其他主流媒體。

這樣的媒體生態轉變,碰上了台灣近年來最重要的社會運動。「318 時,(《蘋果》)一天幾百則即時,每五分鐘就發一篇,」阿雄指出:「台灣新聞剛好在那個時候,走向了極端的破碎化。」

林飛帆

林飛帆

這樣的趨勢,自然地催生出以人物為主導的報道形式。

「當時我們有過很激烈的辯論,林飛帆也好、陳為廷也好,就爭辯說我們要不要造神,」阿雄說:「但只要這個神自己出了甚麼差錯,很快就會走下神枱。造了一個神、把全部希望都賭在少數人身上的時候,被摧毀得也很快。」

一方面,媒體熱衷於尋找「神」一樣的人物;另一邊廂,社運中人也受這樣的氛圍牽制。不論是大型社會運動動如太陽花,還是小議題如民眾抗議拆遷,阿雄觀察,抗爭者都太過在意媒體鏡頭的存在。

「會覺得後面有人在拍、要給個說法,會太在意這件事。太在意媒體,你自己做事反而綁手綁腳。」

香港「反送中」運動給予他最強烈的觀感,就是媒體與抗爭者的距離。

「唐吉訶德」

談到 2014 年的雨傘運動,阿雄還記得當時在金鐘、銅鑼灣、旺角現場,聽到、看到最多的是「防左膠」、「防散水」;但這一次,他看到了完全不同的面貌。

7月1日,阿雄在金鐘的馬路上、在警民對峙的最前線,拍了一張這樣的照片。

「大家都帶着口罩跟眼罩,裏面帶着眼鏡,完全起霧,必須要在眼罩裏面挖兩個洞讓他可以繼續往外看,在他前面又是一個雨傘……你看到的這個人,蓋上了很多層的掩飾。

鐘聖雄攝

鐘聖雄攝

「對我來說,他是一個符號性的象徵……他不需要代表他個人、代表一個團體,就是因為看不清,所以這個人做的事情是集體……反而更代表了多數人。

「很純粹,就是人民對抗極權的一個故事,唐吉訶德對抗風車的故事,只是唐不是一個人,是所有不願意被壓迫的人。」

在 7 月的金鐘現場,令阿雄最深刻的,就是香港抗爭者對鏡頭的無視;示威者「明確的不要媒體」,不為媒體的存在而去做任何事,就像一群沒有領袖的工蟻。他形容當時在現場,所有的外媒都不清楚究竟要採訪誰,也沒有人知道抗爭者的下一步究竟是甚麼,媒體無法再透過「領袖」作為中介,必須自行設法理解現場,對記者而言是非常獨特的體驗。

阿雄憶述他在香港反送中的抗爭現場,深受感動:「(港人)為了一個大家普遍相信的信念,幾乎是義無反顧的去走、去拼。」

「14年的時候,台灣談的是甚麼太陽花女王、誰誰誰,誰很特別這件事會被標註出來,新聞、運動的目的就偏掉了。他會有很多花絮,但香港的這場運動沒有甚麼花絮,就是一件很單純的事情,故事反而變得好說了。」

從媒體到社會,當所有人都只看到運動的少數面孔、把所有力量與希望寄託在少數人身上,一旦這少數人被擊潰,能量就無以為繼。

「把希望寄託在少數人身上,其他人就覺得自己也努力過的,但其實並沒有,他們只是在『支持』那少數人……但香港讓我看到的是,每一個人都覺得『我就是要踏出去』,」阿雄如此總結自己在金鐘的見聞。

「十幾歲的人也覺得自己可以改變,二十幾歲的人就把工作辭掉……可以做出甚麼改變不知道,但相信只要在現場,一切都有可能,就是純粹的相信,自己能夠做些甚麼……」

「故事變得純粹、好說了,台灣人看到的,就是一份純粹的感動。」

鐘聖雄攝

鐘聖雄攝

撰文、攝影:何桂藍
原刊於蘋果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