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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告別港大離別香港 發起「靜默遊行」教授給學術界的最後忠告

2018/7/20 — 21:28

2015 年 10 月 6 日中午,2 千師生身穿黑衣,擠在港大校園,其中數十位穿學術袍的大學教員走在最前排。是次遊行發起人之一、時任港大人文學院主任柯天銘 (Timothy O'Leary) 在「中山階」發表演說:

「有人說,過去半年至一年半在校發生的事,似是政府甚至來自北京的警告:『保持沉默,否則後果自負』。我們在此亦發出警告:我們警告校委會主席、警告特首,我們不會再沉默。」

當時陳文敏剛被校委會以「沒有博士學位」等理由,否決副校長任命,由於陳是親中人士眼中釘,外界質疑事件反映院校自主被政治干預。柯天銘遂與同為教授的何錦璇、陳祖為、何式凝發起「靜默遊行」,並宣布成立「港大警覺」(HKU Vigilance) 關注組,支援受政治打壓的教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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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百年校園首度「靜默遊行」,抗議政治干預院校自主。是次遊行發起人之一、時任港大人文學院主任柯天銘 (Timothy O'Leary) 當時說,恐懼和沉默文化已在港大存在,必須對學術自由受壓保持警覺。
攝:Seb

港大百年校園首度「靜默遊行」,抗議政治干預院校自主。是次遊行發起人之一、時任港大人文學院主任柯天銘 (Timothy O'Leary) 當時說,恐懼和沉默文化已在港大存在,必須對學術自由受壓保持警覺。
攝:S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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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三年過去。今年七月,柯天銘即將告別香港,告別港大,遠赴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執掌人文和語言學院。

一個良心教授離開,意味著什麼?

與柯天銘共事多年的歷史系教授高馬可(John M. Carroll)當年亦有參與「靜默遊行」。他指柯天銘因港大「限齡」退休制而離開,是港大文學院和香港的「重大損失」 — 因為他不單一直盡力高舉學術自由,也努力推動校園性別平權。

「我最想念的,是他的正直(integ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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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退休制僵化  迫使教授人材離開

敲過門,步進空盪盪的辦公室,貼牆的書架經已清空,窗外景緻翠綠。離港在即,柯天銘顯得神情輕鬆。

「前幾日突然醒起:原來人生有三份一時間留在香港。來到這個階段,我想做些不同的東西,在學術上找尋新的挑戰。」他笑說。

51 歲的柯天銘生於愛爾蘭,22 歲開始離國生活,在法國取得碩士學位後,再到澳洲深造,後在當地任教多年。2001 年,因港大予以助理教授的聘約,遂來到這城市,一留就是 17 年。

他記得初來港的文化衝撃:「有一次我由港大行上山頂,行到上去,以為都只不過是個山頂,沒什麼特別。一轉身,竟然看到有座商場在那裡。」原來那個是「太平山頂」。他慢慢愛上這獨特城市,離別在即,最捨不得是熱鬧的街道與觸手可及的青山綠水,兩者形成的強烈對比。

那為何要走?原因之一,是這兩女之父快將再次「升呢」。其中一名女兒七月底臨盆在即,這名「候任外公」覺得是時候與家人團聚 。

「不少人問我:你是否受壓而要走?事情並非如此。」柯天銘強調,並非受到學校壓力而離職,但坦言不想受制於港大僵化的退休制度 — 教職員規定要 60 歲退休,之後再個別考慮是否獲重新聘任。他指,很多教授 50 多歲就離開港大,就是想避免日後為教席而仰大學鼻息。

「我只是 51 歲,實是太早去想這些事情,但這絕對在我的思慮中。我不想 5 至 8 年後要擔心這事。」

前港大人文學院主任柯天銘 (Timothy O'Leary) 認為港大退休制僵化,在迫使學術人材離開。(圖為人文學院圖書館,柯天銘本身辦公室早已清空)
攝:Seb

前港大人文學院主任柯天銘 (Timothy O'Leary) 認為港大退休制僵化,在迫使學術人材離開。(圖為人文學院圖書館,柯天銘本身辦公室早已清空)
攝:Seb

這難免令人想起近日有報道指,年屆七旬的肝病權威專家、港大醫學院內科學系講座教授黎青龍,在三次重新聘任後,被告知明年要被「降級」、轉職為「兼職教授」。近日,港大醫學院學生及畢業生發起聯署,要求港大保留其全職教授教席。

能當上全職教授是種榮耀。在國際學術世界裡,教授是「終身制」,歐美校園不時有年長教授繼續授課和研究,老年被視為仍能好好發揮的「黃金時間」,這與港大認為年老就該退下來的看法大相徑庭。

港大教授們一到「限期」,就要與大學展開商討會否重新獲聘;即使成功,新合約的薪酬待遇往往較差。柯天銘批評制度「有缺陷」和「 狹隘」,能被重新聘任多久,似乎沒有特定準則。他認為,港大藉此制度管理人力資源,把表現遜色的「篩走」,留下所謂「高效能」的教員,乃「眼光淺窄」地估量人材價值。「不幸的是,大部份最優異的人材會在期限前離開,到沒有退休期限的地方。」他說。

這政策對女性教授的影響更不公平。柯天銘指,學術圈向以男性主導,女性較遲才有機會升教授,即是說她們當上教授不久,未夠時間累積很多研究成果前,就要面對「退休死線」,成功延續教席的機會自然受影響。

「這做法打擊士氣,打擊性別平權,亦影響學生獲得教授們累積多年經驗和智慧的機會。我本想說『較年長』的教授 — 但 50、60 歲也不算老吧?」

近年港大曾表示考慮改變退休制度,但一直「只聞樓梯響」。柯天銘指,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每隔數年,就會對各資助大學表現進行研究評審工作(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下一次將在 2020 年進行。他曾聽到校方聲稱,若到時港大表現好的話,可能考慮改制。

無論之後如何,現時缺乏「終身教席」保障的環境之下,大學教學人員可能因憂心教職和前途,對就爭議性或政治事件發聲卻步。「港大警覺」發起人之一、港大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何式凝,便向《立場新聞》記者說,學術界的政治打壓很多時候「殺人不見血」;並形容自己因曾參與雨傘運動和關心政治議題,已上「黑名單」,申請資助並不容易;何今年 60 歲,年初獲續聘兩年教席時的經驗,更是令人難堪。

「初初是趕走我 … 我像是 begging for the job(乞求工作),每一步都『恰』、要 fight(爭取),很是羞辱,要做的也做了。」她說。

港大教職員發起在校內靜默遊行,抗議校委會否決陳文敏副校長任命,侵蝕大學學術自主。

港大教職員發起在校內靜默遊行,抗議校委會否決陳文敏副校長任命,侵蝕大學學術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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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自由岌岌可危  毅然走上前線

柯天銘專門研究福柯(Michel Foucault)的哲學,自言過去不曾參與政治活動。如果命運能選擇,他的首選絕對是埋頭研究,而非搞政治運動。他首次與政治沾上邊,是在雨傘運動前奏階段。

2014 年七一遊行結束後,民陣在中環遮打道舉行晚會,學聯號召通宵留守公民抗命,爭取以公民提名選特首,數百示威者嚮應,其後警方清場,共拘捕 511 人。當時柯天銘發聲明支持學生,其後他獲學生組織邀請在灣仔警署外集會上,發表有關公民抗命的演說。這是他首次參與政治。當時為他翻譯的,是港大文學院學生、時任學聯秘書長、後來成為雨傘運動領袖之一的周永康。

「為何參與?我明白學生們的感受,欣賞他們所做的和持守的原則。他們對公民抗命思考得十分透徹,應如何行動和發聲。」

柯天銘形容,雨傘運動時自己是一名「觀察者」,「當佔領運動的餘波(fallout)出現時,對我來說,才是所有事情的開始」。

港大學生會、校友關注組等組織,十月九日在港大中山廣場舉行「堅守院校自主 不容黑手介入」集會,以堅守院校自主,數千人參與。

港大學生會、校友關注組等組織,十月九日在港大中山廣場舉行「堅守院校自主 不容黑手介入」集會,以堅守院校自主,數千人參與。

2015 年,柯天銘眼見時任特首梁振英,透過在各大院校委任「梁粉」作校董會成員,插手干預院校管治;陳文敏的副校長任命被拖延至其後被否決、港大學生衝入校委會抗議後被捕;有「教育界沙皇」之稱李國章獲委任進入校委會,引起港大學生、校友強烈反彈。種種跡象,令他感到院校自主和學術自由岌岌可危,於是與幾位教授發起遊行。

不是每個同事都能出面支持。「我告訴一位同事在籌備『靜默遊行』時,她立刻說:『你會無咗份工喎!』當然她在開玩笑,但當時在港大,的確是這種氣氛。」柯天銘憶述。「那時真的需要有人發聲,我為此感到高興,從沒後悔過。」

他認為,站出來發聲能令更多人有勇氣前行,不過亦理解為何有人不願這樣做。「我是有教席的全職教授,當時只有 49 歲,還未需要擔心『post-60』的續聘事宜。」他說。「大學始終是由不同目的和想法的人組成,我只是對只有那麼少人願意出聲,感到驚訝。」

「很多人跟我說:我完全支持你們所做的,不過我不能署名支持。有些人是因為性格而不願出面,有人不想與有權勢的人『對著幹』,也有人考慮到要申請研究資助等理由,而不願發聲。」

2015 年 11 月 19 日,「靜默遊行」舉行後個半月,柯天銘與「港大警覺」另一發起人、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教授陳祖為,以及爭取連任的港大工程學院助理院長張祺忠,一同參加校委會教職員代表選舉,結果這三位「改革派」候選人,全數當選。

「港大老師們的看法很清楚:我們不會容許這裡的核心價值被破壞或被侵蝕。」 柯天銘當選後在 FB 專頁上寫道,又指是次選舉錄得多年來最高的投票率。

訪問中,柯天銘主動提起,他為需提早離開校委會而遺憾。「縱使我在校委會內有十分困難的日子,我為只能當一屆委員感到遣憾,因為我是希望能繼續這重要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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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校委會力爭改革   憂院校自主續被干預

三位「改革派」委員進入校委會,希望改革港大管治架構,對干預院校自主的「無形之手」建立更強的防衛,避免同類事情發生。離開校委會在即,他批評現任主席李國章「獨裁」,激化校委會內部矛盾。「校委會委任和被選委員間的政治觀點,十分兩極化。而主席的做法,不但不會讓人互相理解,反而令彼此更為分化。」他語氣平靜地說。「他喜歡獨斷、專制地行事,這就是為何港大有這麼多人,反對他被委任的原因。」

其中他們最想改革是特首擔任港大(以及九家專上院校)必然校監的做法。自 1912 年創校,港大受英殖時代《1911 年大學條例》(University Ordinance, 1911)規管,校監一職必然由政府最高首長擔任,並有權委任一定數目的大學管理層成員,令特首變相手執院校管治大權,造成對學術自主的危機。「不過明顯是很難做到(改革),是幾乎沒什麼可能的目標。」他說。

港大校委會前年聘請三名專家,成立獨立專責小組檢討大學管治,去年年中提交報告,報告提出一系列建議,包括建議「廢除」改變特首校監必然制,改為經校內外諮詢後,由校委會推舉人選,並下放校監權力。不過,報告去到校委會工作小組層面時,小組認為有關校監的地位和角色,「修例過程漫長且具不確定性」,決定目前不宜修例,變相否決建議。

即使最重要的改革沒出現,但他們也盡力推動微小的改革。校委會按通過決議,同意成立顧問委員會,就校委會主席及校委人選作建議,最終由校監拍板。

柯天銘指,有前校委會成員曾收過中聯辦電話,要求投票反對陳文敏當副校長。他指自己從沒收過「紅色電話」,或者因對方認為他會立刻向傳媒披露。「這是為何大學對這種(外力)影響,要有強大防衛的原因。」他說。「學校的架構至今沒變,未來絕對可能再發生(干預院校自主), 尤其是中港融合愈來愈頻繫。」

「我們三個,是因關注港大和學術自由而被選入議會,我們是最敢言的委員,即使不能帶來重大的改革,但至少做到了或許微小的事情。重點是我們在那裡,並沒有保持沉默。」

1月23日公民實踐培育基金舉辦的「大學之道:自由自主」論壇,右二為柯天銘。

1月23日公民實踐培育基金舉辦的「大學之道:自由自主」論壇,右二為柯天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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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梁天琦馮敬恩求情   校委會內撐學生委員  

進入校委會兩年後,由於感到難以平衡委員和倡議者「兩頂帽子」的矛盾,柯天銘正式解散「港大覺醒」。何式凝指,柯曾就校長遴選時沒有女性候選人而發聲,因此得罪大學高層,在會內被指責「手指拗出唔拗入」,「當時是其中一件事,令他和陳祖為覺得角色不能重疊。」

柯天銘向來內斂,除了將校委會經驗形容為「十分困難」和「令人洩氣」(frustrating)外,對在「梁粉」當道的會內遇上怎樣的對待,並沒有多言,只說很高興曾當上委員,亦沒有後悔過。「雖然是微小的事情,但總算是有些改變。」

資料圖片:前港大學生會會長 馮敬恩

資料圖片:前港大學生會會長 馮敬恩

2016 年 1 月底,李國章以主席身份首次主持校委會會議期間,學生闖入會場抗議,令學生與校方關係更形緊張。柯天銘指,關心政治的港大學生努力發聲,與願意站出來的老師「互相支持」;校委會內,他亦盡力支持學生委員。

「要讓學生知道,不少教授有類似的關注。」柯天銘輕拍桌子一下,說:「其實學生與教員的關注是一致的 — 我們都想保護學校。」

1 月 26 日晚,港大校委會於沙宣道校園開會,數百名學生靜坐圍堵大樓,指責校委會拖延成立檢討大學條例的專責小組,要求與校委對話。在只有攝氏幾度的寒風下,柯天銘和張達明現身大樓外,希望成為雙方橋樑。不過,當晚多名學生被捕,包括時任港大學生會會長的馮敬恩,其後因擾亂秩序罪被判罪成,被判罰 240 小時社會服務令,當時柯天銘有為他撰寫求情信。

2015年1月26日寒冬晚上,港大校委會於沙宣道校園開會,數百名學生靜坐圍堵大樓,其後校長馬斐森出來與學生對話。當晚為港大哲學系學生的梁天琦亦在場。
攝:Seb

2015年1月26日寒冬晚上,港大校委會於沙宣道校園開會,數百名學生靜坐圍堵大樓,其後校長馬斐森出來與學生對話。當晚為港大哲學系學生的梁天琦亦在場。
攝:Seb

另一位他曾為其撰寫求情信的學生,是畢業於港大文學院、主修哲學的梁天琦。這位因涉 2016 年年初一旺角騷亂的本土民主前線前發言人,今年 6 月被裁定參與暴動罪名成立,判監 6 年。柯天銘說,並沒有教過梁,對他所知甚少,自言支持「和理非」,並不支持以暴力爭取政治訴求。但當案件開審時,他也有為梁天琦撰寫求情信。

「當時的情況下,我覺得應該寬大地去處理。我並不是說他無罪,但是(法院)應該處之以寬,因為他的動機並不是為了犯罪,可能有被誤導,但並非出於個人利益或沒有原則的襲擊,是出於真誠的政治關注。」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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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港融合令自由空間收窄  未來十年將「變本加厲」

對學者來說,資助是維持學術研究的重要命脈。隨著中港在學術上愈來愈多合作,柯天銘指,這是對香港院校自主新一重危機。

他指,在某些學科如醫學和自然科學,學者仍可繼續發問而不會踩上「政治敏感地雷」,不過在人文社會學科,自由發問可能已僭越內地某些政治敏感界線。

「中港院校在學術自由方面,可謂差天共地。」他說。「對於港大來說,最重要的是在合作時,制度上有關學術和表達自由的價值,不能出現改變。」

學術領域本無疆界,面對內地截然不同的「審查文化」,去年爆出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學術期刊,在中國施壓下,抽起逾 300 篇有關天安門、文革、西藏、新疆、香港及台灣的學術文章,其後面對學術界壓力之下,出版社重新在中國的網站發表被刪文章。這不過是學術期刊因「中國敏感政治議題內容」被「河蟹」的例子之一。

距離 2047 這個「五十年不變」的期限,已差不多過去一半,柯天銘認為未來十年變化將會很大,學術自由將會受更大壓力,威脅只會「變本加厲」。

「未來 5 年、10 年、15 年的危機是,兩個制度將有更多融合和合作,相對起來,我們的制度是較弱和渺小。我認為應要常常對事情保持警覺,以及對在制度下研究可能受壓的(教員)。你想想,若你是研究天安門或文化大革命的,將會處於困難的處境。在港大不會有人阻止你研究,但當中港愈發融合,這類研究就不會被鼓勵去做、被邊沿化,甚至被噤聲(silenced)。」

柯天銘說話的聲調,起落幅度極大,常常由普通的說話聲調,愈說愈細聲。「噤聲」這詞,他特別用呢喃的聲調說出。

柯天銘認為未來十年變化將會很大,香港的學術自由將會受更大壓力,威脅只會「變本加厲」。
攝:Seb

柯天銘認為未來十年變化將會很大,香港的學術自由將會受更大壓力,威脅只會「變本加厲」。
攝:Seb

學術自由與出版自由唇亡齒寒,當「銅鑼灣書店事件」和多起對記者施行暴力事件發生,一班作家和出版人驚覺香港寫作出版空間受壓,遂於 2016 年發起「香港筆會」(PEN Hong Kong),希望引起公眾關注,柯天銘當時被邀加入。

他指,言論和出版空間收窄,往往在不易察覺的地方悄悄發生。他舉例,有位本地出版商,多年來專門出版有關中共高層的自傳,是很多內地人喜歡買的「手信」。有一天,一向替他印書的印刷商,突然說不能再為他印刷「會激怒中國官員」的敏感書藉。「有人向這印刷商施壓,出版商的書沒有門路印刷,於是 ……」他把手上的書本一合,發出「啪」的一聲,示意「封殺」:「這是很轉折又不易被察覺的方法去限制出版自由。」

另外,有出版商告訴他一些不同的「招數」。印了出來的書,怎樣也需要有地方存放,通常存放在分銷商的倉庫。他說,有人通過不續租之類的手法,令這些倉不敢存放敏感書藉。

柯天銘以「受到威脅」和「收窄」來形容現時香港的形勢,指政改的議題幾乎完全消聲匿跡,政府在民主進程寸步不移;林鄭任內,相信會就《基本法》23 條立法,甚至會比 2003 年推出時更嚴厲,公民自由將被慢慢蠶食。

柯天銘參加香港筆會活動
(圖片來源:Timothy O'Leary)

柯天銘參加香港筆會活動
(圖片來源:Timothy O'Le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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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上天銘的人: 最想念他的正直、 回應呼召的戰友

柯天銘來自愛爾蘭,17 年前到港不久,有友人帶他到在蘭桂坊有名,文化界、學者和記者喜歡聚首的「Club 64」(64 吧),因而認識股東之一的馬麗華(Grace)。她說,柯不像個大學高層,是個性隨和、EQ 十分高的人,不時會與她天南地北地傾計。很多時他會在「64 吧」聽一整晚的音樂,早上就到附近的蓮香茶樓品茗。後來「64 吧」結業,變身成「Club 71」,他也不時到訪。

初到港時,Timothy O'Leary 提到需要一個中文名,於是馬麗華根據他名字的音節,想出了「柯天銘」,喻意是上天在這人生命中的刻記,「好像帶著一些責任,頗為沉重的名字」。

除了替他命名,馬麗華告訴記者,「64 吧」創於 1990 年 9 月 12 日,竟踫巧是柯天銘的生日,「有時人生裡的數字,不知如何解釋,就是這樣奇妙。」

她對雨傘運動時柯有份支持學生而感高興,又指近年香港自由空間大為收窄,他敢於為此發聲,實屬難得。她祝福這位多年友人開始新一頁,直言「他的離去,是香港的損失」。

「港大警覺」(HKU Vigilance) 2015年成立時的核心成員。拍照當日一如每個周三,柯天銘都戴上粉紅色袋巾,以示對聯合國「HeForShe」平權運動的支持。
(圖片來源: Timothy O'Leary)

「港大警覺」(HKU Vigilance) 2015年成立時的核心成員。拍照當日一如每個周三,柯天銘都戴上粉紅色袋巾,以示對聯合國「HeForShe」平權運動的支持。
(圖片來源: Timothy O'Leary)

仍在港大任教的何式凝,說自己與柯天銘是能分享看法的「戰友」多於個人朋友。她曾問他為何肯走到前面「擔大旗」,柯說:「我一生人,都在找一個『對的』機會去奉獻自己,專注努力去做一件事。」「他認為這就是對的事情、對的時機。他是很開心地去(當召集人)和選校委會,就如陳健民搵到『佔中』,他覺得這是在回應呼召(calling)。」

由於港大參與了聯合國「HeForShe」運動,鼓勵男性在日常中就性別不平等事件發聲,並穿戴粉紅色衣物或配件,以作支持,她記得每逢周三,他都會戴上粉紅色袋巾,以表支持。「我想他是(教員)中唯一一個。」她說。「他真的是個 comrade,在港大為我們發聲的一個人,這已是很重要。」

對於柯天銘離開,何式凝不諱言「很灰」,認為港大再難有人敢發聲,甚至很少人肯談及這些議題。「真是無晒人,我係好唔開心。港大已是『zero』,沒有人再願意說話。係零,他走了後一定係零。」她悲觀地道。

數周前她與這位「戰友」吃飯道別,臨走時她坦言「你走了,什麼都會是零」,他說明白現在的境況,鼓勵他們要繼續發聲。何式凝說,會與「學術自由學者聯盟」一位學者繼續發聲,有事情就會跟去年當選港大校友諮詢組織畢業生議會、港大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副教授傅景華商量。不過,她相信校內的關注度,不會重回「靜默遊行」時的程度。

與柯天銘共事多年的歷史系教授高馬可(John M. Carroll),為現任港大文學院副院長(外展),當年亦有參與「靜默遊行」。他指柯天銘因港大「限齡」退休制而離開,是港大文學院和香港的「重大損失」,指他不單盡力高舉學術自由,也努力推動校園性別平權。

高馬可形容柯是個嚴肅的人,又是位「冷面笑匠」,「不過我最想念的,是他的正直(integrity)」。

高馬可,圖片來源:hku

高馬可,圖片來源:h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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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的最後忠告:保持警覺

柯天銘坦言當初受哲學吸引而投身學術,因為哲學問題總是「還原基本步」去思考這世界,對現況作出詰問 — 人性是什麼?為何要講人權?人性本善還是惡?

這種內省和思考,往往最為極權政府忌諱。

古希臘哲學蘇格拉底裡《申辯篇》(Apologia)中,自稱是社會牛虻(Social gadfly)向權威提出「不方便的問題」;柯天銘指,當院校自主受威脅,不單止哲學學者,每個學術界中人也應如牛虻,特別是資深的教員。

「我認為學術界的每一位成員,當大學(自主)受壓時,都應該發聲。」他說。「大學的資深教員更應代年資淺或較弱勢的教員出聲,因他們可能因擔心合約問題而不能出面。」

作為一個專門研究福柯的哲學家,柯天銘說,福柯除了啓發他看重公開思辯外,也明白及時行動的重要性,尤其是要常對社會現況保持警愓,發現重要價值受壓時,就要行動。這亦是他把「警覺」(Vigilance)放入「港大警覺」組織名字的原因。

「危機常存於社會各個層面。保持警覺十分重要,你必須有所行動。」離港在即,這是他的最後忠告。

文/S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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