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人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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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3/5 - 15:54

【專訪】「愚公」爭取檔案法 20 年 朱福強:當政府淪落,更需要完善法例約束

前政府檔案署(署理)署長朱福強

前政府檔案署(署理)署長朱福強

朱福強,政府檔案處前處長,給公眾的印象,就是一個聲嘶力竭希望香港就檔案法立法的前官員。既然談檔案,當然也談紀錄;翻查 Wiser,朱福強的名字第一次出現在報紙上,是 1999 年接受傳媒專訪,800 字訪問由頭到尾都談立檔案法。20 年來,「朱福強」和「檔案法」幾乎劃上等號。

他只會談一個議題,就是檔案法。無論在哪個場景。

兩年前,講述六七暴動的紀錄片《消失的檔案》在中大公映,朱福強一早坐在放映場地邵逸夫堂,一到台下發問環節,他三言兩語就開始談檔案法;一個月後到另一場公映,今次他坐在第一排,紀錄片一播完,第三個舉手就是他,發言又是圍繞檔案法。再下個月,議員莫乃光辦公映會,這次乾脆請他坐上台,和《消失的檔案》導演羅恩惠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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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以為談六七暴動才涉及檔案法?雨傘運動時走在貼滿 memo 紙的連儂牆下,記者問他如何保存這些精細又有意義的打氣語句,朱福強一開口就是「Hong Kong there is no arhive law(香港沒有檔案法)......」再談到民間存檔;近月沙中綫醜聞連連,螺絲帽扭不穩,連監工書面記錄都杳然失蹤,傳媒找他回應,三扒兩撥他又講檔案法,指出檔案法應涵蓋公營機構。

就像愚公在移山。

朱福強在香港民間學院教授檔案學。

朱福強在香港民間學院教授檔案學。

「你有無聽過檔案法?」

即使人在空中,朱福強都會談檔案法。

話說這位留了鬍鬚的退休阿叔,出生於聖誕節,某年平安夜上機,回澳洲和舊同學聚舊,航空公司知道他在機上過生日,由空姐送上蛋糕和賀咭,雖然沒有香吻,但已叫他在舊同學圈子中炫耀一番。「吹牛!」結果有人質疑他自吹自擂,當了幾十年 archivist(檔案員),朱福強自然有備而來。他亮出航空公司的標準款賀咭,證明所言無虛,再借題發揮:「同佢哋講,檔案法係咩嚟」。

不斷講、不斷講,只因檔案法在公眾的普及程度,相當有限。朱福強在中大歷史系碩士課程任教十多年,每年學期初都問學生有無聽過檔案法,「年年都係得一兩個舉手咋喎!」最近新增另一條問題,「問佢哋有無聽過(法改會檔案法小組)諮詢文件,仲死添,得一個。」他坦言,對這群已是主修歷史、土生土長的大學畢業生而言,檔案法尚且陌生,一般市民的認知,相信更加慘不忍睹,「你話係咪唔講唔得吖?」

「革命運動是一波一波的,當時有個『勢』就咁去一次,之後可能慢慢要後退啲,等第二個機會又去,任何運動都係咁。」

他從不否認,推動檔案法就像搞一場革命。

立法諮詢有盲點

法改會檔案法小組去年 12 月宣佈,為檔案法立法進行三個月諮詢,諮詢沒任何建議,但指小組參考了英國、新加坡等 5 個國家的檔案法情況。朱福強卻坦言,現時檔案法立法諮詢有幾大盲點,不可不防。

一是未有《資訊自由法》。「佢(檔案法小組)話佢學英國吖…如果你學英國,就要學到足嘞,一定要兩條法一齊立。」原來英國 180 年前已有類似檔案法的《公共紀錄法》(The Public Record Office Act),法例其後雖然在上世紀中期進行修訂,卻一直沒提及市民何時可接觸及查閱檔案。

直到 2000 年英國訂立《資訊自由法》,規定除非部分特定豁免開放內容,一般檔案 30 年後便要公開(2010 年再修訂為 20 年後)。受惠於這條法例,英國外交部不少歷史檔案重見天日,例如香港人終於知道由上世紀 50 年代開始,多名中國領導人都曾警告港英政府假若推行民主選舉,中方會即時收回香港。

因此朱福強認定在檔案法以外,必須同時訂立《資訊自由法》,容許公眾參閱解封資料,「如果立咗檔案法,但又無講到歷史檔案最後公眾查閱權,咁就真係仲衰過做女的時候!」

英國國家檔案館(資料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英國國家檔案館(資料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另一漏洞是檔案處不獨立。香港的檔案處曾為獨立部門,回歸後歸行政署管轄。不是每個國家的檔案處都獨立於行政機關,但若政府由民主選舉產生,當它犯錯,部長大臣便要負責、下台,反觀香港政制不民主,檔案處既主宰政府檔案命運,卻同時受制高官,「係陳帆、689 咁樣,你做啦!肯定嗌你銷(檔案)就銷囉。」朱福強指香港環境特殊,「民主廢嘅;第四權又廢廢哋.....又無民主又無第四權,慘啦!換句話來講,呢個政府唔係為香港人!」他反問:「這樣的政府,係咪需要一條更強而有力的檔案法呢?」

另外,現階段檔案法諮詢亦並未提及罰則。外界以為,如檔案法設罰則,會令公務員擔憂反感,以至影響士氣。朱福強任職政府 27 年,一直做到署理檔案處處長,是 D1級(首長級薪級表第1點)官員。他認為公務員本身不想銷毀檔案,理應不用擔心:「檔案不單保護市民,仲保護我呀!你(高官)去橫洲摸底,如果我是下屬,返到嚟我全部記低哂,邊個決定甚麼,第時你唔好賴我呀大佬!公務員做嘢,如果老闆叫你唔立檔,你先要醒神。你點知有咩後果?」

今年一月,朱福強在香港會一場講座上宣傳檔案法,席間遇見前投資推廣署署長盧維思。這位因為維港巨星匯而孭鑊的前公務員,對朱的立場不以為然。朱福強於是反駁:「全世界咁多人,你最應該支持檔案法有 criminal sanctions,點解?政府整鬼你的時候,罰鬼咗你兩個月(編按:應為一個月,16 萬元)人工。跟住司法覆核,你記唔記得你點解會贏呀?」

當年盧維思在聆訊時揭發時任財政司司長唐英年,曾經在內部會議中指維港巨星匯事件無人失職,但到盧維思面臨紀律聆訊前,唐卻要求從內部會議紀錄中,刪除自己之前言論,盧維思因此在司法覆核中勝訴,「如果當時有檔案法,有 criminal sanctions,你就唔駛受苦啦,唔駛自己畀錢打官司啦!」

前投資推廣署署長盧維思

前投資推廣署署長盧維思

政府怕我們

搞改革,最後離不開人的支持。一直以來,推動檔案法立法的都是「檔案行動組」,只此一家,別無分店。

一切源自那些年《南華早報》的一篇專訪,過半版,攝影師安排朱福強站在觀塘歷史檔案館大樓外擺 pose,「嗰張相我最唔鍾意。」當時他成功爭取歷史檔案館落戶翠屏南邨。這個地方,以前叫雞寮,72 年 618 雨災山泥傾瀉,71 人死,「同事搬入去時,係咁拜神。」

扯遠了,這個有朱福強最不喜歡相片的訪問,卻引起了馮平山孫媳馮美蓮的興趣。她聯絡朱福強,傾傾甚麼是檔案法。第一次聚會在香港鄉村俱樂部,除了他和馮美蓮外,還有高院退休法官王式英等「成枱人」。這樣的聚會,每月一次,地點不是在鄉村俱樂部,就在中環香港會,非富則貴的地方。不過無論去哪裡,朱福強的角色都只是一個:檔案法老師,向眾人解釋檔案法種種,「好似法官咁,佢哋係知我講乜,但唔知乜嘢係檔案法。」

到 2007 年,朱福強從政府退休,這班他戲稱「退休後無嘢做」的長者,終於決定做啲嘢,成立檔案行動組,成員除了馮美蓮、王式英,還有區域法院退休法官蔡慧蘭、上世紀 80 年代尾出任政府檔案處處長的鮑卓善(Don Brech)、港大社會科學院前院長卜約翰(John P. Burns)、立法會前議員吳靄儀……全是聲名顯赫的社會精英。

「政府係怕(formidable)我們......我們不單是有識之士,成個 service(指政府檔案處)的 system 係我同 Don(鮑卓善)建立,manual(守則)也是我們寫,不過無人跟之嘛。」但他認為這個組合最強之處,是他們並無涉及任何利益,「我哋無私心,我們不會痴埋民主派。」連特首林鄭月娥 2017 年出席記協舉辦的特首選舉答問會,回答鮑卓善就檔案法立法時的提問時,也特別正面:「可以令您及您的行動組放心」。

但朱福強亦強調,一切還是多得傳媒報道,畢竟任何運動最終都需要群眾支持,「如果有 100 萬人上街爭取檔案法,政府都會聽。」

左起:莫乃光、陳淑莊、記協副主席任美貞、檔案行動組秘書陳聰枋大律師、法政匯思成員戴穎姿(莫乃光提供)

左起:莫乃光、陳淑莊、記協副主席任美貞、檔案行動組秘書陳聰枋大律師、法政匯思成員戴穎姿(莫乃光提供)

檔案員是真理追隨者

所謂精英,也見於他和一般公務員的不同。

很多寫朱福強故事的報道,都會提及一段往事:90 年代,他曾帶頭反對政府把歷史檔案館遷往屯門新益難民營舊址,結果得罪上司,遲遲沒機會升職。只因遇上時任副行政署長余志穩,獲升為處長,不過一直只能署任,直至退休。自此,政府檔案處處長一直由行政主任職系人員出任,「EO(行政主任)喺狗嚟。」朱福強是讀歷史出身,所以筆者明知政治不正確,基於尊重他真有其言的史實,決定原文照錄這五個字,清晰反映他對外行領導內行的厭惡。

「EO,如果政府叫佢銷 500 檔案,佢銷夠 600。」他指自己當年是檔案主任,和行政主任雖然一樣是公務員,卻比較專業。「有時我們唔抵得,明明唔銷得啊大佬!這些是政策性(文件),你嗌我銷,我點銷得落?梗係話你聽唔銷得。」

問他身上為何沒殘留半點「公務員味」,實情是歷史系畢業的他視自己為檔案員多於公務員,「我以前讀歷史,自己做研究......檔案界巨擘 Hilary Jerkinson 話 archivist,即我哋呢啲,是全世界少有真理追隨者,好巴閉;我們的信條係,檔案作為一種證據,佢係神聖嘅。我們讀呢行差不多個個都睇佢本書,所以唔多唔少都會受到這個道德感影響。」

革命者,通常都有點帶宗教性的執著。再問他自覺自己似愚公,還是唐吉訶德,朱福強想也不想就就回答,「似愚公,愚公一路都移緊(山);唐吉訶德似乎是不自量力,但我們像愚公那樣移,一嚿一嚿,唔係無成果,最低限度政府都肯回應。」

革命尚未成功。21 世紀香港的愚公,不用移山,只想立一條真正具問責和透明的檔案法。

撰文/陳朗昇
攝影/黃奕聰


(原刊於蘋果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