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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抗爭報道者趙思樂:在絕望中提煉尊嚴

2017/11/21 — 18:40

趙思樂與她的第一本著作《她們的征途》。攝/張國耀

趙思樂與她的第一本著作《她們的征途》。攝/張國耀

27歲的趙思樂,已是五項香港人權新聞獎、一項「亞洲出版協會(SOPA)卓越新聞獎」得主。

即使是資深新聞工作者,這也是不得了的成就。在其他範疇,這大概可以用「天才」來解釋;但講求真實可靠的新聞寫作,沒有天才可言。

這個在廣州出生成長的女生,於外媒與港媒記者也已被限制得寸步難行的今日中國,在重重監控與威嚇之下,寫出了一篇又一篇翔實的中國抗爭報道。今秋她出版自己第一本著作,被台媒形容是「27歲寫盡中國30年民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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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究竟是怎麼做到的?

憑「709家屬」報道獲頒人權新聞獎時,趙思樂在得獎感言中說,希望自身經歷能令更多中國青年人相信,「哪怕不為體制工作、不順從體制的價值觀,仍能有一番令自己驕傲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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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番事業的確值得她驕傲,但亦為她帶來危險與顛沛的生活,也永遠無法給她與其才華相配的回報。

收到SOPA獲獎通知當晚,趙思樂問自己:「2013年畢業,90後,五個人權新聞獎,一項SOPA大獎 … 但那又怎樣?再雄心壯志的計劃,暴政一隻手指就能碾成廢墟。幾乎在有生之年,我都不太可能實現自己的理想。」

不論在香港與台灣獲得幾多肯定與殊榮,都無法解答她生命中最大的疑問。

她的第一本書名喚《她們的征途》,是一部大陸女性抗爭者群像,當中最年輕的,是一個以寫作為行動的 90 後女生 — 趙思樂把自己也寫進去,寫自己的命運如何與大陸反對運動和當權者的打壓交纏,一步步被推到這個位置上。

以下,是趙思樂的征途。


*   *   *

趙思樂沒受過正式新聞教育,也從未在主流媒體工作過,她的寫作老師是張潔平。

2012年初,廣東烏坎村出現一場舉世矚目的中國基層民主實驗,仍是學生的趙思樂前往觀選,遇到早已進入烏坎採訪的《陽光時務》主筆張潔平。趙不懂得掌握烏坎抗爭內部的複雜局面,而《陽光》則極缺人手,張遂邀請趙合作採訪。

在瞬息萬變的運動現場,張問趙觀察到甚麼,鼓勵她從自己最感興趣的角度寫起。「她很鮮明的說,想寫抗爭中的女性。」張潔平對此印象深刻。

在張的點撥下,趙思樂首次接觸到特寫報道的專業方法;技術以外,還有理念。「我從潔平那學到甚麼是『可以留下來的新聞』:剛出來時是新聞,但最後會成為歷史的一部份。」

「寫新聞就該寫成這樣。」趙思樂的新聞觀自此形成。

兩人合作的系列報道,獲頒香港人權新聞獎。張潔平對趙的第一印象,覺得她觀察和表達能力犀利,同時也很自信,說話不太客氣,表達自我的慾望很強。

「她有強大的Ego。」

往後幾年,張潔平漸漸發現,這正是趙思樂身處壓抑的中國,仍能保持旺盛生命力的關鍵。

攝/張國耀

攝/張國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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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思樂生於一個重男輕女的家族,母親生下兩個都是女兒,為此承受不少冷言冷語。

然而趙思樂的母親是位剛強的女性。她成長於文革、受教權被剝奪,但在產後仍憑著堅毅與努力上爬,當上發電廠的首席工程師。

少時趙思樂跟媽媽上班,看到廠裏全是男人,問媽媽,這裏女人好少啊?趙媽媽淡然點頭道:電氣廠的女人本來就少,做到我這個位置的更是沒有,以前沒有,以後可能也不會有。

趙思樂深受震撼:「她是那麼自信 … 社會對她不公,但她做到社會認為女性做不到的事。」

父母都是工程師,家中推崇專業的風氣,令兩姊妹免疫於大陸社會對女性的刻板期望。「我媽會說,雖然我們家兩個都是女兒,但妳們要像男孩一樣,對社會有價值。」

雖然長大後她學懂,不是只有男孩才有社會價值,這很父權 … 但這樣的家庭環境,給了她追尋自我價值的志氣。

而她對社會的觀念,則源自廣州的開放環境。趙思樂從小看TVB長大,除了劇集動畫,連時事節目與新聞也照吞;十歲前,她以為自己就活在TVB裏的世界,不知自己的生活與電視機裏的香港有甚麼不同。

「上大學前,我從未看過央視的《新聞聯播》。」

她從小就懂,一堆人舉橫幅在街上邊喊邊走叫做「遊行」,平常不過,而「政治」就是立法會會況節目《議事論事》那樣,議員們針鋒相對,官員被毫不留情面地質疑、批判。

「成長過程中,我知道嘅政治就係民主、我知嘅新聞就係言論自由。於我,那就是正常世界。」

這並不是她獨有、而是一代廣州青年的共同成長經驗,也是廣州公民社會發展蓬勃的原因:「中山大學裏,這樣的年輕人一抓一大把 … 前幾年風氣鬆點,中大每年都有學生組織行動。」

「後來我才知,自己身處的世界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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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時期,趙思樂才見識到廣州以外的中國。

廣州校園黨化教育不強,高中時,老師邀優異生入黨,同學大多為免妨礙出國而婉拒。但進入南京大學,她發現室友們為了進政府、國企工作,全都在準備入黨試。她不解,點會有人想做公務員架?

大二時為了新聞課作業,趙思樂採訪了一個網絡熱議的南京「梧桐樹事件」。民眾靜坐抗議地鐵工程強行剷樹,結果警察將其強行拖離;一個拍紀錄片的學生,被警察追入校園,將片段沒收。

在中國社會,政治壓制原來無處不在。

她將作業發上微博,直陳事實的風格引來在 Twitter(大陸稱推特)活躍的異見網民注意。網友約她見面,甫坐下來就開門見山:你知道翻牆嗎?不知道啊,那你知道六四嗎?也不知道 … 網友一臉震驚的看著她,開始著手教她翻牆。在「推特黨」的熱心介紹下,趙認識了在香港《陽光時務》工作的媒體人賈葭,繼而受邀為雜誌撰稿。

還在學的她,尚未碰過大陸媒體的門邊,已開通了一條境外媒體的路。

2011年下半年,趙思樂赴台灣交換,正值馬英九對蔡英文的總統大選,她不放過這機會,自發採訪,與全世界的記者一同追蹤大選,體驗在自由世界跑新聞的滋味。

台灣的體驗,衝擊著趙思樂的一切認知。她為此著力研讀台灣民主化歷程,「禁書」看了好幾十本,更詳訪了八九學運領袖王丹。

至此,趙思樂才真切了解到,中國是怎樣的一個國家。

台灣歸來的趙思樂,開始關心中國的抗爭運動。翌年初就在烏坎遇到張潔平,正式成為《陽光時務》記者。但在2013年,《陽光》受壓停刊,她的記者事業開展了一年,就遭政治現實無情打擊。她沒有再做記者:趙思樂在記者生涯的起點,就嚐過毋須審查的自由,不想回頭走入審查嚴重的大陸媒體。

此外,她採訪大陸知識份子、運動領袖時,有種似曾相識的感受:運動圈子的要角大都是男性,身居要位或願意高調受訪的女性十分罕見。

媒體發揮空間有限,但有些領域則在蓬勃生長。當時,一群年輕女權份子憑超群行動力崛起,發起多場觸目行動,如身披染血婚紗走在街上宣揚反家暴、「佔領男厠」抗議男女厠比例不均等,以極具創意的街頭藝術,闢出一片抗爭空間。

被女權運動的行動色彩吸引,趙思樂加入NGO「女權之聲」,撰寫評論,也參與行動。

2014年,組織發起抗議,要求撤銷不經審判就可將性工作者關押的「收容教育制度」,趙思樂擔任幕前發言者,要求政府公開數據不果繼而興訟,成為「90後女生狀告廣東省公安廳」的新聞主角。

大陸媒體跟拍趙思樂抗議「收容教育制度」的行動過程

大陸媒體跟拍趙思樂抗議「收容教育制度」的行動過程

那是2014年九月。趙思樂當時認定,女權是自己的畢生事業,有朝一日或可成為女權組織的領袖。

香港一場佔領,令她的人生規劃就此被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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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下半年,香港佔領運動期間,大陸運動圈人被大舉抓捕,高峰時僅北京就有約50人被帶走。台灣太陽花、香港雨傘帶給北京的衝擊,觸發了中國公民社會的覆巢之劫。

金鐘施放催淚彈的數日後,北京大學學生凌麗莎在一間打印店,複印單張聲援雨傘運動。開發票時,她報上男友供職的著名民間智庫「傳知行」的名字。

當晚,凌麗莎就被帶走。

幾張聲援傘運的單張,給了當局上佳借口。「傳知行」創辦人郭玉閃等多名公民社會推手被捕,包括趙思樂當時的丈夫柳建樹。曾在郭玉閃手下工作的柳建樹,正在籌建一家法律援助機構,2014年10月,柳赴香港培訓,期間到過金鐘現場,回京不久後即被帶走。

24歲的趙思樂成為了「被捕者家屬」。她不得不放下女權工作,奔走爭取釋放柳建樹;在北京酷寒的冬天,她到看守所送錢送物,也在網上發出呼籲、在看守所外舉牌,接受外媒採訪,因而遭國保嚴密監控。

當權者要她噤聲,柳建樹的家人亦不滿她的高調行動,認為低調配合才能讓當局放過兒子。

最終除了數個關鍵人物,柳建樹等人於12月底陸續獲釋。事後運動圈分析,這是當局應對「佔中」的準備:一旦香港局面失控,官方需要抓來一些與台港社運關係密切、接受境外基金會資助的大陸NGO人,擔當「顛覆」的罪魁禍首。金鐘順利清場,香港局勢仍在掌握,當局便不再需要這個「顛覆」故事。

大戲落幕,被捕者重獲有限度自由,但他們的機構已經無法再運作,十多年經營毀於一旦。他們的人生,也從此不再一樣。

柳的父母無法理解兒子落難背後的政治因素,只能將恐懼全都投射在「太高調」的趙思樂身上,視她為不幸的惡源。他們聲淚俱下地指責、驅逐,雖然柳建樹把她護在身後,但趙思樂知道自己不得不離開了。

乘雨傘運動而起的抓捕潮,令趙思樂失去另一半,更失去了原欲貢獻一生的NGO平台。

過往中國的公民社會、NGO力量,一直靠去政治化才得以發展;但在營救柳建樹時,趙思樂頻頻舉牌、接受外媒訪問,已將自己「敏感化」,再留在組織內,難保不會為伙伴們帶來麻煩。

而且在針對性的打擊之下,NGO空間越收越窄,為規避當局飄移不定的底線,仍在運作的組織極為謹慎,必然要放棄一切權利倡導意識。最具行動力的女權運動,受到的打擊也最兇狠:2015年三月,有五名女權行動者被秋後算賬式逮捕。

趙思樂知道,再留在NGO圈,不學「自我審查」不行了。

做記者時是在毋須自我審查的境外媒體,畢業後做NGO,也選了行動最激進、最具抗爭性的女權運動 — 她無法說服自己從此「妥協」,去學習自我設限。

「房間裏的大象」— 趙思樂如此形容NGO運動的困境。繼續做非政治工作、迴避壓迫根源,已無法再真正建立甚麼:即使避開所有紅線,努力建立的一切,還是可以瞬間清零,再靈巧的身段也無法保住。

「中共其實不理解女權運動究竟在做甚麼。它的粗暴邏輯是,凡是有社會能動性的,幹掉就好。明知這些『不敏感』的工作,不論做得多好,還是可能在下一秒就被不可抗力摧毀 … 我還怎麼投入去做?」

「大象就在那兒,如何能不看他?」

失去伴侶、戰友,想要投放畢生精力的運動亦四散飄零 … 趙思樂陷入抑鬱,但也無法放棄清醒,想繼續前行,但又不願妥協。

在當下中國,要怎樣抗爭才能直面政治壓迫的真象?


*   *   *

正覺前路迷茫之時,張潔平找到了她。

2015年中,《端傳媒》籌備成立,擔任總編的張潔平邀請趙思樂,準備幾篇中國人權問題的重磅報道,趙思樂答應了。當時,要報道中國,不可能迴避剛剛發生的NGO風暴。

「於是我重新成為記者,回頭採訪改變了我命運的故事。」

《覆巢 — 中國權利NGO生死劫》梳理了過去十年中國大陸不同NGO的路線,與官方拉踞、妥協與取捨的嘗試,並詳析當局的管治思維如何由「維穩」轉向「國家安全」,令NGO全告覆亡。

在事件中失去一切的親歷者,卻寫出一篇筆法客觀、學究得近乎冷漠的報道。「逐漸了解自己為何遭遇不幸,這任務看似殘酷,卻成為我狀態好轉的開始。」

這篇報道再為趙思樂贏得香港人權新聞獎。

2015人權新聞獎得獎者曾金燕及趙思樂(右)

2015人權新聞獎得獎者曾金燕及趙思樂(右)

自《覆巢》始,到溫州教徒如何組織抵抗當局強拆十字架,到709被捕者的妻子如何由受害者進化成行動者,到紀錄片導演艾曉明跨越五十年的知識份子異議之路 … 趙的報道技法越見成熟,選題也越來越宏觀。

大陸當局對媒體(包括港媒外媒)的箝制越見嚴厲,一手採得、可信的大陸維權消息已十分罕見,遑論呈現中國抗爭運動的全景 — 但深入運動圈子的趙思樂能夠做到。如此優勢,其他媒體難以企及,後來趙再摘下數項新聞大獎,已不令人驚訝。

她的報道獲台灣出版社青睞,結集成一本講述中國30年社會運動脈絡,同時專注描繪女性抗爭者的書,題為《她們的征途》。


*   *   *

趙思樂很希望港人能夠讀到這本書。

香港已不是她少時TVB新聞裏看到的自由模樣。出版社無奈通知她,香港大型書店無一來訂,相信是因為題材敏感,只有數間獨立書店入了貨。

趙思樂說,港人有必要了解過去十多年,大陸民間面對過的極權手段,因為兩地面對著同一個對手。看著傘後香港的急劇變化,她認為中共正在將過去打壓大陸公民社會的經驗,應用在香港:如果港人以往關注大陸異見人士,只是出於人道的同情,現在應該改變思路了。「唔係叫港人支持大陸抗爭,而係要知道香港之後會發生咩事。」

但不論是否出於人道同情,香港近年對大陸抗爭運動的關注,明顯大不如前:六四記憶漸次淡泊,本土意識興起、身份認同轉變,令關心大陸的人越來越少。

另一邊廂,傳媒環境生變,中國抗爭報道減少,黑白亦漸顛倒。幾年前,劉曉波、譚作人、趙連海等抗爭者在香港人盡皆知,但到2016年,港人說不出709被捕律師的名字,甚至有港媒提供平台,發佈被捕律師「認罪」的報道。

但這並不是港人漠不關心最根本的原因。

「港媒、外媒報道維權圈的手法,是將所有人victimize。」有參與大陸政治犯支援的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對此感受尤深。「即使有心支持的港人,理解也是簡化的,唔係英雄就係受害者,畀人拉晒、好慘,我哋要去幫佢,咁樣。」

《端》的張潔平亦有此觀察。當權者固然會抹黑大陸抗爭者,但即使是外媒與港媒,也傾向將抗爭者,描繪為臉譜化的抗共鬥士。「不管是罵他們的人,還是誇他們的人,都將他們去人性化。」

也有一些報道嘗試從私人角度切入,還原抗爭者與家屬的人性,期望喚起讀者同情 — 但回歸最私人的角度,又顯得「去政治化」,渲染悲情,無法讓外界真正理解他們的抗爭。

港人已感自身難保,還要去支持一群處境更嚴峻的弱者「建設民主」,當然提不起勁。但如果是那一群值得借鑑與學習的人呢?這正趙思樂作為記錄者的獨特之處。

「她的文字能讓大家看到,他們不是等待幫助的弱者,而是一群自主的抗爭者。」鄒幸彤說。「在思樂筆下,他們每一個都是有能動性、有主體性的人,環境如此嚴峻,仍能透過行動去改變自己的命運。」

個人以外,還有運動本身。「這群人作出這麼大的犧牲、付出這麼大的代價,不能只要人同情,卻不去呈現其政治意義。」張潔平形容,趙思樂的報道,能夠呈現出抗爭運動在中國政治變遷中,真正的影響與價值。

這樣的視野與能力,27歲的趙思樂是怎樣練就的?


*   *   *

一開始,是靠模仿。

趙思樂曾仔細研讀一些優秀的特寫報道,學習它們的舖排與結構,包括張潔平刊於紐約時報中文網,描寫佔中背景的《攤牌》系列,與查建英刊在紐約客的兩篇經典《國家的敵人》與《國家的僕人》— 都是刊在外媒的報道。因為中國大陸的特寫,不論挖得多深,往往無法觸碰最深層的問題。

落筆之前,趙思樂會用便利貼整理思路與文章舖排,一篇萬字報道的元素可以貼滿一牆

落筆之前,趙思樂會用便利貼整理思路與文章舖排,一篇萬字報道的元素可以貼滿一牆

而解構問題的思路,則取自女權概念。女權分析往往是從個案開始:也許是在醫院被拒剖腹的孕婦,也許是農村不堪貧困手刃親兒的少婦 — 從個人展開,爬梳家庭、社會、國家的文化與結構,如何影響個人的命運。

「女權思想對性別壓迫的分析,對我分析政治壓迫幫助很大。」

結構與分析框架,都屬於技術層面。再深入,就是如何進入受壓迫者的思維模式,去感受他們的想法與行動。

對於中國人受壓迫的狀態,趙思樂有自己的一套理解。

「長時間、系統性被剝奪自立的能力,說沒有黨你就甚麼都不行,還不斷說祖國愛你 — 與受家暴婦女非常相像。他們會不惜一切合理化自己的處境,合理化施暴者的行為,在別人面前裝得很成功 — 祖國強大了,我非常愛祖國,我要維護它。」

「但在私底下,人們的自我價值是被摧毀的。」

性別之間的壓迫,與極權對人的摧殘,方式非常近似;對此,趙思樂有切膚之痛。

「我曾經遇到過親密關係裏的暴力 … 其中一段是在很小的時候。」

「他會令你覺得自己無法反抗 — 你哭、你喊疼,他還不是照樣虐你,還虐得更重 … 而社會的氛圍,只會讓你覺得自己很髒,不會有人再接受。於是你討好他,說服自己不是討好而是真愛他,害怕一旦離開他就不會再有人愛你,就無法自己生活下去 … 你會覺得自己沒有未來、沒有價值,甚麼也不是。」

她反覆提到一個詞:習得性無助。一個人失去動能與希望,並非發自自身,而是被灌輸、被動地「習得」的。

最可怕的壓迫,不是暴力、恐懼與威嚇,而是否定人的自主、將人的自我價值摧毀,令一個人完全失去反抗的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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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觸到女權思想,她才明白自己的困局並非無解,慢慢重建起被摧毀的自我價值,終於鼓氣勇氣脫離。然而在前夫柳建樹捲入傘後NGO抓捕潮時,她才真切體會到,即使個人如何努力持守自我,國家權力也可以肆意將其剝奪。

一直不願意以誰的「妻子」身份自居的趙思樂,不得不一再將自己標榜為柳的妻子 — 因為能夠替被捕者委托律師、有權獲得相關通知與文書的只有家屬,兩人本就是為了被捕時有人照應才結婚的。

大陸被嚴厲壓制的輿論空間中,對運動者的關注度很低;要為營救行動爭取支持,只能訴諸「受害者」的身份,透過情感來動員。

趙思樂無法以抗爭者的姿態,為戰友闡明理念、理直氣壯地伸冤,只能強調家屬的身份,期望能引發一點同情。被捕者曾經有過甚麼貢獻,他究竟為了甚麼而陷獄,彷彿已經無關宏旨。

以妻子身份營救丈夫的經歷,與她賴以重建自我的女權信仰,處處相違。趙思樂不得不主動背棄自我要求,重新走入一直抵抗的性別定型。「這份矛盾,不斷折磨著我。」

而在男性主導的異議者圈子中,為被捕丈夫奔走的女性,不會被視為抗爭者,而是被連累的、無助的、堪憐的受害者。趙思樂為爭取支持作出的高調行動,被不少人譏諷為「自我炒作」與演戲,她的私生活遭到質疑,背上不少侮辱的罵名。

在這段極為痛苦的經歷告一段落後,她寫下這樣的反思。

「這是何等沒有公共性?受難,如果只能獲得『同情』,不是太冤了嗎?」

「(呼籲)為情義而圍觀,只會耗竭情感資源,讓人們對悲慘麻木。情感動員能引起關注的策略優勢,比起對於公共性的損害、對麻木的培養,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放下悲情,是生長和綻放的基礎。」

之後她一直在思考,該如何呈現異議者妻子的行動,擺脫哭閙上吊的苦情戲碼與「男性異議者附庸」的敘事。

「我不願意寫單純的慘劇。」趙思樂定下目標。「我想記錄的,是慘劇中人的掙扎與反抗。」


*   *   *

在中國,要觀察、記錄抗爭,就要以身犯險。

709一週年前夕,趙思樂跟訪了「709家屬」近一個月,跟到天津看她們舉牌,也與被捕律師李和平之妻王峭嶺同赴內蒙,看望遭軟禁的被捕律師王宇兒子包卓軒。

趙思樂隨著王峭嶺與李文足舉牌,兩人的孩子、6歲的李佳美與3歲的王廣微在一旁自娛自樂

趙思樂隨著王峭嶺與李文足舉牌,兩人的孩子、6歲的李佳美與3歲的王廣微在一旁自娛自樂

人沒見著,警察先到了。

趙思樂裝出一口河南腔扮作超市送貨的,堅稱不認識王峭嶺,但警察沒有放過她;她抓空逃跑,被男警拽在地上拖行,一把扔上警車。兩人堅拒鬆口,數小時後才獲放行。事後趙思樂反省了一下,才想起逃跑不是好決定,警察可是陀槍的 …

她的「709家屬」報道長達萬字,但這段驚險的經歷,只寫成一句平實陳述:「5月20日,王峭嶺驅車1000多公里到內蒙古看望被軟禁的包卓軒,被當地警方攔截並羈押。」

書寫抗爭要經歷重重危險,也要近距離旁觀苦難,這與趙思樂克制、抽離的文風,反差極大。

「709家屬」是趙思樂做過最「危險」的報道。當時針對維權律師的打壓仍未結束,被捕者剛被正式控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逮捕,家屬均被監控。與709事件有關的一切仍然敏感。

在敏感的選題上,張潔平一向謹慎,太危險的選題絕不提出來「誘惑」她:「萬一出事,我們是沒有能力保護她的。我不覺得這些事,要以犧牲一個大陸年輕作者的代價去完成。」

趙思樂清楚當中的風險,但「被捕者家屬」這個選題令她無法抗拒。更令她在意的是,這一波中國抗爭運動有深遠影響的維權律師大清算,事發一年後仍未見華文媒體對其深度報道。

作為自由撰稿人,只要她下定決心要做,即使不交給《端》也可另覓渠道;既然如此,張潔平想,那我們就一起把它做好吧。「我能做的就是盡我的專業判斷幫她把關,用警察的眼睛看她的文章,找出可能的把柄,可能是洩密,可能是『煽動』… 」如果足夠自我克制、嚴守「記錄」的界線,不跨到「評論」的一邊,是相對較安全的。

對於報道成果,張潔平也沒有甚麼期望,只希望她快點採完離開危險的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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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思樂住進了王峭嶺家,每天聽她閒話家常,講李和平和孩子、講與家屬行動時的趣事。餐桌上的對話,不少作為人物細節寫被入報道。

這樣的信任相當難得:隨著政治環境收緊、風險與代價大幅提高,抗爭者往往不願多說,除非信任到肯定對方抵受得住國保的威脅。行動出身、被捕者家屬的經歷,成為趙思樂一大優勢。

但高度的信任與「同路人」的親切感,也令記者與受訪者的界線變得模糊。為了恪守記錄者的身份,在對方敝開最內一層心扉之時,趙思樂無法不狠心劃出記者與朋友的分野。

一次王峭嶺突然開口,向趙思樂抱怨其他家屬對她的誤解 — 讓她傾訴下去,是窺探運動內部矛盾的好機會。但趙思樂還是提醒王峭嶺:大姐,你這些話是 on the record 的嗎?

更難以劃定的,是記錄者與參與者的界線。受訪者冒風險受訪,自然期待記者協助宣揚抗爭訊息,而趙思樂不得不明言拒絕。

「當事人會想我只報道運動美好的一面,但我的責任是展現運動的深度。」

她無法與受訪者成為純粹的戰友。一旦陷入同情或義憤,記者就會不自覺美化運動,或因為想要獲得更大傳播,而放大當中的情感。

「被情緒蒙蔽的文字,過不了時間這一關。」

拒絕參與或同情、恪守記錄的位置,才能更立體地理解運動,探尋到最本質的東西;不將受訪對象硬套入諸如受難者、犧牲者等可以引發同情的既定標籤,反而有意想不到的發現。

為甚麼眾多妻子之中,是王峭嶺首先站出來、堅定反抗?她會說,自己會想起李和平提過那些獄中酷刑,擔心自己再也見不到他。如果要呈現「709家屬」的苦難,有這一句大概很夠了。

但趙思樂再挖下去,王峭嶺漸漸說出更多:她最怕的,不僅是以後再也見不到李和平。

過去丈夫心繫維權工作,王峭嶺只擔心他為家家帶來危險,爭吵不斷,也從未了解過丈夫究竟為了甚麼以身犯險。直到丈夫被捕,她在與官方交手的過程中,才看到丈夫過往一直試圖挑戰的不公,究竟有多強大。

她最怕的,是自己再也沒有機會跟他講一句:我現在懂你了。我終於理解你不惜代價為之奮鬥的價值,理解你的信念。這才是支撐王峭嶺最深也最痛的動力。

抗爭、或曰公共行動最根本的動機,不會是純粹個人的的情感,而必然建基於對公共價值的認可與信仰。最深層的人性,與普世的精神是相通的。

超越苦難,趙思樂呈現出709家屬作為抗爭者的力量。

「思樂離她們這麼近,但仍可清晰地將這群女性從受害者到行動者的轉變過程,完整呈現出來。」張潔平記得自己看到稿件時,相當吃驚。「她不僅寫出了鮮活的人的故事,完全總結出這群女性身上的政治意義。」

這是一個在巨大的苦難與不公面前,始終保持清醒的記錄者才能做到的事。

但這也是非常痛苦的。

「我憋著一口氣,不讓情緒透在文章裏 … 」憋到稿子寫完,趙思樂與家屬們共處以來積累的關懷、心疼,感受到的美好,旁觀過的苦難,才得以釋放 — 刊發之後,她哭了兩星期。


*   *   *

709是趙思樂做過最危險的題目,但不是最難的。

中山大學學者、記錄片導演艾曉明,素來低調,卻是張潔平認為最值得書寫的中國異議者之一,等到她的反右運動紀錄片《夾邊溝祭事》開拍,終於逮到時機。

「從文革一代代走來,她的行動脈絡,與中國反對運動的脈絡環環相扣,可以串起整個中國當代史。走在邊緣,守著寂寞做該做的事 … 她是我最敬愛的知識分子。我不想50年後大家回看這個時代,看不到艾曉明這個人。」

要駕馭時間跨度這麼長、歷史背景這麼複雜的故事,對年輕的趙思樂是極大挑戰。雖然不無擔心,但張潔平仍把這個選題交托給她。

回應這份託付,趙思樂寫出了記者生涯中最好的一篇作品。

趙思樂攝,踐雪拍攝的艾曉明

趙思樂攝,踐雪拍攝的艾曉明

從維權、公民、抗爭運動,到性別問題觸發的社會爭議,艾曉明過往熱衷以拍攝介入當下,為甚麼現在卻要回溯50多年前的反右運動?選這個題材,是否源自個人經歷?

採訪期間,趙思樂發現艾在迴避這個問題,但她也發現艾對反右倖存者經受種種折磨過後,仍堅持自己不反黨、甚至堅稱愛黨的狀態,非常熟悉。

「那份熟悉是從自己的經歷來的。她的學者身份,掩蓋了她的深層共鳴。」

艾曉明對此避而不談,但在一個趙思樂寄居艾家採訪的早晨,兩人恰巧在網上看到文革「忠字舞」的影片。艾曉明一邊嘲笑這舞太醜,一邊熟練地演示,每個動作都記得分毫不差。

看著這個畫面,趙思樂懂了:極權能把人控制到甚麼程度?艾曉明有著擺脫不掉、忘不掉的身體記憶。艾曉明拍攝那些被極權控制的人,而她自己也曾是其中之一。

從這個片段切入,趙思樂緩緩舖開一段橫跨50年時空的個人史:曾經批判過自己父親與朋友的艾曉明,如何透過對昆德拉與女權主義的研讀,透過記錄作為行動,解開極權烙在自己身上的咒詛。

「讓我去寫,我覺得我寫不到那樣。」

看過趙思樂交來的稿子,張潔平感動不已。「這不只是一段複雜歷史的報道,而是達到了文學的高度 … 裏面有一種非常深沉的情感,甚至是歷史的悲劇感。」

張潔平想起自己還在《亞洲週刊》當記者時,也很努力的想要書寫中國異議者、抗爭者,但定居香港的她,與他們始終隔了一重。「最多就是採訪時飛過去幾天,從沒跟他們承受過一樣的壓力。」

「但思樂與他們處於同樣的風險、壓力、恐懼之下。這一點補足了她的年輕,讓她能夠快速進入、理解他們的處境,成為相對平等的對話者。」

趙思樂呈現出來的,不僅是艾曉明數十年來的行動軌跡,而是一個人即使深陷極權織就的籠牢,仍能通過思考,抗衡極權對意識的箝制,透過行動,實現被極權否定與歪曲的價值,保存人性中最珍貴的堅持 — 那就是極權欲百折而不撓的,人的自主。

「最深沉的情感交換,能讓人表現出應有的尊嚴 — 不僅是事實層面,而是精神層面的理解、迴響與共鳴。」張潔平總結。「這與說『你好慘我好同情你』,完全是兩個層次。」

「沒有思樂,這些中國行動者的故事,無人能夠寫出這份尊嚴。」

趙思樂在夾邊溝拍攝、持攝像機跋涉的艾曉明

趙思樂在夾邊溝拍攝、持攝像機跋涉的艾曉明


*   *   *

在中國,不受左右地寫下真實的新聞、記錄與歷史,是不被允許的,也鮮有前例可循。怎樣才能忠於自己地記錄?每一個記錄者都要摸黑探索出自己的方法。

從行動者走向記錄者,趙思樂摸索出的路很清晰:書寫抗爭報道,本身就是抗爭。

「很多人說,抗爭和報道怎能放在一起?報道要客觀中立 …」她清楚當中爭議。「但當你面對的政權,不認可任何真實,對事實、新聞、言論進行審查 … 如果你認為報道應該真實,就已經站在它的對立面。不承認,反而虛偽。」

「報道如果能夠堅持真實、獨立與自由,就已經構成對利維坦的抗爭。」

趙思樂結合抗爭者與報道者的身份,張潔平很能理解。「在香港或台灣,根本不需要這樣,想改變世界,直接行動就好。但在中國,行動代價太大,一個人的才能,一下子就全浪費掉。」

「然而在記錄這一塊,還有大量空白,需要有人搶救歷史。」

張潔平知道,趙思樂要離開不難,但她為了自己認為應做的事,願意長期處於監控與風險之下,才能在抗爭報道範疇,開闢出這片新天地。「思樂最無法複製的,大概就是她的勇敢。」

「她的勇氣,為她的生命撐出了一片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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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勇氣,趙思樂一直記得一段故事。

在《陽光時務》時,她寫的薄熙來報道登上了封面,她特意把雜誌寄回家。親戚看見幾乎嚇壞了,勸她父母叫她別再做這種東西。回家的一天下午,趙母向女兒覆述了親戚的話,然後說:「我們從那個時代過來的人,見過很多不公平的事 … 」

趙思樂知道文革時母親已經懂事,有很多不堪的記憶。她沒有答話,等著母親勸說,所以不要搞對抗了,黨很強大你鬥不過 …

但趙母說的是:「所以我明白你為甚麼要這樣做。」

然後這個話題就結束了。「我媽好酷,真是屌!炸!天!」趙思樂憶述時,忍不住流露出對母親的敬仰。

作為暸解政治殘酷的上一代人,她的父母大可像其他父母一漠視,並教育孩子也逃避漠視;但他們選擇了理解她。「不要把甚麼都推給無奈,每個人都可以選擇多做一點。哪怕只是跟孩子說一句我理解你,就這麼一句話,已經可以改變很多東西。」

趙思樂也作出了的選擇 — 不是選擇成為抗爭者,而是選擇活在真實當中,不作惡,也不對惡無動於衷,並為此付出了代價。不少人盛讚她無私、勇敢,但趙思樂很清楚,自己記錄、行動、抗爭,歸根究底,出發點都是自己。

她的每一篇報道,她採訪、書寫過的每一種抗爭路線,都圍繞著同一個疑問。

「我想知道,我該怎麼辦?我有甚麼前途?」

「在香港,黃之鋒17歲就可以上《TIME》 — 大陸不可能有這樣的青年,只要他一出現,他就在牢裏了。我現在就有一個朋友在牢裏。」

「我認識一些年輕人,他們『練習』坐牢,開著燈睡覺,把自己關在沒日沒夜的小房子里,看自己能忍受多久。甄江華就是其一。」—— 趙思樂寫於甄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拘捕後

「我認識一些年輕人,他們『練習』坐牢,開著燈睡覺,把自己關在沒日沒夜的小房子里,看自己能忍受多久。甄江華就是其一。」—— 趙思樂寫於甄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拘捕後

「生活在這樣的環境,我們還如何能夠實現自我價值?問題問到這個地步,你會覺得自己非常無望,也非常可悲。」

趙思樂寫作的母題,就是如何改變一代中國年輕人的命運,如何改變她自己的命運。

「書中的異議知識份子、法制維權運動、公民社會與NGO、網絡運動、女權運動,其實都是我找過的路。這麼多人、這麼多故事 … 我曾經在中國的運動場上,找過自己的答案。」

因此,這本書對她的重要性,大於一切。

「對一個作者而言,能夠把作品完整地呈現出來,被關個兩三年,我覺得可以接受。」趙思樂說:「雖然我評估這不會發生。」

「絕對的安全是不可能的,但我會問自己:如果出事,值不值得?」

「這本書再怎麼樣,也不會把我抓起來判五年以上(笑),那我覺得OK。」


*   *   *

即使不陷獄,只要是異議者,在中國就要面對無盡的箝制與恐懼。

但正是在最壓抑的恐懼之中,趙思樂找到足以克服它的慰藉。

2015年七月,709大抓捕發生時,趙思樂正在採訪著名異議者莫之許,各有前科的兩人為防也「被消失」,怱怱逃離城市暫避。在高壓與恐懼籠罩、朝不保夕的氛圍之下,趙思樂與莫之許成為了戀人。「如果不是709造成的特殊情境和空氣,我們大概都沒有勇氣和動力,走進這段關係。」

莫之許是八九一代的抗爭者,當年廣場上的大學生,那時趙思樂都還沒出世。

這段感情的每一個轉折,都與時代的殘酷打擊環環相扣。相戀數月後,一名曾趙合作的朋友被帶走;兩人一度緊張,萬一官方想順著被捕者抓個「集團」出來做成大案,她被捲入也不出奇。看著,莫之許突然就說,我們結婚吧。

沒有鮮花戒指,只有手機裏一條朋友被捕的消息。趙思樂忘了自己回了甚麼話,只記得自己狂笑不止。

兩個月後,趙思樂決心去採訪709妻子們。她簽好一張空白的律師委托書,放在寓所的餐桌上;當時莫還不是她的「家屬」,但一旦自己被捕,拿著委托書的他就可以行家屬之實,幫她找律師了。

「在如此時代,這是比說『我願意』更鄭重的儀式。」

這就是趙思樂選擇的人生。

莫之許與趙思樂

莫之許與趙思樂

看到過被捕者孩子顛沛流離的命運,兩人協定,只要還在中國就不生孩子。「我不是無知地陷入這種處境的,這是我知道並選擇承擔的代價。」趙思樂把這個問題想得很清楚。「但我沒法替孩子做這樣的決定。」

於是他們手牽手坐在公園裏,看別人家的孩子笨拙地走路,跌倒,再自己爬起來。

但她不時會想像自己的孩子。每當絕望感無處發洩,她就會忍不住朝莫之許狂吼:都是你們這代人沒有做好,我們這一代才要過這種生活!89後的20年,你們都在幹甚麼?

吼著吼著,她腦中卻浮現20年後的自己,是不是也會被孩子吼問,自己往後20年來都做過些甚麼?那時候,他們生活的世界會否仍然黑暗無望,一如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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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89一代』包括我自己,正在陷入失望、甚至絕望後的徬徨,不知道該做什麼,除了或早或晚地把自己送進監獄。移民?在異鄉,我們永遠不可能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

趙思樂正在申請出國讀書,但她說,自己還是要回來。她還年輕,還有很多可能,然而生命中有些堅持,已經不可能改變:趙思樂過去與現在是一個抗爭者,將來也是。跨越苦難與悲情,以書寫呈現出同行者的尊嚴,就是她的抗爭,也是她實現自我價值的方式。

只要堅持留在中國,她的成就,並不會帶來更幸福的生活;她走出了一條新的路向,但這條路究竟會通往哪裏、會否直通暗無天日的牢獄,現在還不知道。這就是她所說的,值得同齡人參考、相信並追求的事業嗎?

趙思樂側著頭想了一會,以平淡但肯定的語氣回答。

「我的事業,就是有意義的存在。」

攝/張國耀

攝/張國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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