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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一九八零年代(上篇)不安與恐懼的年代

2016/8/13 — 16:53

1982年9月24日,戴卓爾夫人在人民大會堂外仆倒的一刻

1982年9月24日,戴卓爾夫人在人民大會堂外仆倒的一刻

上次談過一九七○年代(連結),今次談八○年代。筆者的記憶是從八十年代初開始的,所以對這個年代的理解某程度上是混入了童年回憶。

八十年代承接了七十年代的經濟急速起飛和政府的社會改造計劃,本來是一片光明的,可是一九八○年代一開始,香港前途問題便浮現了。八十年代初,香港可說是亞洲的西柏林——是極權共產國家裡的一塊「飛地」。這塊飛地保護了裡面的人的基本人權,生活水平、經濟發展,與旁邊的共產中國差天共地,並吸收了共產中國數以百萬計的逃亡人口。沿著深圳河的邊界,就好像《侏羅紀公園》裡面的電網一樣,保護了網後的香港人,不會被網外的政治災難害至家破人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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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年代初的中英談判,對於那個年代的人來說,就好像世界末日一樣。沒有人敢想像香港一旦落入共產中國手上會變成甚麼模樣,須知道在一九八○年代初,文革浩劫結束不久,中國在經濟上落後香港幾十年、政治上還是高壓統治。那時候,人們每天看新聞就是緊貼中英談判的內容,當年最經典一幕,莫過於戴卓爾夫人在人民大會堂外仆倒。那一跌,彷彿象徵了香港的前途。

中英談判以英國退讓告終,《中英聯合聲明》寫明了一九九七年香港主權移交中國,接著的很多年,中國花了很多功夫在統戰工作上,《基本法》的草擬工作吸收了不少社會精英,而且草稿的條文遠比現在的《基本法》進步。同一時間,中國開始改革開放,社會正在急速發展,當時不少人有一個感覺,就是中國一直發展下去,有可能在經濟和政治上與國際接軌。當時中國標榜的「五十年不變」原則,其實也是假設二○四七年的時候,中國可能進步到與香港不用分隔而得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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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香港社會還是政治冷感的,這或多或少與香港的難民社會特性與長年的非政治化教育及媒體主調有關。那時候,部份政治活躍群體提倡民主回歸,希望以民主制度保護香港的一國兩制,同時他們也要求英國提早實行民主制度,例如爭取「八八直選」。雖然政治團體爭取直選的訴求沒有成功,不過在八十年代,香港開始了「代議政制」,即是開始區議會選舉、市政局部份議席由選舉產生、立法局功能組別選舉及間接選舉等。那時候中英兩國引導社會期望政制會是循序漸進地發展至完全民主化的,用現在的說法,就是雙普選。

那年代,人心惶惶,不少人選擇移民,不過整體社會還是慢慢消化了九七主權移交這個現實。人們還是期望中國的改革開放會令社會政治也出現改革,而且香港作為一國兩制的對台灣示範單位,還是會做到高度自治和落實普選的。

當然,到了八十年代的最後一年,中國出現了民主運動,但被血腥鎮壓。這一場屠殺,徹底改變了香港人對中共政權的觀感,而且徹底破壞了港人對九七主權移交的信心。六四屠殺之後,香港出現更大的移民潮,幾乎整個中上層社會都在考慮或正辦理移民手續,而中國政治曾經出現的自由風氣也不再出現。中共對香港的政策也大幅收緊,《基本法》被修改得更保守,對現在的政治生態影響十分大,尤其是立法會權力被限制和普選遙遙無期等。

關於一九八○年代的社會文化,下次再談。

 

 

(原文刊於2016年6月《時代論壇》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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