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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藏/漢學家埃利亞特 ● 史伯嶺教授2014年訪談的介紹(一)

2017/3/6 — 12:44

作家唐丹鴻與史伯嶺教授。

作家唐丹鴻與史伯嶺教授。

國際藏學界的頂尖人物、藏中歷史研究領域的權威學者、不知疲倦的人權活動者、美國印第安納大學教授埃利亞特•史伯嶺(Elliot Sperling,又寫艾略特•史伯嶺),1月29日在紐約家中去世,時年66歲,遺下無法彌補的巨大損失。作為與他結識近七年的朋友,我雖與他經常交流,也讀過他的一些譯成中文的文章,但對他的生平、思想及研究的了解只是概貌,這令我深覺遺憾。幸而居住以色列的漢人作家唐丹鴻,於2014年7月27日對他做過一次訪談。儘管訪談尚不足以概括埃利亞特•史伯嶺的精粹,但也非常重要,故在此做摘要介紹。

1、對西藏的興趣如何而來?

年輕時生活在紐約的埃利亞特•史伯嶺,受六十年代時代潮流“嬉皮運動”這種對抗文化(contra culture)的吸引,成了一名嬉皮士並對東方有了興趣,利用大學假期去往東方國家遊歷,從土耳其、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到了印度和尼泊爾。他初次見到藏人是在德里,再次見到藏人是在加德滿都。當然見到的都是流亡中的藏人。正如他在訪談中所說,“我開始受到了他們的吸引……對他們的國家、他們的歷史、他們的社會產生了興趣,越來越關注那些圖伯特人的命運,而非他們的宗教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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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他去了達蘭薩拉,那是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初。埃利亞特•史伯嶺對達蘭薩拉懷有很深的感情,事實上,他原本今年三月計劃再去達蘭薩拉的,而去年他也去過,2014年也去過。他回憶道:“上個世紀七十年代,達蘭薩拉是印度之旅的一個理想之地,遊客很少,沒有什麼外國人,麥克勞甘吉的印度人都很少,差不多都是博巴。達蘭薩拉安靜,綠鬱,樹木蔥蘢,只有一兩家賓館。外國人多住在岡底斯賓館。岡底斯現在還在,但如今麥克勞甘吉已是賓館客棧林立,設備齊全,與往日大不相同。每天到達蘭薩拉的班車只有五趟,私人車子根本看不到。可能那時最多也就達賴喇嘛辦公室有車吧。”

他對唐丹鴻說:“如果我不是在七十年代就到了達蘭薩拉,而是現在才去,我絕不會想像到以前的達蘭薩拉那麼理想安寧。所以我(那時)一到達蘭薩拉,噢,這個地方太好了!這些博巴(藏人)太好了!那時,我意識到了,對圖伯特的歷史和人,我真正產生了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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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那時對圖伯特一無所知,如他所說,雖然“了解一點印度悠久的歷史,也了解一點中國悠久的歷史。但是,圖伯特,卻好像是一個沒有答案的大問題:他們是哪裡來的?他們的歷史是怎樣的?”因此,他返回美國之後,決定專攻藏學。他就讀的皇后學院沒有藏學,但是有東亞學。而那時所謂的東亞學也就是漢學,連日本學都沒有。史伯嶺便開始學漢學,學了兩年普通話,一年古漢語,還選修了東方思想、中國哲學、東亞經濟、歷史等等。而那時中美雖然剛剛建立外交關係,但作為美國人,還不可能去中國學習,所以大學畢業後他去了台灣,強化中文學習,住了一年半。

對西藏歷史、社會與文化的興趣,最終使埃利亞特•史伯嶺確立了畢生研究的方向。而那時美國深造藏學的大學只有兩個地方:一個是華盛頓大學,在西雅圖;一個是印第安納大學。他於是去了印第安納大學讀碩士和博士,主要師從在印第安納大學任教授的塔澤仁波切(Taktser Rinpoche),尊者達賴喇嘛的長兄。

2、“明代漢藏關係差不多就是沒有關係”

埃利亞特•史伯嶺在印第安納州大學讀碩士和博士時,他的碩士論文是關於第五世噶瑪巴德新謝巴,歷史上,五世噶瑪巴受明成祖(永樂皇帝)的邀請去了首都南京,給予皇帝灌頂和開示,被皇帝視為佛法導師。史伯嶺仔細閱讀了五世噶瑪巴的藏文傳記,也查證了相關中文史料,卻並沒有找到明代控製圖伯特的第一手資料。在達蘭薩拉文獻檔案館,史伯嶺做了一年多的研究,同樣沒有找到這方面證據。他又研究中國民國,發現民國時還沒有人說明代那時西藏已屬於中國,充其量說的是“清代時西藏被納入我國版圖”。

埃利亞特•史伯嶺的博士論文是關於中國明代的漢藏關係。因為他想研究:“這漢藏關係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而這關係的實質內容是什麼?”

作為一名歷史研究學者,史伯嶺在2014年夏天對訪談他的漢人作家唐丹鴻說,雖然滿清的版圖上有圖伯特,蒙元的版圖上也有圖伯特,但在學習過程中發現,那種關係跟中國政府所說的很不一樣。現在的中國人認為什麼都是他們的,這與中國的新歷史觀有很大關係,以至於現在對中國人似乎已經很難解釋並非如此。但事實上,元代是蒙古帝國的政權,清代是滿清帝國的政權,而這是兩個“征服政權”,也即是征服了中國的異國政權。如果西藏真的是屬於“中國”,那應該好好研究一下明代,因為明代並非征服政權,而且明代並不認為蒙古人是他們的“兄弟民族”。

在研究了明代的漢文資料和同時期的藏文資料之後,史伯嶺發現,明代漢藏關係差不多就是沒有關係。中國人認為明代是元代的承繼,改朝換代;可是元太祖成吉思汗、元世祖忽必烈,他們並不認為自己是中國的皇帝,他們認為他們是世界大帝,因此怎麼能簡單地認為明代承繼了元代呢?這根本說不過去。

史伯嶺在印地安納大學用了兩年左右完成了博士論文,題目是《明代是否對西藏實施了“分而治之”政策》。而他的結論是:沒有。雖然明代時,圖伯特境內政權分裂割據,持續到第五世達賴喇嘛時期,但與中國明代政策無關,而是圖伯特自身情況造成。明皇帝與圖伯特的關係,最多也就是宗教性的,施主與喇嘛的關係。因此,史伯嶺說:“現在中國聲稱明代時西藏屬於中國,這是一個空虛的說法。”而其本質,正如他在2009年7月20日發表於《印度時報》的文章中寫道:“自從2008年春天以來,中國已經響應了外界對它所作的自古以來擁有西藏主權的批評,那就是乾脆廢除它過去一貫的說法,亦即十三世紀蒙古征服者將西藏​​變成中國一部份的說法,而代之更強烈、無情又不留餘地的立場,亦即西藏'自從人類活動以來'即是中國的一部分。這個例子充分顯示了對中國而言,歷史根本不是一個可以拿來衡量中國主權主張的客觀標準,……只是政府與黨的工具,假如無法達成想要的政治目的,即可棄之如蔽屣。”

鑑於埃利亞特•史伯嶺在中藏歷史關係研究領域的卓越成就,他獲得了“麥克阿瑟傑出人才獎”(MacArthur genius),這時他才33歲。 2004年,他出版了學術著作:《西藏-中國衝突:歷史與爭論》。並在諸多學術期刊上發表學術文章,如《西藏與中國:1950年以來的歷史解釋》。除了寫作學術文章,他還寫了多篇有關歷史、時事與人權的文章,翻譯成中文的有《圖伯特、Tibet與命名的力量》、《中國對西藏問題固執到底,拒絕變通》、《自治?請三思! 》、《只許自由不許獨立……暨語言問題》、《關於原因及目的》、《請不要忘記扎白! 》、《進逆耳忠言,盼公民社會》、《死亡統計》等等。

3、西藏與蒙元、滿清的關係,說明了“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嗎?

在訪談中,漢人作家唐丹鴻問道:“中國的官方話語認為,元朝的時候,中國就對西藏行使了主權。現在的中國人把滿清也看成中國政權,並根據滿清對西藏的政治控制,堅持中國對西藏擁有主權,那麼研究這個領域的西方學術界是怎麼認為的?”

埃利亞特•史伯嶺對此做了清晰的說明。他說:在西方歷史學者通常的認知中,有一個蒙古大帝國,也有一個滿清大帝國。在蒙古大帝國時期,圖伯特和中國都是蒙古大帝國的一部分。中國說西藏是在元代併入中國版圖的,但如果你問中國學者是在元代什麼時候?他們的回答卻不一致,因為就沒有一個文獻、包括皇帝御令詔書之類,能夠說明“現在西藏屬於中國了”,沒有。西藏臣服的是蒙古帝國,藏文資料充滿了相關證據,卻沒有一條可以證明屬於中國的證據。那麼為什麼把圖伯特放進“中國”的版圖?歷史文獻證明,“西藏在元代併入了中國版圖”這樣的說法是不對的,沒有邏輯的。

滿清也是一個征服王朝。滿清大帝國並不等於中國,中國祇是滿清大帝國的一部分。滿清直到末年時對圖伯特的政策,使用的也是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語言。比如二十世紀初期,滿清官員趙爾豐,他提出滿清應該模仿英國在澳大利亞、法國在越南、美國在菲律賓那樣的方式來處理西藏。這樣的說法本身,已經證明是百分之百的殖民主義。趙爾豐的這些資料都是漢文的,中國大陸出版的書籍中能看到,中國學者一看這樣的資料,就能明白這是一種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思維。在現代人的觀念裡,“帝國”是一種壞的事物,但在趙爾豐的那個時代,“帝國”不是一個貶義詞,而體現的是“我們征服了你們,你們敗給了我們,你們應該服從我們”這種觀念。那時“帝國”代表偉業,所以不必用騙人的把戲,說什麼“我們是一個中華民族”、“我們是一個大家庭”等等。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英國人、法國人是航海從太平洋到中國的。他們在太平洋沿岸打交道的那些滿清官員已經漢化,到處是中文寫的“大清”,所以他們不了解“滿清”和“中國”有什麼區別,寫文書、與滿清籤條約,都寫Chinese Empire,滿清皇帝也認可了這一表述。但是在亞洲內陸,俄國人就知道滿清帝國和中國的區別。因為滿清處理俄國事務的機構理藩院,也處理蒙古和西藏事務,可見理藩院是一個帝國性質的機構。

滿清帝國不是中國,這在西方學術界已無可爭議。中國以外有很多學者,包括一些漢學家,他們的學術潮流叫“新清史”(New Qing Studies),“新清史”的基本特點是,承認清代是一個帝國——滿清帝國。而中國學術界卻不願意接受這一點,反而另編一套說辭。史伯嶺教授尖銳地批評道:“這就否認了歷史,是偽史。”(未完待續)

 

(本文為自由亞洲特約評論;亦刊於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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