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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法庭上制衡警方權力,社署有責

2019/10/4 — 1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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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少年人被警方帶上少年法庭,向法庭申請「保護令」;根據社署職員撰寫的福利主任報告,法庭最終決定幾位少年人沒有接受「保護令」的需要。我們認為,撰寫報告的社工能秉持獨立和專業的工作方針,全面和準確地為少年人作出評估,表現可嘉;不過,社署仍需查找在前期階段是否有職員因經驗不足或其他原因,導致無法制衡警方的權力。

當值感化主任責任重大

少年法庭上,除了裁判官之後,社署的當值感化主任的地位就是最高。論薪金水平去衡量,當值感化主任是僅次於裁判官,高於庭上的翻譯人員、書記職員、檢控主任,甚至是警員。在此邏輯下,他的責任重大,而且他在庭上,是社會福利署的代表,應當竭盡所能,維護少年人的最佳福利,在實際可能下,協助法庭在最短時間內核實警方在申請書上的簡單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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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值感化主任是否經驗不足、辦事不力,且缺乏支援

這些少年人並非受虐兒童的話,警方直接為他們申請保護令,多會是根據《保護兒童及少年條例》第34(2)(d)所指,有關少年人「不受控制的程度達至可能令他本人或其他人受到傷害」,例子是離家出走的未成年少女。如果,警方說有一位女生離家出走了一個晚上,有保護需要而帶上法庭,法庭會怎處理呢?相信法官會聽取少年法庭內人士的意見,包括該女生及其家人,代表律師,認識女生的老師或社工,以及社署當值感化主任,以決定單單一晚不留在家是否構成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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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回最近的案件。警方遞上的申請書,若指出少年人缺乏家人監管,又或監管失效等等,而當少年人、家人或代表律師提出相反論點,法庭莫衷一是時,當值感化主任覺得有合理懷疑,就有責任為法庭提出意見,以便讓裁判官作出相關決定。

我們認為,有關的當值感化主任應在當時的情況下,向法庭提出休庭,以便立即親自或派員向少年人、其家人及學校職員,嘗試核實警方在申請書上所列的原因是否屬實,協助法庭繼續審理案件。當值感化主任不應只坐在原位,把警方的申請書照單全收,他應即場作出核實工作。警方申請書上寫「鐳射筆」「豬嘴」,當值感化主任用幾分鐘就可以向少年人確認一下,究竟是否鐳射筆,還是電筒?是豬嘴,還是口罩?當值感化主任向法庭要求休庭,以讓他在短短一兩小時內澄清申請書上一些合理疑點,做法可行,且並非罕見。

近日案件,若當值感化主任沒有作出上述的處理,社署便應查找原因,以為日後有可能出現的相類情況作好準備。

未有妥善運用條例34(e)

就算最終法庭初步信納警方申請書上的內容,這亦不代表當值感化主任可以坐著沒事幹的!法庭除了可把少年人送往指定收容所之外,還可以命令把少年送往「其他地方」,即是包括少年人的住所或其親友家中。這時候,當值感化主任便可協助法庭,了解實際照顧的情況,決定哪一個地方是最適合入住,讓之後的社署職員有足夠時間撰寫評估報告。可知,把少年人關進收容所,與父母家人分離,又不能上學,日常生活受到嚴重影響,是絕無選擇下才會使用的做法。

就最近幾位少年人個案,當值感化主任是否恰盡其份,法庭引用條例34(e)時,有沒有提供法庭專業意見,協助法庭作出最適合的安排,是我們所關注的。

總結

本會並沒有理由去證實社署有受著警隊施予的政治壓力,以下令當值感化主任「放軟手腳」;事實上,社署感化主任的工作,涉及司法程序,複雜性加倍,工作具難度,加上有關案件是由警方突然列入法庭案件,當值感化主任未必有足夠時間作最好的預備。但,以防警方濫用保護令,社署必需充份培訓當值感化主任,避免有經驗不足的問題發生,遇上同類案件,當值感化主任更要有上司的在庭支援,加強庭上的應變能力。

在社會有意見指警方濫用保護令的申請程序之情況下,社署更應繼續緊守崗位,發揮專業社工的職能,維護應訊少年人的福利。這不是要社署與警方對著幹,而是社署要相信和堅持,為兒童作出福利保障的工作,社署是全港最具專業條件和工作經驗的執行部門,責無旁貸。

最後,警方申請書上寫上「鐳射筆」和「豬嘴」,與事實不符,或許有警員干犯妨礙司法公正罪行,各知情人員(包括社署在內),宜主動向相關部門反映,以撥亂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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