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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數抗爭者的使命和失敗

2017/4/1 — 6:51

資料圖片:旺角騷亂翌日

資料圖片:旺角騷亂翌日

【文:張往@教育工作關注組】

「旺角騷動」不是一場嚴格意義的「暴動」,即使它有暴力的出現。從社會輿論看,建制或泛民主派的焦點雖有不同,但都同聲譴責暴力;而暴力形式的抗爭已成事實。究竟少數抗爭者希望達到甚麼目的呢?

「以武抗暴」是振奮人心的口號,抗爭者使用武力對抗施以暴力的一方。關鍵在於施以暴力一方的根源是誰?是前線警員嗎?不是。他們配有紀律部隊應有的裝備,同時在法律上獲得使用武力的正當性,即所謂「執法」的身份和權利,甚至是一種專業責任。而前線警員面對任何社會衝突事件,須按集體意志行事,從實際角度出發,即遵從上級指示,而非以個人判斷行動。這是執法者的常態。因此,除非面對極端情況,集體意志的律令超越道德底線 (例如在不合理的情況下殺害無辜的人),每一名前線執法者,都不可能以個人意志凌駕於集體意志——這意味著「背叛」。事實上,現時香港社會的狀況仍未淪落到,執法者的行動直接傷害大多數群眾的局面,因此,「以武抗暴」在這角度看來,是欠缺充份道德理據的。有不少論者以「制度暴力」來形容社會深層次矛盾的根源,但從其嚴重性考慮,又是否已到「沒有其他出路」的階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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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卡繆 (Albert Camus, 1913-1960) 在諾貝爾獎得奬演說中曾說:「每個時代都會受到感召去改造世界。而我身處的時代知道,此時並不是改造的時候,或許是承受更大的使命——阻止世界的自我毀滅。」("Each generation doubtless feels called upon to reform the world. Mine knows that it will not reform it, but its task is perhaps even greater. It consists in preventing the world from destroying itself.")

少數抗爭者的目的,是以其摰誠而甘願作自我犧牲的態度,實踐其行動理念。不過,當下的香港仍未走到消亡的盡頭,大多數市民的生活仍然得以維持,而不至於讓社會失去秩序。即使旺角街頭,在事發後的一夜,又變回了車水馬龍的境況,似乎沒有人在現場紀念受傷的市民,而小販和其他民眾則繼續進行生活的遊戲。香港的命運難以預料,但不能否認的是,至少目前看來,愈來愈多令人悲觀的理據,正呈現於眾人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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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數抗爭者的出發點,正是從過去爭取社會改革的失敗經驗中,得出單靠溫和手段是失效。這對他們而言已成定論,激進的抗爭形式才是出路。這裡的出路,不論能力上或心中所想,其實又尚未去到要推翻政府管治或政權控制,而是在於喚醒大多數人的良知,以及對民主、自由、公義等的追求。只有經過這一普遍喚醒人心的抗爭,社會主流民意才得以凝聚,屆時大多數人都不會接受一切否定或掩飾真相的行為和言論,亦唯有到這一階段,我們的社會才有可能走出當下的陰霾。

建制機器的發動和語言暴力的出現

從社會群眾接收信息的角度出發,旺角騷亂事件再一次證明,建制機器有其動員能力和龐大資源,去營造一個「主流說法」。北京的官方媒體評論、香港政府的聲明、免費電視台的報道手法、左派報章的一致口徑、各大小商會和地區組織的公開聯署等,全部都在為事件定性。

他們的基本邏輯是:「暴力」行為是由少數「暴徒」主動挑起,警務人員執法是維護法紀,一切行動包括鳴槍和毆打無辜市民都是無可厚非,並且有充份的合理性;而「暴動」會進一步令社會分化和撕裂,更會破壞香港核心價值 (例如法治) 以及國際形象,令經濟和社會穩定受到損害。這一種鋪天蓋地的政治宣傳令人憂慮的是:建構「主流說法」的過程本身,是持續激化社會矛盾的重要因素。

每次發生具爭議性的社會事件——最明顯的例子是2014年的雨傘運動,建制機器的開動,是撕裂人心的尖刀。當一個社會的主流聲音,與真相和事實對立的時候,社會便會走向充滿謊言和恐懼的地步。一個流言可能成為引發一場群眾運動的導火線。政府與民間的互信關係日漸破裂。市民受「主流說法」所影響,導致對真相無法得到客觀全面的了解,繼而引發人與人之間溝通上出現矛盾。透過日常語言表達,似乎無法收窄對事情理解的差距,人們便會開始使用較激烈的語言來表達想法和感受——語言暴力同時亦如瘟疫般蔓延。

信息鴻溝引致的世代矛盾

少數傳統媒體和網上新媒體,事實上正為守護公民社會,擔當不可或缺的角色。但事實是,市民對媒體信息的接收方式和深入程度,存在極大的差距。年長一代看免費電視新聞和閱讀主流報章為主;年青一代則多利用網上平台取得更多元化資訊。這一信息鴻溝的出現,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現象。

全球化的神話是打破時空界限,但隨著不同世代之間的信息鴻溝出現,神話早已破滅:時空界限被收窄,但並沒有促進人與人之間的真正溝通,甚至反過來加強世代之間的誤解和矛盾。

抗爭的道德依據

旺角騷動事件反映抗爭者行動最失敗的地方,對於日後的抗爭而言,正是其意義和價值所在。非暴力依然是抗爭唯一的道德依據。任何抗爭者若說手段不是關鍵,結果才是關鍵——這本身已是違反抗爭的初衷。抗爭的意義不僅在於推倒現實上一切不合理和壓逼,更重要在於同時間提出令大多數人信服的新秩序,讓人們相信暫時的混亂,只是美好將來的開始。

所以,所有抗爭論述者,先要想清楚:社會應怎樣走下去;而非只看到社會現狀如何不公義。兩者二而為一才是完整的抗爭論述,否則只會陷入虛無主義的漩渦。革命的失敗往往不在於革命爆發帶來即時的混亂,而是在於革命之後人們如何重建社會。改革的失敗往往不在於時代精英提出的理想不設實際,而是在於掌握權力者是否願意放棄眼前的利益。

理智的抗爭

無疑,這次事件的暴力景象是近年少見的——這裡是指抗爭者和政權維護者同樣使用不必要的武力。現在再談論任何一方的暴力行為都已沒有實際意義,因為事情已經成為事實。作為香港的一分子,我們應如何自處?又如何面對將會出現的持續抗爭?

今天社會的最大危機,是人與人之間的信任變得愈來愈脆弱,以致更多人在日常生活中,對於認清事實和指出真相存有恐懼。國家與城市之間、政府與市民之間、政黨與政黨之間、父母與子女之間、朋友與朋友之間……「中立」是帶有價值判斷的行事標準,「中立」在最近更成為逃避表達想法和立場的護身符。政治冷感一詞已成過去式,因為政治的影響力正向四方八面擴散。

佛洛姆 (Erich Fromm, 1900-1980) 在《逃避自由》中寫道:假若有人在今天仍對眼前發生的社會政治事件,視若無睹,他們其實已無其他推搪的藉口,理由只有一個:他們都是逃避自由的人。

或者,他們從來沒有真正認識到何謂「自由」。對自由的理念有所理解的人們,他們的使命是讓身邊的人,無論是家人、朋友或伴侶,脫離這種無知的狀態。

作為一名教師,無論社會現狀如何使人樂觀或悲觀,我也必須堅信透過教育的過程,年輕一代將會得到思想上的培育,日後可成為社會上的好公民。真正的公民必然會嚮往一個自由社會。自由社會所擁抱的價值,是拒絕一切謊言,以及向施以壓逼者作出反抗 ("the refusal to lie about what one knows and the resistance to oppression.")。無論你是普通市民、學生、成年人、官員、執法人員、傳媒工作者……在社會上任何一個角落,我城都需要你們持守「自由」的價值。

1987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布羅茨基 (Joseph Brodsky, 1940-1996) 如是說:悲傷愈多,理智也就愈多。("For the more there is of grief, the more there is of reason.") 

香港社會的暴力情境愈發加深,證明怨憤和仇恨也在加深。暴力和仇恨不可能是出路,其意義只在於讓人們了解自身——包括整個城市面對的困境。依靠權勢來壓倒抗爭者,最終只會失敗。依靠暴力來散佈恐懼的,最終只會帶來更大的暴力和混亂。當一個城市的命運由暴力與高壓,走到沉默與悲傷,那時所有人也將承受最大的痛苦,甚至是一場時代的苦難。若我城要到那時才意識到理智的價值,那麼前人所流的血淚,也就是我們可能要承擔的極沉重的代價了。

 

參考書目:
1.約瑟夫‧布羅茨基著;劉文飛譯:《悲傷與理智》(上海:上海世紀出版,2015年) (Brodsky, Joseph. On grief and reason: essays.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5.)
2.佛洛姆著;劉宗為譯:《逃避自由:透視現代人最深的孤獨與恐懼》(台北:木馬文化,2015年) (Fromm, Erich. Escape from freedom. New York: Rinehart, 1941.)
3.卡繆著;嚴惠瑩譯:《反抗者》(台北:大塊文化,2014年) (Camus, Albert. The Rebel (French title: L'Homme révolté). 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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