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左毒與直接管治

2015/8/31 — 8:48

人大去年宣布831決定後,港府與中聯辦在9月1日主辦「香港特區政制發展的簡介會」,包括李飛等京官也出席。(資料圖片)

人大去年宣布831決定後,港府與中聯辦在9月1日主辦「香港特區政制發展的簡介會」,包括李飛等京官也出席。(資料圖片)

今天是全國人大8.31決定一周年,這個日子不值得紀念,但值得北京反省。

8.31決定的歷史意義是宣告香港進入共產黨直接管治模式。所謂普選方案內容是甚麼並非重點,重點是北京處理整個2017普選行政長官的政治過程,及其對後續中港關係所產生的影響深遠。

去年6月10日北京發表「一國兩制」白皮書,為8.31決定創造一錘定音的法理基礎,表明高度自治權是中央轉授,中央給幾多,香港就有幾多,其實這是治港政策根本改變的預告篇。高度自治本是中英兩國對香港人的共同承諾,由《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作保證。香港的高度自治,從表面來看,始於九七年主權移交《基本法》生效,但香港人好少從歷史角度睇香港自治史的演進,對過去一年香港管治模式的實質變化,感覺上好唔妥,但又說不出其所以然。

廣告

英治殖民地體制,當然唔係指《英皇制誥》、《皇室訓令》等條文,而是百多年來,尤其是六七十年代所形成的「就地而治」模式。就地而治的精神,用共產黨語言就是「擴大的統一戰線」,英人治港執政集團核心人數相當少,只有掌握重要位置,抓大放小,起用殖民地「土著」,大家組成利益共同體,最佳示範作是新界鄉議局。鄉紳在六七暴動時支持港府鎮壓,之後便得到丁屋政策。英國人從來不會要求鄉紳口中念念有詞,歌頌英聯邦及英女皇強大,或在新界理民府之下再成立百多人的地區辦事處,介入鄉村政治。香港英治時代沒有龐大的英國政治力量介入社會各層面,一切講求利益共生,求大同存大異,英國人甚至刻意避開政治,一切包裝為行政措施,以維持管治秩序。

九七前後高度自治最大分別,本來是特首由本地小圈子選出,而非直接由北京委派內地官員出任。這相對殖民地體制而言,無疑是走前一步,可惜最終毀在起用「自己人」梁振英出任特首之上,為共產黨直接管治模式大開中門。大家再睇今日自治狀態,最近連田北俊都公開指中聯辦介入港大副校長風波,很多人認為是當年中聯辦研究部主任曹二寶倡議「兩支管治隊伍」的實現。8.31決定及由此引發的政改鬥爭,是為第二支管治隊伍高調並公開介入本地內部事務鳴鑼開道。人大決定巨細無遺定下普選框架,然後全力開動政治機器,與爭取真普選的香港人作敵我矛盾式鬥爭。一方面整治本地傳媒,另一方面各式各樣紅色群眾組織湧現,梁振英以「鬥爭為綱」,拉高政治矛盾,表面搞意識形態批判,其客觀效果是不斷為「港獨運動」造勢,為社會激進行動創造有利條件,直至去年9月28日,竟然胡亂封閉政府總部,谷群眾佔領街頭然後再用催淚彈對付。

廣告

梁振英是建制非主流派,少數派執政但又走強硬左傾路線,四方樹敵,不但欠缺政治能量推動政改,拉近各方矛盾建立共識,即使特區內部管治,也因他而分崩析離、寸步難行。這個落後的執政集團,惟有仰賴共產黨的政治資源及力量,動員貌合神離的建制派支持,結果政改表決出現了「等埋發叔」鬧劇,也徹底將第二支管治隊伍真正「掌舵人」身份,顯露於全港市民眼前。

香港高度自治奄奄一息之際,北京也不見得好過,梁之無能及一味玩弄政治,務虛不務實,將一切責任卸到北京身上,政改失敗,他若無其事,繼續四圍撩交打及放假去也。面對這個殘局北京有兩個選擇,一是死撐他連任,不惜犧牲香港,進一步擴大直接管治的規模。二是立即進行「反左」,撥亂反正,重新選拔具「擴大統一戰線」能力者在兩年後接任,回復間接管治模式。中央官員馮巍來港會見民主黨,是為應付區選的權宜之計,還是部署重新整合特區政治力量,很快可見端倪。

發表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