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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與遺民 — 評論視「帝國神學」為霸權根源

2018/9/5 — 12:35

資料圖片,圖片來源:Wilfredorrh @flickr(CC BY-NC-ND 2.0 ● Photo Edited by Adapter)

資料圖片,圖片來源:Wilfredorrh @flickr(CC BY-NC-ND 2.0 ● Photo Edited by Adapter)

在政治低壓之下,依然有人拼命為香港尋找出路是可敬重的,無論筆者贊成與否。近日讀到一論者網上洋洋萬字文章指中國歷史上「宋型國家」的「帝國神學」為今日霸權的根源,並以此證立香港本土派提出「去漢中心」化為香港的出路。所謂的「極權」(Authoritarianism) 即無限制政府權力、中央集權、行政權力不停擴張,並打擊民間一切産生的政治力量。古老帝國當然提供這種資源,畢竟民主只是三數百年的事。的確,宋代儒者有鑑於五代十國地方割據的亂世,拓展理學致民間及以「資治通鑑史觀」加強從對政者的道德約制。結果自宋朝以來地方割據和篡位的確抑止,一直到清末民初的軍閥割據。然而,這種有政治道德約制是否就是該論者的「帝國神學」呢?筆者認為尚有距離。

第一個筆者要指出是儒家的道德約制已被換置為民族主義。眾所周知,民族主義為晚清的舶來品,及後經常為執政者用作政治群體組成核心。及後還結合了外來「布爾什維克」式政體而成為該論者口中的納粹化政權。這令筆者想起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強世功去年一篇文章所指「十九大」的指導思想「讓共產主義最高綱領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體綱領重新協調起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絕不是復古,而是「舊邦新造」……不僅僅是經濟和政治復興,而最終是中華文明偉大復興……要在共和國歷史、中華文明史、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中加以定位……如果說中華文明曾經面臨西方佛教的挑戰而歷經宋明理學實現了第一次偉大復興,面對近代以來西方『新教—自由主義』的挑戰,我們正在經歷中華文明第二次偉大復興。」由此可見,所謂正統的論述已被民族主義「復興」取代,由內聖外王轉向了民族為中心的意識形態了。

另一方面,既然東西方也曾經歷獨裁極權,為何到了今日卻走上不同的道路?筆者認為其中一個原因與西方知識分子的取態有關。改革運動(Reformation) 後西羅馬分裂,加上歐洲在工農革命後商人和中産興起,打破了貴族對知識和財富的壟斷並要求更大的政治影響力。加上知識分子如盧梭、孟德斯鳩等皆主張公意授權、社會契約、三權分立等思想。及至拿破崙戰爭後進一步瓦解舊貴族集權,形成今日的民主政權。然而,自宋起大型書院和科舉制配合了理學的擴張,配合抑商傳統,使莘莘學子大部份以「學以致仕」為人生目標。知識分子加入不停擴張統治集團,進一步鞏固集權。至今高考文憑試狀元大仍都選擇律師醫生等「神科」為的都是更好的前途,成為利益集團的一份子,遑論平衡集權。除了少數名儒以外,要及至清末民初文人救國運動才有轉變。的確儒家著重正統,但這是否維護集權的理由?至少筆者認為那並非主因。其實自秦統一天下起變法都是失敗,莫不與利益集團反對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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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世功文中有一少段關係香港人:「一些港人『恐共』,就是懼怕這種鬥爭精神。這些港人可在殖民統治下過小日子,但中共必須在革命動盪中尋找民族自主發展道路,為中國人命運而鬥爭。因為中共不是自由流動的資產階層或自由漂浮的知識分子,而始終代表扎根中國本土大地的人民」。這已經表示了這帝國所忌邪的,正是香港人自立自主的精神,故本土派強調自決是筆者贊同的。事實上,身份政治必然存在於民主社會,但不能成為主軸。可是由始至終本土派的宣傳鮮有著墨於如公民社會而只重於身份上的論述,留下政治群體動源基礎理論的空洞,使部份本土派和帝國一樣投向民族主義。不過,早已有論者指越是開放的海洋城市民族主義越不可行,新加坡便是好例子。筆者明白這是因為近年香港的環境不停受極左國家機器所染色和打擊所衍生的反題,高舉「去漢中心」;但隨便拔出一種成份不單無法突出香港人的身份,反而陶空了華洋雜處的文化孕育出歷史根源。以古鑑今,正如西方的知識分子卻沒有完全與舊文化割裂,文藝復興更視自己為古代文化的繼承者,但本土派放棄「漢中心」之後卻沒有帶來新身份。結果當本土派亦向右傾之時,他們便如帝國一樣成為了「代表人民」卻非人民本身。由近年極右的再起、甚至獨裁傾向可見一斑,本土派必須引以為戒。現在是檢視本土派這種重身份而輕公意的操是否仍然有效的時候了。

面對帝國,香港已經被擄。針對帝國的神學應該是「被擄」和「餘民」神學 (《時代論壇》:浸大篤信力行講座 邢福增:香港無疑再「被擄」宗文社六十週年 討論今天中國神學的處境與內涵):思考把舊日的記憶內化成行為,和如何傳承過去。筆者認為,要表彰出香港人故有自主自立的特性,必須以凝聚公意的民主制是公民社會的基礎,每個決定每次投票也是身份的確認,才能漸漸建立香港人的獨特性。這並不需要過份強調民族亦能成為政治群體的核心。即使香港這個不健全的議會制下仍然有這功能,成為約制政府權力的方法。加上近年網媒大興取代傳統媒體發揮第四權的功能,不單是制衡政府也是主領社會對事項的討論以整合民意。故香港人必須守護公民、議會和傳媒這三線戰線,缺一不可。而其中一個更需摒棄的是近年某些網上政團鼓吹的「焦土政策」。因為「焦土」不單無助凝聚共識,實際上只有鞏固現有支持者 (即英文的 preaching to the choir) 的作用,更因此種下互相傾軌的種子,成為今日本土運動失焦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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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再一次要向該論者表示敬意。面對帝國,唯有深挖它的根源,才能找到絆倒它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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