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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從政路 — 大坑「美女」區議員 對談 公民黨青年「男神」

2016/3/17 — 22:30

圖片來源:公民黨提供

圖片來源:公民黨提供

【編按:公民黨為慶祝成立十周年,製作《十年前後》特刊,當中共有5組公民對談,分別找來政界不同人士,就香港政局與公民黨的代表交流。公民黨為立場新聞提供對談講稿。以下是青年公民主席鄭達鴻與灣仔大坑區議員楊雪盈成對談〈年輕從政路〉全文。】

雨傘運動後在香港政壇一石激起千重浪,來自五湖四海的新臉孔走上選舉戰場,而且頻頻報捷。鄭達鴻和楊雪盈都對社會看不過眼,決定走進議會中,還在建制派地盤打出缺口。他們的從政風格有別,但同樣要將公民意識傳播到社區中,聆聽他們的一席對話,也是前瞻下一代的政治局面。

鄭達鴻 — 公民黨青年公民主席,80後,公民黨青年公民主席,在去年區議會選舉中擊敗自由黨地盤的東區丹拿選區,被網民封為「男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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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雪盈 — 灣仔大坑區議員,80後,在去年區議會選舉以獨立身份在灣仔大坑擊敗新民黨新星,外界視她為美女傘兵,但她堅持自己只是獨立區議員。

鄭:雨傘運動已烙印在我們這一代的回憶中,推動民主不可能一次成功,而是要連結很多市民,還要配合地區工作,把你的理念傳給人,讓他們知道雨傘運動已經令一些人覺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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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我當時參與雨傘運動視覺庫存計劃,就是將歷史保留下來。我覺得雨傘運動是一份禮物,為香港帶來巨大的公民覺醒,令原本政治冷感的人關心社會。而之後很多年輕人參選是實踐公民參與,覺得我要在這個社會有say。

鄭:我在2003年初次上街,已經覺得香港需要改變;到我畢業後,覺得為甚麼香港這麼富裕的社會,能夠容忍80多歲的婆婆執紙皮,最後我在2012年尾加入公民黨。

楊:我畢業於中大藝術系,很體會功能組別的不公平,我在2012年幫周俊輝參選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最後周敗於馬逢國)。立法會財委會通過新界東北發展撥款,我看著電視哭起來,對我是很大的衝擊。這個議會無法再給我信心,我覺得自己要做些大事。

(這天雪盈病了,聲音沙啞,跟阿達談起社會的不公,自然提起初一的旺角衝突。阿達說那晚媽媽看著電視哭了,問怎麼香港的年輕人會被社會迫到掟磚。雪盈說旺角衝突帶來的傷心感覺,至今仍縈繞不散。)

鄭:我一直想明明只是篤魚蛋這麼簡單的事,幹麼要迫到人家掟磚。那種無力感喚起雨傘運動時衝龍和道的一刻,我當時想在亂世時可以做甚麼?怎樣幫他們 ?但我至今沒有答案,那種無力感好大。

楊:因為這幾年有太多荒謬的事,像銅鑼灣書店、梁特首、高鐵,大家好像翻舊賬,翻出一張比幾卷廁紙更長的賬單,都是香港市民從未處理的憤怒。雨傘運動後,很多人未找到改變社會的著力點,覺得情緒要這樣抒發最好,我是很同情的。

鄭:當警察擁有無上權力,他向你攻擊後,你卻難以循法律途徑追究,這些市民都會記在心裡,然後積壓到初一晚便爆發了。我覺得勇武派或本土派在社會上應有空間,但到底一個沒有底線的抗爭會帶來甚麼影響?有人會說我這種人便是和理非非,但我懷疑年輕人是否一定要贊成衝突,畢竟我不想任何人受傷。

楊:我對沒有底線的抗爭也覺得不安,那一派的人說議會已經無效,只能動員人們武裝抗爭,但我實在無法舉起磚頭去當衝鋒隊,我根本不是那種人。我要做其他角色便沒有意義嗎?我可以肯定、肯定、肯定地說不是,最理想的狀態是人人各司其職,而不是由你告訴我只能怎麼做,我不喜歡這種消音現象。

鄭:其實勇武派要想想泛民主派爭取民主多年,也付出了很多;但泛民主派也要想勇武派很多人,即使不是全部,是寧願揹上前途盡失的風險去喚醒市民,也有宏大的理想,但這種互相尊重在亂世之中愈來愈少。

(反對派本身已有和平與激進的分野,一般人難以拿捏自處之道; 但在區議會還有泛民主派與建制派的分別,尤其兩人身處的區議會屬建制派堡壘,如此身入虎穴不是更難適應嗎?)

楊:我還在觀察中,但我盡量不去把其他區議員標籤。認識一個人要全套的,他怎樣看不同的議題,即使政治取態跟我相差很遠,但可能仍有合作空間,例如寵物公園在灣仔區議會還是可以討論的。

鄭:但我在東區區議會卻有點劍拔弩張,雖然建制派很多山頭,但在很多議題上還是會自動歸邊,有時我要發言又給委員會的主席阻止,有很多無力感。

鄭:我作為年輕從政者,覺得有責任跟更多市民解釋民主,即使他們明明是藍絲帶的。要讓市民更理解這個社會,尊重民意,才能形成一個強勁的陣營,去對抗梁振英或高壓的政府。

楊:我正在努力讓市民發掘自己的角色,有時他們因為業主立案法團的問題向我求助,我便引導他們落手落腳管理自己的大廈,讓他們知道自己是社區的一分子,應該建設自己的社區。

(這天兩位年輕區議員前來,甫坐下就在討論交通議題。離開之時,雪盈跟阿達提起自己在區內籌備的另一個項目,邀請阿達一起參與。他們未必會勇武抗爭,但堅持在自己的崗位宣揚自己的理念,其實這才是民主社會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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