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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公民市政的協商空間:社會福利規劃的民主共責系統

2019/10/23 — 17:30

7.21 社福界遊行

7.21 社福界遊行

在反送中運動中,有人提及社會結構及深層次矛盾的問題,但是卻少提出社會政策中,關於社會不同界別可以參與長中期民主規劃及分配的可能性,警方及政府現在的應對方式乃是遠水不能夠救大火。很多時候我們面對的問題,是因為長時候忽略長遠眼光及面向市民的遠景。尤其香港是一個不斷擴張的移民城市。而市政局因為一些原因取消,而一帶取消了市政視野的參與方式,而區議會管理的範圍太小,立法會又不是一個恰當的,處理市政問題的機構。而社會福利,包括社會機構,教育,房屋,醫療及基層醫療,少年法院及少年復和的機構。社區議題充權等,都是本文討論的範圍,而且都必須有一個共責機構去統合,協商,讓人民參與及建立市政管理的範式。

筆者倡導及極力爭取一個社會福利規劃的民主共責系統,必須要由不同的弱勢社群及面對老年,醫療需要,住屋資源問題之市民,不同年齡的服務使用者作為主導,而若干專家,政治人物可以參與,但他們不能夠主導資源分配及手法的指標所影響。服務使用者有絕對的權力,以公民權的身份規劃他們所需,而且必須要有絕對的法律權利使他們的決策權力受到保護。而且民主共責系統是絕對獨立的。議會及行政機構不能對共責系統作出干預。這才能取消不了解社會服務的官僚,專案或若干學者的行政霸權,重新建立一個民眾及弱勢人士合作的,一個較為公義的社會。在當中,致力於避免官僚集權的規畫﹛代之以民眾參與,政府承責之方式,提供房屋資源的合理分配,處理就業,合理作出工傷賠償,醫療減免,學債減省及弱勢者的教育資源分配等諸領域,都可專業的討論,決策,作出合理分配,把支出透明之化,問責化及民主化。

李健正在《新社會政策》(香港中文大學,1999)中提出以共責體系制定社會政策的構想。共責體系先是在北歐國家的體系而來,以解決福利政策政治化,政客因選舉提出不能履行的承諾,議會的議事日程龐雜,為了效率而不深入探討專業範疇的細節,另外,一些政黨及專業人士對非政治化的議題 (泛指勞工、福利政策) 作出權衡,甚至否定。 此外,而且由於他們不了解專業人士 、服務使用者的實際操作 ,引致了在制訂福利政策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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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過往的社會福利制度是很受專業決策者的影響,而且往往受專業人士如社會工作者、醫生、教師、老年學專家或是政策學家所主導。真正的受助者及服務使用者多是被動接受他們的決策。專業人士當然尊重大眾的意見,然而因為量化標準的普及,評估的方式更要求效率,取代了質化的,深入而且多元化的研究。專業人士依賴這些成效評估,從而忽略了政策的實際操作及多元化的需求。

在一些歐洲國家,如瑞典,奧地利,荷蘭,比利時等,他們會把議會視為國家重大決策的制訂場所,包括外交、軍事、重大的經濟政策等;而福利 及教育事務會給予共責體系作出有法定權力的決策,而決策的效率、即時性、有效性及參與性更為提高,民主成份更重。由此可見,在福利政策的角度,共責體系更能讓人民有更深層次的參與,即時反映人們的需求,並且體現政策的意向及社會的多樣性。在決策福利政策可以走到一個更有社會效能(social efficiency)的進程。(趙維生,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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