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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團結的公民社會 — 從波蘭反抗運動想像香港的「後佔中」

2015/2/20 — 1:33

【文:羅永生】

本文為〈Cover Story — 閱讀佔領〉專題之「佔領之後」篇章。另看《號外》BOOK REVIEW 專頁之其他專題文章。

「佔領中環」變成「雨傘革命」,沒有人可以預先想像得到。它超出了我們的經驗,也超出了我們的理論認識。在這個時候,要構想一個「後佔中」的圖景,或者要先放下理論成見,也要跳出香港人的既有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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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既看不出這場觸及香港靈魂深處的「革命」,會有在短期內成功爭取到真正普選的機會,也看不出這場運動會重覆二十五年前北京那場民主運動,最後那種令人沮喪的失敗——縱使「雨傘革命」最後仍有被鎮壓清場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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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容輕率地樂觀,因為從三十年的「虛擬自由主義」的夢境醒來,所面對的是一個不會和你玩同一個遊戲的一黨專政政府。他們挾天朝宗主的權威,泰山壓頂的絕對優勢,與無所不用其極的正規和非正規手段。剛好復甦的人民主體性追求雖然勇猛,但實力遠未到達可以和它真正討價還價的地步。

突破六四創傷後遺症

可是,香港又絕非廿五年前的北京,那裡沒有一個成熟的公民社會,沒有守衛公民社會抗爭的傳統,在學生的英雄主義帶領下,民主運動支撐了五十多天,終被蠻橫的政權血腥鎮壓,社會隨即被全面管控,反抗力量無法延續滋長,迷失在犬儒、無力的狀態底下。但是香港人的自由意識豐厚、有悠久民間社會抗爭傳統的積累,而在這場運動中,也創發出一種頑強的自發主義抵抗精神,突破了籠罩著香港一段長時間的六四創傷後遺症。

在這個香港踏入威權獨裁的年代,人民激發出追求自由、尊嚴和民主的求存意志,兩種歷史推力相互牴觸。抗爭既使人享受解放的振奮,也有在濃霧中狂奔但方向模糊的感覺。這時候,閱讀社會學家Maryjane Osa 一本重新分析波蘭團結工會運動的著作Solidarity and Contention: Networks of Polish Opposition的書, 或許可以幫助思考「後佔中」的香港前路。波蘭在反抗共產主義極權體制的經驗,舉世知名。波蘭經驗最突出的地方在於,他們的工人階級竟然能在共產黨領導的體制底下,發展出第一個獨立工會組織,使波蘭工人階級擺脫共產黨的領導。這些獨立工會,在1980 年代初,更震驚世界地發展出遍及全國的團結工會組織,參加工會的人數接近一千萬,佔全國人口三份之一。在連串的工潮衝擊底下,波共在1981 年實施戒嚴,隨後數年更進行殘酷的政治逼害,但最終都被逼與團結工會展開談判。在80 年代的後期,團結工會更與政府達成圓桌會議協定,在1989 年舉行半自由選舉。在當年6 月4 日( 亦即北京發生六四屠殺的同一日) 的全國大選中,令波共垮台。

過去,人們對波蘭反抗運動的經驗的探討,主要的焦點都集中在團結工會運動,並討論與這波工人運動經驗相關的公民社會理論等。Osa 這本書,則把眼光從風起雲湧的80 年代,轉向歷史的深處,回溯波蘭在整個共產主義時期的幾波民主運動。她並不認為80 年代之前,在不同年代發生的零星卻失敗了的抗議風潮不足掛齒,相反地,她認為由50 年代中後期,60 年代中後期,及至76 到80 的幾波反抗運動,都是互相連續和繼承的。她批判性地借用了關於西方社會運動研究的理論,發覺這些理論源於西方社會的經驗,對不民主國度底下的社會運動,少有論述和研究。她指出,西方社會運動往往建基於一個基本的資訊自由、結社自由和表達自由受到保障的社會制度,但極權的非民主社會卻欠缺這些能夠動員人們起來參與社運的基礎條件。不過,經過她的理論修正,並靈活地運用晚近社運研究中的網絡分析(network analysis) 研究方法, 她突破了舊的波蘭反抗運動的研究中過於依重精英人物訪談的毛病,透過資料的重新整理,突顯出組織之間如何互相連結,傳遞訊息和形成新的認知框架(framing)。

Osa 在書中提出了一些有趣的研究問題。例如,不少前人都提過,76 年後波蘭急速增加的獨立社會組織,對構成波蘭的公民社會有很大幫助,也指出了這些獨立組織和快速上升的工人運動互相配合,促成了波蘭變天的可能。可是,Osa 卻認為,獨立自主的社會組織其實自56 年以來都一直存在,她要問的是:為什麼只有80 年代這些團體才「團結」起來,構成一個具反抗性格的公民社會?

透過網絡分析和抗議周期(protest cycle) 的研究方法,作者指出,雖然早於60 年代中,學生抗議浪潮就零星地在不同的大學出現過,也和當年的九日敬禮(Great Novena) 宗教社運一同出現,但彼此並無多大交集。但在70 年代,乘著監察和審查開始寬鬆的時候,組織之間的支援和結盟就慢慢開始出現。過去不同年代相傳下來的人際及組織網絡,為一個利益和信念非常分散的波蘭社會,提供了克服分裂和孤軍作戰困境的渠道。這些網絡所發揮的政治動員能量,在一個不具備基本自由權利的國度,更是難能可貴。

在經歷了連番的社會抗爭和勞工權益抗爭之後,這些網絡就慢慢轉化成新的,更具有反抗意識和目的的公民團體,孕育出真正能維繫社會團結的精神。在77 年罷工浪潮中成立的「工人自衛委員會」( 後來發展為「社會自衛委員會」KOR) 就是這種社會團結意識成熟的標誌。社會自衛委員會的組織,把支援罷工工友的互助工作,結連上地下反抗文化活動。例如出版和流傳反對派刊物,以「飛行大學」(flyinguniversity) 名義進行的研討活動,促使跨地域、跨階層的社會團結。而這些勞工運動和社會運動,也得力於為他們提供庇蔭的天主教會,形成以黨國機器為共同敵人的反抗陣線。

波蘭在嚴苛的政治環境下,發展出團結的社會運動,殊不容易。Osa 書中所論及的社會利益及信念分歧相當廣泛:工人與農民之間的矛盾,世俗左派和天主教徒之間的矛盾、他們和反共民族主義者的矛盾、知識份子和工人之間的矛盾⋯⋯等等。而所謂「團結工會」所標榜的「團結」精神,是透過不斷的具體抗爭而逐漸被克服的。

最後,也只有在抗爭當中,人民之間相互的對立和矛盾才能被克服,建構出一種同仇敵愾的,相對於「黨國他者」的「我們」意識。波共的官僚機器才敗下陣來。「反政治的政治」精神創建「平行國度」東歐反抗運動從二戰之後被蘇聯併入共產主義陣營後就不斷發生,持續了四十多年才在80 年代末及90 年代初的「蘇東波」之中修成正果。在那個漫長的歲月,東歐反抗者探索出一條以公民社會來抵抗黨國機器的道路,波蘭可說是開闢公民社會抗爭路線的先驅。這條路線滋生在一個極權世界,政治空間被黨國壟斷,資訊流通備受操控,教育及新聞媒體亦牢牢地掌握在意識形態的審查制度及其官員底下。

因此,旗幟鮮明地以非共意識形態為號召的政治反對運動,很快就被鎮壓和打擊。可是,社會矛盾、生活困難並不會因而消失。來自各階層和不同社會領域的不滿和反抗普遍地存在。文化人的創作自由被打壓、工人階級權益沒有保障、宗教信徒的信仰生活被箝制⋯⋯。這些來自不同社會部門或地區的反抗,只能零星地爆發。

然而團結工會的歷史,卻證明跨越分歧,相互支援,從生活領域中連結一股集體的反抗力量,並非不可能的事。他們沒有統合於單一「某某主義」旗下的排他性,彼此包容差異,孕育新的波蘭公民意識的團結精神。這就是東歐反抗運動經驗中,最受人稱頌的所謂「反政治的政治」(antipolitical politics)。他們要以社會團結的精神,鑄造能和黨國機器平行地發展,卻日益壯大自身的「平行國度」(parallel polis)。在英殖時期的香港,社會就已出現各式各樣的抗爭,形成香港獨特的公民社會抗爭傳統。如果說冷戰年代的社會分裂是由國民黨和共產黨兩副強大的國家機器在操縱的話,六十年代冒起的獨立工會運動,青年運動和學生運動,是建設香港新一代公民社會的先鋒者。在一個殖民商埠的特殊條件下,結社和資訊自由助長了大量民間社會組織的出現,替代了冷戰時期的政治意識形態抗衡,克服這些抗衡所帶來的社會撕裂,打下新的香港社會團結基礎。透過多元的植根於日常生活的社會抗爭,香港建立了不可謂不發達的自主公民社會。

可是,無論是英殖民政府還是97 年後的特區政府,以及在它之上的中共政權,都沒有放任公民社會的發展,而是透過各種方式,滲透甚至操縱公民社會的發展,吸納它們成為親建制的力量。就這方面來說,殖民時期的「理民」方式與中共在97 後介入香港公民社會的方式一脈相承。不過,當一國兩制的基礎被大幅動搖,「國安法」如箭在弦上的今日,思索「虛擬自由主義」瓦解後的香港境況,我們會發覺波蘭經驗及更廣闊的東歐經驗,並不因為東歐本身的反極權運動已經結束而可以讓它塵封。相反地,香港人會從閱讀這些彼邦的經歷中,汲取智慧。

以為一場「佔中運動」就可以撼動龐大的國家機器,可能是天方夜譚。但是,在讓未竟全功的感覺還未把我們拖進失敗主義的漩渦之前,了解一下波蘭人如何用幾十年的時間,孕育出一場最終能與波共政權平起平坐的「圓桌談判」,以及背後那場波瀾壯闊的「團結工會運動」,當然未必可以照單全抄,拿來即用,也可以開啟對我們真正有用的「後佔中想像」。

 

書名:Solidarity and Contention: Networks of Polish Opposition
作者:Maryjane Osa
出版: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原刊於2014年11月號《號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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