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後現代贖罪券 — 以公共政策牟利 後果嚴重

2016/4/9 — 6:29

1515 年,教皇利奧十世授權繼續售賣贖罪券。

1515 年,教皇利奧十世授權繼續售賣贖罪券。

【文:古華多羅,曾文清】

1515 年,教皇利奧十世授權繼續售賣贖罪券。表面上以興建聖彼得堡大教堂為名,實際上兼作還債及維持其奢華生活之用。這做法被當時德意志地區的神父和聖經教授馬丁路德質疑,既因其做法有違聖經教導,也為教會殘民自肥而憤怒。

兩年後,他公開張貼論文,要求與教會辯論應否販賣贖罪券,引發改變人類歴史的宗教改革。這除了在基督教教會以至人類歷史上有重大意義,更是公共政策的經典教案。當年教會擔當了今日劃歸政府的社會功能,如教育、慈惠等,其舉措對整個社會的影響可與現時政府的公共政策相提並論。

廣告

然而,五百年過去,似乎人類還是重覆犯同樣的錯(對,阿寶很忙)。

位於美國密蘇里州聖路易市郊外的Pagedale自09年通過新例限制交通告票罰款佔市政府收入的比例後,當地開始巧立名目,濫發各種告票彌補收入,變相成了廿一世紀的「贖罪券」。從其2015年的預算得知罰款已成該市第二高的收入來源,只比首位的消費稅少約十萬美元。另一方面,警察開支竟達整個市政府開支的一半,法院開支也約佔5%,這些分額都並非合理,而且當地大部份居民為低收入、退休或小數族裔人仕,故深受此政策影響。結果在The Institute for Justice 的幫助下,部份居民以集體訴訟的形式要求市府修改政策和退還濫收之罰金。

廣告

究竟教皇利奧十世、Pagedale市政府和香港政府的公共政策有何共通點?

就是他們都以公共政策之名牟利。雖然收回成本的要求看似十分合理,但公共服務作為福利的一部份,實際上往往無法達標。以運動設施為例,為了鼓勵市民運動,公營設施的價錢和規模一般比私營的優勝;然而,由於其收費不以成本為考量,政府必須補貼其營運開支,成為經常性的財政負擔。假如政府把這些設施私有化,收費必增至私營水平以供營運者取利。但既然這些設施本為社會政策的一部份,為何需要收支平衡呢?

公共政策應否牟利並無一個簡單答案。從以上例子可以看到自由主義和左派兩種做法。自由主義經濟認為公共財政以收支平衡為目標,但增加的收入終需從市民的口袋而出;左派一向對此不以為然,但左派大政府的做法卻常使政府深陷財政危機,最後難免要增加稅收。

另外,自由主義者傾向把公共事業外判,由市場和專業人仕代替效率較低的公僕團隊,但同時把利潤轉嫁成市民負擔,過度競爭亦會産生其他問題;左派則視外判為剝削的工具,但對日漸擴張的官僚架構及其效率問題束手無策。

前者搾盡民脂,後者不能長治;前者製造貧富懸殊,後者能使政府破產。已發展國家常因財富不均、人口老化等原因稅收減少,換言之,有時候加稅在這些國家已經不太可行。結果,政府需要以不同方式增加收入,成了「現代版贖罪券」的由來。

由此,我們不難理解為何香港政府寧建高鐵也不願花資源在社會福利上。一方面政府宣稱公營醫院和全民退保等社福開支過大而不能長期維持,但另一方面卻欲一擲千金,花千億投資及冒永無收回成本之風險興建高鐵。其實令不少市民費解與震怒的是,既然兩者也是「無底深潭」,為何政府對高鐵情有獨鍾?

答案顯然是為了香港的經濟與國內發展接軌,確保政府收入得以維持開支。但這樣犧牲人民福祉,放棄社福之責,難以服眾。其實,政府應考慮以其他模式,如以社企營運公共設施,試圖在福利和營運收支的問題上取得更佳平衡。當然實際操作上仍需更多討論和試驗。

似乎香港現時的問題與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和Pagedale市的訴訟不太相關,卻同時對從政者發出一個警號,就是以公共政策牟利的後果會是相當嚴重。筆者盼港府和各界以史為鑑,察之,慎之。

按:有關Pagedale 的案件,可參The Institute for Justice 的專題

 

原題為〈後現代贖罪券〉

作者簡介: 《膠紙》 一班愛寫作的香港年輕人。FB / IG

發表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