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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雨傘思考之二:願你的國降臨:民主、天國、終末

2015/12/9 — 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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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去年的雨傘運動以來,香港的教會很多都陷入不少關於爭取民主的爭論。香港的教會中的其中一個主要聲音(下文稱「他世性教會」)覺得,爭取民主或者是好的,但這卻不是我們信仰上的必須。另外一些教會(下文稱「行動型教會」)則覺得教會必須積極投入民主運動,將天國的公義彰顯,「願祢的旨意成就在地上」。

本文嘗試從一個終末論的角度出發去思考基督徒應該如何看爭取民主。本文會嘗試指出,這兩種對民主運動的看法如何因源於一種錯誤的終末論而犯了一個看似相反但其實一樣的錯誤 (equal but opposite error)。本文會首先指出,他世性教會擁抱了一種錯誤地純粹他世性 (otherworldly) 的終末論。然後我會指出,行動型教會如何錯誤地擁抱了一種純粹今世性 (this-worldly) 的烏托邦式的終末論。最後我會嘗試指出,怎樣才是一個更合乎基督教神學中的終末論的「爭取民主」論述。

他世性教會:願我的靈魂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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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基督教的終末論是「願你的國降臨」,那麼他世性教會的終末論則是一種將之變成「願我的靈魂升天」的終末論[1]。這種終末論是一種純粹關注他世,並將今世完全放棄的世界觀[2],終末論變成一種 “pie in the sky when you die”[3]。於是這些教會關心的是如何在末世將人類的靈魂帶離這個現世,而並非如何讓上帝的救贖計劃在時間裡實現 (realising the redemptive purposes of God in and through time),更遑論那個基於十字架上已成全的終末 (the eschatos realised on the Cross) 將現實顛覆 (breaking into the present) 以預表 (anticipate) 終末來臨的向度。

因為這種終末論認為今世的一切都終會被放棄,他世性教會的「福音」關心的轉為我「個人」的罪是否能在他世被基督這個我「個人」的救主拯救。例如廣受香港華人教會歡迎的「三福」佈道法,就是將罪約化為一種帶濃厚的律法主義色彩的的「個人」罪行,令信徒最終只是關心一些道德和靈魂終局的「個人」問題[4]。這種世界觀最終令所謂的傳福音領人歸主,其實只是分派飛向他世的「永恆方舟號」太空船的機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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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終末論下的救贖論就再不是讓上帝失落了的創造和她的創造者重建關係和重回終成 (perfection) 的正軌[5],救贖再不是「和創造」的(along with the creation),而是脫離創造的 (out of/apart from the creation),基督教救贖論中「被造的萬物盼望自己得著釋放」(羅 8:21)的向度忽然消失無踪。

除了這種將信仰個人化的思想,他世性教會的終末論也和一種主要建基於舊約以色列的聖潔/分別為聖的觀念結合,美其名為將教會/信徒「和世俗分離」,其實只是將教會/信徒鎖於教會的四幅牆內,對身處的社會不聞不問,惟恐沾染世俗的不潔,最終信徒「只會尋求和經歷內在生命的屬靈經驗」[6]。

在這個神學背景下或許我們會明白,為什麼他世性教會對社會/政治基本上都採取一種漠不關心的態度[7],因為今世的一切都沒有重要性或只能在他世被救贖,教會並不需要關心今世「屬世的」社會和「屬世的」政治,教會只需要不斷開佈道會和做福音預工,傳講「願我的靈魂升天」的「福音」。這亦所以在面對動盪不安的社會和其中的不公義時,教會只能「草率醫治我民的損傷」,而沒有一種論述可以讓我們像舊約先知一樣宣告「其實沒有平安」。

但諷刺的是,他世性教會的這種「將政治行動的範圍,從外轉向內,從社會轉向個人心靈」和「沒有為世界提供另一社會倫理或社會結構」[8]的態度並沒有令他世性教會處於一個超然的中立地位。相反,由於他世性教會沒有辦法以一個正確的終末論的盼望抗衡今世的邪惡,信徒變得缺乏一種不和現實妥協的道德勇氣的基礎,最後只能期望一切的妥協都能在他世得到救贖。教會最終無可避免地淪為冠冕堂皇的宗教保守主義[9]。

但基督教終末論卻不能和現世切割,不但因為終末的救贖是成全 (perfect) 而非取消 (abolish) 創造,更因終末就是那顛覆今世現實的 (the end is also that which breaks into the present),終末論不但強調神的國最終必定來到,也強調因為十架上的「已實現」(realised),上帝能藉著祂的靈隨時顛覆現實以待終成 (anticipating the perfection)。上帝的救贖計劃並非在他世放棄創造然後將我們的靈魂拯救上天堂,而是在和透過時間 (in and through time) 實現祂的旨意:事實上對終末最重要的事件就是在歷史上發生的:耶穌在十字架上死而復活,成就了、實現了、也預表了上帝和祂叛逆的創造最終的復和。

同樣地,基督教終末論也應重整他世性教會那種只著重「分離」的聖潔觀。首先,一個整全的聖潔的概念應該同時具有他者性 (otherness) 和使人成聖 (make holy) 兩個向度[10],所以聖潔不只是和一切分離,更不是「為分離而分離」,相反我們的分離和成為他者的原因,正正是為了我們可以有使他者成聖的基礎[11]。而在成為世界的他者並使其成聖時,我們其實也是容讓自己被神的靈使用,讓我們參與在上帝那個在終末成全的救贖計劃裏。若教會真的要做到「分別為聖」,不但不能相反只是諷刺地躲在四幅牆內「分別」,相反,她更要「拆毀中間的牆」,學習如何藉著耶穌基督的福音使我們的他者(我們身處的社會)「成聖」。

一種純粹他世性的終末論令他世性教會覺得不必理會今世的社會/政治,也不會為天國的來臨做些什麼,因為反正「無論如何改變社會的結構,我們也無法除去人類犯罪所帶來的影響」[12]。但在「無法令天國降臨」和「願我的靈魂升天」之間其實還有一個可能性,那就是基督教終末論中強調上帝在時間中實現其計劃,和一個根據已實現的終末顛覆現實的向度。若他世性教會能夠糾正其錯誤的終末論,根本不會有上述那種將一切割裂的思想:身體和靈魂割裂,現實和將來割裂,教會和社會割裂,屬靈和屬世割裂等等。

行動型教會:用民主建立天國

擁抱一種和他世性教會完全相反的終末論的是一種我稱為「行動型教會」的教會。相對於關心他世的「靈魂」,行動型教會更關心社會上的各種欺壓和不公義,然後希望能藉著改善社會和人類以榮耀上帝:當社會的不公義減少了一分,我們的社會就更多像天國了一分,我們也距離天國近了一分,於是天國就彷彿在我們的努力下一步一步的臨近。

這種終末論和不少世俗哲學(例如馬克思主義)或自由神學 (liberal theology) 相近,重點就是將終末論的焦點由他世轉移至今世,或更準確的說,今世的將來。對他們來說,天國和世俗的烏托邦一樣,兩者都是和今世社會處於同一條平行時間線 (linear timeline) 上的[13],只有當天國沒有他世性的導向,我們才能透過能將社會中的邪惡和不公義慢慢消除而令天國/烏托邦逐步來臨。

這背後基本上源於其中一種啟蒙運動 (Enlightenment) 個體的自主性 (individual autonomy)[14]的道德觀。容我冒因簡化而扭曲的危險,基本上由啟蒙運動開始,西方哲學均是嘗試將上帝從人的中心移除 (displace),代之而起的,就是一種自由的理性主體。於是其終末論就是這個/些理性主體如何透過理性和知識去改善(以至征服)他的社會和自然界,最後帶來烏托邦,或天國。

在這種終末論下,當行動型教會認為在當下政治上對抗不公義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建立一個憲政民主社會[15]時,他們就會不遺餘力的參與的參與爭取民主的運動。

行動型教會的終末論似乎糾正了他世性教會放棄今世和只專注靈魂得救的問題,但這種神學本身有什麼問題呢?

願「你的國」降臨:天國只能因上帝的大能而降臨

由於行動型教會的天國沒有了一個「從他世降臨」的向度,加上只強調專注我們如何藉著改善社會和人類而榮耀上帝,上帝似乎並不是建立天國的必要[16]。但基督教的終末論卻不是這樣的。因為天國只能因上帝的大能而降臨 (The Kingdom of God remains one which is possible only through the power of God),天國永遠不能靠人手將之建立,換言之,天國不會因為我們努力對抗邪惡或建構一個更公義的社會或政治制度而來臨。這不是不是分析了現世所有的制度而達致的結論,而是一種認信:因為若天國能透過人力達致,也就是說我們可以有一個沒有上帝的天國,這是任何正統基督教神學不能接受的。

更甚者,這種終末論有一種將「我們」和「他們」(Us against them) 放在對立面的傾向:教會的基督徒是消除社會上不公義和帶來天國的人 (agent)[17],但基督徒不也是這個不公義的社會的一部分嗎?我們不也需要救贖嗎?從什麼時候開始我們可以站在一個事不干己的角度去消除不公義以至帶來天國呢?

事實上,正如嘗試建立共產社會的慘痛經歷告訴我們,在我們嘗試靠自己實現烏托邦/天國時,我們竟帶來慘不忍睹的人間地獄,其遺禍至今仍在,足為所有希望取代上帝引進天國者之戒。

因為天國只能因上帝的大能而降臨,這就引伸到我們的下一點:天國必然的他世性向度。

願你的國「降臨」:天國必然的他世性向度

雖然由於在耶穌基督裏上帝有成為今世創造秩序的其中一部分的自由,但上帝並不等同於今世。當人子帶著天使從天上降臨的時候,也是上帝的永恆降臨並和今世的時間相遇(encounter) 的時候。所以天國並不是,或至少並不只是橫向的將今世改善並延伸/投射至將來的代名詞,相反,天國是永恆並不可操縱的上帝縱向的將天國由上而下令神的帳幕降臨在人間[18]。天國有一個必然的他世性 (otherworldliness) 和一種和今世不持續性 (discontinuity with the present) 的向度。

但這和他世性教會的神學並不相同:天國有一個必然的他世性向度,但她並不是和今世的時間和空間相悖甚至取消後者的。天國並不是今世社會的延續,但她依然是上帝救贖計劃的成全:而正如我們上文提及,這個救贖計劃包含的仍然是整個創造,仍然牽涉時間和空間,而非將靈魂提到一個非物質的天堂中。

結語:願祢的國降臨

若基督教的終末論並非他世性教會放棄現實的「他世性」終末論和行動型教會過份積極的烏托邦今世性終末論,那到底什麼才是一種更符合終末論的關於「爭取民主」的論述呢?

討論至此,讀者諸君必定明白,基督教的天國並不純粹是他世或今世的,相反,天國應該是處身在一種他世和今世的張力之中:天國首先既是已經在今世歷史中已經成全了的十架,也是一個藉聖靈的能力打破進入 (break into) 今世的他世性實體,而這他世性的實體,只能由永恆的上帝使之降臨,最終成全和救贖今世的創造。

要知道我們又應該怎樣做才我們終末的盼望相吻合,我們必須回到終末論的起點:因為我們的主已經在十架上一次性地 (once and for all) 戰勝了邪惡,所以終末並不只是在他世才實現的,而是也在十架上上帝終末的救贖已經成全的。

這是一個顛覆現實以至指向終末成全的一個更深的現實 (a deeper reality);這是一個我們在詮釋今世以致決定我們的行動時必須考慮的現實。正正因著十架的勝利,我們必須在聖靈使之可能 (enable) 的情況下在今世努力對抗邪惡:即使我們知道邪惡並不會在天國來臨前完全得到消除:這是因為終末的盼望並不是在他世,而在於我們相信神能隨時 (from time to time) 藉著聖靈在基督裏實現 (realise) 終末的救贖,打破 (break) 邪惡對人和世界的轄制 (dominion),並藉此預表性地期盼終末完全救贖的來到。

這就有如耶穌當日藉著聖靈的能力「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宣告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受壓制的得自由,又宣告主悅納人的禧年。」時,開展天國 (inaugurating the Kingdom of God),並宣告「天國近了」一樣[19]:藉著耶穌靠著聖靈的行動,我們得以稍窺預嘗天國的情況。

但這天國每一次預表性的彰顯,並不等於我們距離天國近了一分。我們絕不能認為天國可以透過我們消除社會上不公義的行動而逐漸降臨。事實上,因著罪的根深柢固(我們也陷身其中),在天國來臨前,不公義只會以更多我們意想不到的方法呈現出來。

因為在今世的局限下,惟有民主才能為橫行世界的不公義帶來一定合理的平衡,所以我們才在雨傘運動中參與支持民主的運動:不是因為我們相信民主會完全消除不公義,而是因為我們希望能藉此稍窺並期盼天國裏所有的不公義的消除。

基督教終末論的信仰就是一個「願你的國降臨」的信仰:我們既不是「願我的靈魂升天」,也不認為我們可以靠己力令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相反,我們是既相信又盼望上帝的國會降臨,而在這盼望中,我們不但等候,我們也在聖靈的能力下在這個不公義的世界的部分實現 (realise) 天國的公義,藉以代表性地期盼 (representatively anticipate) 這真正公義的完全來到。

 

我們在天上的父

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

願你的國降臨

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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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於香港基督徒學會神學季刊《思》137 期,蒙編輯允准轉載)

 

[1] 借用在趙崇明博士在《佔領中環與教會政治》一書中(頁 58)提及的 Rodney Clapp 批評美國的教會時所指出的,香港的華人福音派教會其實也同樣有一種很強烈的諾斯底化 (Gnosticism) 的傾向,將身體/靈魂分開,將「屬靈」的事又和「屬世」的事又分開。不能在此詳論其神學的問題,但我只想問,這種將靈魂從身體獨立割裂出來的諾斯底的哲學(有時甚至和舊約的「靈」(spirit (ruach (וּחַ))) 混淆),如何和我們「身體復活」(林前十五章、使徒信經)的神學相吻合?

[2] 這種世界觀隱隱有一種絕望的味道。這可以和兩約中間大量出現的天啟/啟示文學 (apocalytic literature) 的世界觀對照。正如鮑維均博士在《恩典與倫理》中指出,天啟文學將重心置於末日和將來的世界觀,是一種出於對歷史絕望的世界觀。新約的作者(包括寫類似天啟文學的《啟示錄》的使徒約翰)從來沒有完全肯定這種世界觀。

[3] 這句來自一首歌 “The Preacher and the Slave” (1911),引用於 David Fergusson, “Eschatology”,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of Christian Doctrines (eds) by Colin E Gunton (1996)

[4] 趙崇明,《佔領中環與教會政治》,頁 59, 65-66

[5] 事實上這或許不只是福音派的問題,稱為 "dishwater Protestantism" 的神學某程度也沒有將創造和救贖連在一起,彷彿若沒有墮落,基督就沒有來的必要,救贖只是上帝的 second attempt,或拾回一些在墮落中失落的碎片。

[6] 趙崇明,《佔領中環與教會政治》,頁 59, 65-66。令人感到諷刺的是,正如趙崇明博士在另一本書《港式中產》一書中指出,香港的教會卻與此同時變得中產化和受消費主義入侵,這時變得和整個社會在文化思想上共享一套類同的價值和倫理(例如中環價值)。說好的「分別」為聖在哪裏?

[7] 或許除了不遺餘力的參與的反同運動之外。但我必須指出,這種奇怪的私有化信仰觀配合教會對反同運動的積極,是一種十分醜惡的虛偽。

[8] 趙崇明,《佔領中環與教會政治》,頁 42-43

[9] 稱呼取自Stanley Hauerwas,《Resident Aliens》,中譯本頁 42-43。這也許是為什麼華人教會總給人「維穩」印象的原因。

[10] Colin E Gunton, The Christian Faith, page 190

[11] 用另一個講法來說,就是成為 other 不只是為 otherness 的緣故,而是因為只有能成為他者,我們才能和我們的他者建立關係 (otherness-in-relation),最終在這種 otherness-in-relation 中,令我們的他者因這 relation 成聖。

[12] Stanley Hauerwas,《Resident Aliens》,中譯本頁 42-43

[13] 雖然中間可能要經過一個末日災劫 (apocalytic) 式的正邪善惡對壘掙扎的場景

[14] 當然,歷史上,John Locke 的民主理論其實建基於一種 providential deism,但隨著世俗化理論的抬頭 (secularisation),民主的理論基礎漸漸轉移至以康德 (Kant) 為代表的自主個體道德觀。這個分別,在正文中沒有細述。

[15]這未必完全沒有道理,因為民主社會的確為社會上的各種權力作出制衡,也為在上的統治者提供選票的誘因照顧貧苦大眾的需要。正如羅秉祥教授在引用神學家尼布爾時指出,「社會不公義的最大來源是不負責任與不被控制的權力。因此.....統治集團需要被制衡」(陳盈恩,《談尼布爾民主觀對香港的啟迪 - 羅秉祥:否決政改方案乃漂亮民主示範》,《時代論壇》5月8日「新聞消息」)。在此我不討論各種不同民主社會的優劣

[16] 當然沒有多少基督徒會承認這一點:但這的確是持這種神學/哲學的邏輯結論 (logical conclusion)。

[17] 正如自由的理性主體是消除迷信和達致烏托邦的人 (agent)

[18] David Fergusson, “Eschatology”,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of Christian Doctrines (eds) by Colin E Gunton (1996)

[19] 當然宣告「天國近了」和「天國來了」不一樣。後者是行動型教會的神學,前者則是基於已實現的終末及其盼望顛覆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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