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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宗勝訴官司 看教育局中人的非教育專業思維

2016/10/4 — 19:36

粉嶺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普光學校,向教育局申請聘請外籍英語教師被拒所,一名智障學生家長其後提出司法覆核,糾纏5年多後日前在高院勝訴。一直關注弱勢社群權益的工黨立法會議員張超雄(右圖左二)召開記者,批評政府不重視弱勢權益,政府應汲取教訓,藉此案作反省。

粉嶺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普光學校,向教育局申請聘請外籍英語教師被拒所,一名智障學生家長其後提出司法覆核,糾纏5年多後日前在高院勝訴。一直關注弱勢社群權益的工黨立法會議員張超雄(右圖左二)召開記者,批評政府不重視弱勢權益,政府應汲取教訓,藉此案作反省。

日前智障學童的司法覆核官司獲高等法院法官裁決勝訴,給教育局狠狠刮了一記耳光,大快人心。   

事緣教育局自1998-90年度始為公營中小學和部分特殊學校資助「外籍英語教師計劃 (NETs – Native English-speaking Teachers Scheme)」,一所智障學校兩度申請資助計劃被拒,其後學生家長提出司法覆核,經歷近五年的官司,高等法院法官最近裁定教育局排拒智障學生參加此計劃的做法屬違反《殘疾歧視條例》的直接歧視(direct discrimination),以及違反《國際人權公約》和《基本法》的違憲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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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教界的朋友和學生家長興奮莫名,大多認為這是香港特殊教育發展過程中的其中一個里程碑。 筆者固然同意這事可喜可賀,可是從另一個角度看,此案的勝訴正好反映出一個更重要和影響深遠的事實:掌管香港教育政策和資源的教育局官員完全缺乏教育專業的思維,對香港教育的運作和發展而言,這是件可悲而不幸的事!

本來是屬於教育理念和原則的專業議題,教育界人士未能直接參與討論和作決,卻無奈的任由主事官員以非教育專業態度和行政手段處理。  此教育專業議題最後逼不得已訴諸法律訴訟途徑,乞靈於律政體系的法官,以歧視和相關人權原則的條例和文獻作出考量和判斷,筆者以為並不恰當,實在令教育界人士感到汗顏和惋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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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不管甚麼原因法院判定這宗官司敗訴,難道教育界人士便要無可奈何的接受,放棄對教育專業理念和原則的堅守嗎?  嚴格來說,這是教育專業的問題,並不只是歧視行為的爭議,可惜,教育局的政務官員和技術官僚缺乏應有的教育專業修養和識見,胡作妄為,竟然把一場不必要的官司糾纏達五年,耗費人力物力,最後落得敗訴而回,自取其辱。

須知教育的其中幾項基本信念和原則就是:(一) 相信任何一位學童都是可以培育和可以學習的;(二) 對於不同背景甚或是弱勢學童,不應該存有先決性的成見,以限制他們的學習和發展;(三) 學校必須因應學童的不同的能力、特性和學習需要而施予適切的教育和輔導;(四) 所有學童在「同一課程」(One curriculum for All)的框架下學習,而具體內容、形式、廣度和深度須因應不同需要的學童作恰當的調適。

筆者以為如果教育局官員有足夠的教育專業能力,堅守上述的專業理念,絕對不會排斥智障學童學習英語,以至拒絕批准資助「外籍英語教師計劃」。 那些教育局官員到底以甚麼先決原則考慮和制訂教育政策呢? 難道他們就是先著眼於削減資源而罔顧教育專業的重要性嗎? 就資助智障學生「外籍英語教師計劃」來說,法官更指出每年支出僅200萬,佔教育開支的0.003%而已。

歷來教育當局的主管官員大多是政務官出身,教育並非其本業專長,只是以行政經驗和思維主導有關政策,對教育專業的認識以至承擔一直都備受教育界人士所擔心和質疑。 這可說是英治殖民地時代的管治傳統,回歸後依然沒有改變。

平情而論,當年羅范椒芬總算有自知之明,在任職教統局局長後隨即惡補修讀教育碩士課程,充實其對教育專業的認識,不失是有所長進的教育高官。 智障學校這宗司法覆核官司是孫明揚遺留下來的燙手山芋,吳克儉上任後卻未有適當的即時處理,無疑是教育專業能力的缺失,如今出洋相也只能算在他的頭上。

筆者以為一件官司的勝敗並不是關鍵所在,假若教育局中人不思進取,尤其是主管官員,仍然缺乏教育專業的思維和承擔,這才是香港教育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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