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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清朝窺探今日中國難以成長的遠因

2016/4/12 — 12:44

北京故宮(資料圖片)

北京故宮(資料圖片)

【文:約書亞】

清朝覆亡迄今一百多年,然而縱觀今日的「現代中國」,仍處處可見帝制的思緒。探究中國最後一個朝代的思想,或許會找到箇中的原因,而臺灣歷史學家王汎森的《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思想、學術與心態》(聯經,二○一四,修訂二版),研究權力對清代人民日常生活的影響,正好提供一些重要的線索。內容橫跨清朝二百多年的多個議題,資料繁多,尤須留意關於清初的析剖。一提清初,就不能不論晚明。正因清初的思想產生於一個國破家亡的年代,故能反映傳統中國人一旦面對新局勢時的態度及方法。

清初的思想非常着重令國家長治久安的方法,這當然與明朝最終亡於一個少數民族大有關係。若按余英時的說法,清初的思潮其實是儒學的內聖轉向外王的過程,所以清初士人強調的「實學」,均只是在過去的世界尋找方向。清初至中葉思想中形上玄學的沒落,乃針對明代王陽明後學「終日談本體,不說工夫」的疙瘩,而清初的士人提倡的解決之道,竟不過是以禮抗俗。如明代盛極一時,圖助人成德的省過文化,王夫之就提出禮才是處理人不道德的藥石。而要明白禮的內容,就令經史之學再興,講經會盛行,不少人把畢生放於考據經書,希望從中暸解真道,從而通經致世。乾嘉之學,正是這種思維的延展,不少人甚至以千年前的漢代經學為民族興盛的基礎。這些只會回首夙昔而不求突破傳統的學術與心態的成因與經過,本書都有詳細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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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特立獨行,思想終於不是只會回顧的就是黃宗羲。其名著《明夷待訪錄》完成於康熙元年(一六六二年),竟敢認為一切應從國家而非從君之私產出發,在當時的年代可謂石破天驚,但梁啟超慨歎,《待訪錄》泅沈於紙堆二百年,未能如盧梭在歐洲泛起同樣的巨浪。作者敏銳的察覺到《待訪錄》未能影響清初學潮的原因,因此花了兩章闡明清朝文獻「自我壓抑」的現象,以及晚清禁書復出的意義。清朝雖然是最接近現代的朝代,但康雍乾年間的一百三十多件文字獄案處理非常嚴厲,使之成為中史上自我壓抑力最深的時期。對文獻的刪竄、寫作時的自我抑壓例子多不勝數,公共空間萎縮,對政治批判的意識降至冰點,全民仿如驚弓之鳥,紛紛擁抱「非政治」的心態。這種慘況要待道、咸以降外擾內患頻生,國家無暇理會出版業,文網漸寬才得以扭轉。於是,《待訪錄》久旱逢甘露,在清末被大量印發,對「民權共和」產生風雷破海山的影響。但到一九○九年還有人出版《明夷待訪錄糾繆》,強調人主權力的合理,足證專制思想對中國人的涂毒。

可見,中國人的思維有兩大要害。一、面對時移世易的政局,缺乏創造力,且焦點往往放錯。二、政府為了確保權力,好挾制學術自由,使真正能有益於民生政制的甘言石沉大海。中國何時才能突破傳統的框架,還是未知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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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學校小助理一名。曾修理科,現讀文科,好歷史政治,愛遊山玩水。以文會友,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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