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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六六騷動」看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2019/7/1 — 11:02

向歷史學習: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不單是為了調查6.12事件,而是在理解燥動六月的青年參與中,檢視香港的系統性管治問題

1966年4月4日,蘇守忠開展反天星碼頭加價的絕食行動;同日晚上,大批青年從尖沙咀遊行至旺角,收集反加價簽名,再折返尖沙咀,遊行隊伍約三百多人。遊行市民與蘇守忠的伙伴盧麒會合後,又再次沿著彌敦道遊行至凌晨三時。翌日零星遊行繼續。4月6日,市民以小隊方式在九龍各區示威,警方開始拘捕,帶了四人返油麻地警署時,近五百市民圍觀,群情洶湧,部分青年更怒哮衝向警署。

接下來情況急轉直下,開始失控,群眾在彌敦道一帶亂闖,用竹支石塊襲擊警察,推翻汽車、縱火,搶掠百貨公司,亦有樓上居民將花盆擲向警察。此乃「66年九龍騷動」,警方在4月7日凌晨宣佈戒嚴,仍須兩天時間才平息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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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5月3日,即事件結束三週後,政府宣佈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並於七個月後發表長達167頁的報告。當年的政府沒有迴避,視「六六騷動」為系統性管治問題(systemic problems of governance)的「症狀」呈現,騷動反映的是殖民管治的不足,而非由「外部勢力」(如67暴動) 的煽動引發,要回應,就要找出根本原因 root ca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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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的獨立調查委員會,展開了對六六騷動的成因以至應如何改善政策的全面調查和建議,不是只針對警權。報告特別關注「年青人的特別問題」,例如,年青人對香港的「非永久」狀態缺乏安全感和歸屬感 (a sense of insecurity that arose from the feeling of impermanence and from the lack of a sense of belonging amongst young people)。報告不接納的,是「參加四月騷動事件的人並不代表香港的青年,而且都是非狂即妄的人和匪類」的看法。報告看到的,是「青年⼈越來越認識本港的社會及經濟情況,但對獲得成功的機會有限,不能實現所抱願望,感到苦悶」。

有學者認為,這份六六騷動的報告比67暴動報告更為重要,報告促成了社會政策的改革,例如更重視普及教育和民生議題。66年後,殖民政府開始在社區建立「公民意識和責任」 (a need to develop civic consciousness and a responsibility to Hong Kong),設立民政專員系統為「官民橋樑」,感受社區脈搏,舉辦凝聚社區的活動。

當中,社區民政系統是全新的想法。政府認為,在街頭巷尾不能只有警察的臉孔代表著政府,也需要能回應各類公共議題的「社區民政」。民政系統成立後,也鼓勵和促進社團的建立,於是許多街坊領袖出現,後來更成為區議員。當然,五十多年後,這個社區民政系統已失效和全面老化,當年的社區營造變成形式主義的「舞台社區」,主禮者無論是區議員、社團領袖還是官員,坐在活動中並非為了聆聽,只有某種「俾自己一些掌聲」的心態。官員主禮後往往即時離去,未能仔細聽取各方意見。於是,地方行政應具備的同理心、包容、鼓勵參與,聆聽不同意見的能力就此喪失了。過去十多年,民政專員日趨象牙塔,選擇性出席某些社區活動,忽略社區的多元價值,與一般市民的想法越行越遠。香港急切需要新的民政系統,新的區議會權責,重建官與民的關係;回應結構性的管治問題,政府不能再迴避。

中文大學的李立峯教授在六月幾次反送中行動的現場做民調,得出的結論是,在6月9日遊行,30歲以下青年參與是44.5%,至6月16日,30歲以下青年參與達57%,至6月21日,參與包圍警總的青年是91%。他們是誰?是什麼動機讓他們走出來?他們的目標是什麼?他們恐懼和爭取的又是什麼?他們為何堅持,為何絕望,政府在未來如何為幾代人帶來希望?

我也是廢老了,能做的不多,我深愛香港這個家,我只希望,在眾多訴求中,政府有胸襟成立全方位獨立調查委員會,擴大調查範圍,理解青年對香港的感情,深入社區,認真聆聽,分析並以價值主導的政策的回應這一代的「年青人特別問題」,認真反省如何重建信任,並願意放棄分化、抹黑和製造仇恨的技倆,用多元共創方法就不同議題盡量求同存異,讓社區不同顏色,共同為香港尋找出路。

(鳴謝:有關66騷動的資料,取自甘甘的博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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