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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離地本土」回歸「在地本土」— 工業、成熟和後工業資本主義的都市政治

2016/4/12 — 17:32

已多年沒有寫過政治評論或政情分析,重新構思之下,還是離不開「下層建築」的經濟社會學框架。

梁天琦在新界東普選後曾指出,本土派已成為建制和泛民以外的「第三力量」。有趣的是,同一選舉中亦有標榜「第三條道路」的新思維和黃成智。假如「第三條道路」是建制和泛民中間的政治路線,則本土派乃是比建制和泛民皆更激進的路線。

如此泛民才堪稱為本土和建制之間的「第三條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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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資本主義的特權政治

追本溯源,無論是親中或工商界的建制派,皆植根於殖民/工業資本主義下的既得利益——不論是英國治下的英資/華資,抑或大陸治下的中資/華資。個人總覺得,一直以「廠佬」自居的岳少,即使出任旅發局主席後,仍原用那種「大件夾抵食」的大規模生產(mass production)模式,多快好省地無限接收內地旅客,強調「做大個餅」大家便有餅碎吃,實最能反映這班精英的膚淺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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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泛民,則源於1970年代成長的香港中生代,經歷了學運和社運的洗禮,並在其後的前途談判中,成為「民主回歸」的核心支持者。正如我在多部著述中不厭其煩地強調,泛民及香港中生代乃是麥理浩時代、政府大有為或稱成熟資本主義下的產物,他們固然較為強調改革精神,但始終仍是體制內或邊緣的中產精英和服務專業人士,例如人多勢眾的教師和社工,其實無不是靠公帑資助開飯的。我在回應蘇耀昌的文章中曾指出:

「儘管蘇耀昌採取馬克思主義的批判視角,不過他仍然強調服務專業人士作為反對派、反建制的先天特質,卻沒有注意到他們也有親建制、保守化的一面。首先,前途談判和政制改革是「自上而下」的發展,服務專業人士並非「動員」民主運動,而是更多地「被動員」起來,政治機會結構的轉變才是民主運動的真正源起。其次,從階級位置和生活處境上,服務專業人士看似較企業專業人士獨立,但其實他們更多位處公營部門提供各類公共及社會服務,所構成的大量公務員或非公務員崗位上,港英政府最終仍是他們的「老闆」。最後,政制開放為新興政治精英帶來大量向上流動機會,但他們在晉身政治建制之後,實際上卻是脫離而非延續了社區基層運動;香港政黨政治的發展,實際上是弱化而非強化了公民社會。在學生運動和專業組織者的帶動下,1970年代一度出現短暫的群眾動員景象,但在「反向選擇性誘因」(selective disincentives)的作用下,新興政治精英很快便被建制吸納和馴化了。」(1)

香港早已遠離「大市場」的工業資本主義,亦遠離了「大政府」的成熟資本主義。但尤其是自1985年之後,在功能組別的權貴和特權體制下,既得利益在宗主國的庇蔭下得以延續,並與社會經濟結構形成難以修補的裂縫。

後工業資本主義的否定政治

作為以上兩種分析的延伸,我遂有興趣進一步探究,目前以80、90後為骨幹的本土派,和當下後工業資本主義的關係又是什麼?毫無疑問,工業資本主義和國族主義如影隨形,特別是東亞新興工業國,威權政體對促進工業化更是必不可少。如上所述,工業化下的大規模生產,則意味著鮮明的階級認同和集體意識,以及舊社會運動(old social movement)的動員模式。因此屬於那些年的建制和泛民,皆擁有異常強烈的「童子軍」團隊精神。相比之下,後工業化對國族主義、階級認同和集體團隊精神構成強烈衝擊,「拆大台」和否定權威正是新生代的標記。

正如我和不少人也曾試圖描繪,作為一個後工業城市,香港也同步邁進了後物質主義的年代。階級色彩淡化的新社會運動(new social movement),則取代了舊社會運動的資源分配政治。時下香港新生代並非不崇尚物質主義,但其物質生活已愈來愈局限在手機屏幕那數公分的空間。而買不起樓/不用供樓/跟父母同住,則成了後物質主義的最重要資源和「下層建築」。有中生代的朋友甚至揶揄,新生代「見到金都唔識執」,苛刻之餘也不無他的洞見!

「這裏或許亦應該套用莊子的講法:「無用之用,視為大用。」正是由於這批香港新生代看似「殘」和「廢」,才令他們能以相對抽離和超然的目光,凝視社運圈子以至整體社會的百態和眾生相,沉思社會問題的結構性根源,深耕社會改革的各種可能性。但在香港,畢竟「正常生活」的吸力異常強大,「懸浮」並非社會普遍接受的常態,即使在物質需要上能勉強維持,但為時太久仍會惹來(尤其是親友及朋輩間的)怪異目光。一方面,這或會進一步強化他們彼此的次文化羣體和身分認同;另一方面,同樣會對他們造成怪異人格的心理創傷,例如一直沉醉在自我加冕的光環中,甚至出現某類反社會傾向的後遺症,不一而足。」(2)

或許2010年的反高鐵事件,正好代表了本土主義發展的分水嶺:

「在菜園村和反高鐵運動中,既有一羣較年輕、關心自身以外議題的八十後參與,但當中也有一班「村民」──在經濟上,他們與此有一定的切身利益關係,因此他們要不斷與政府討價還價,甚至要在適當的時候作出妥協。社會運動有非物質的一面,同時也有物質的一面。在很大程度上,菜園村和反高鐵運動等是新、舊兩種社會運動的結合,也是兩個羣體的結合──一羣人較注重精神價值,較具理想主義色彩;另一羣人則更具體地生活在社區,擁有更為實質的利益糾結。

簡而言之,這並非純粹的後物質主義或新社會運動;在某程度上,總有一定的物質主義或傳統社會運動因素滲透其中。因此,新、舊社會運動並非本質上的斷裂,其相互的關係更多是一種承傳、演化和革新。」(3)

從「離地中產」到「離地本土」

就正如1984年的《聯合聲明》和1985年的立法局選舉,代表當年民主派作為進步力量,開始由反建制步入建制,也就意味由「在地」變得「離地」,並逐步喪失引領香港的話語權;(4)2010 年則意味本土主義由原來的「在地」,變得愈來愈「離地」──徹底擺脫了舊社會運動的動員模式,投入完全脫離「下層建築」的新社會運動。

問題卻在於,當本土主義一旦徹底擺脫「下層建築」,也就失去了凝聚社會想像的基礎──除了虛無地反抗國族和威權的制宰,卻無法指向具體社會發展的想像;除了一味訴諸民粹的情緒渲洩,也就無法總結出清晰的改革議程。事實上,作為後工業城市的香港,就正如全球所有的後工業城市一樣,在工業外移、產業空洞化和市場壟斷化之後,往往再難找到確定的經濟、以至身分文化定位;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浪潮下,均難免面對「融合」和「自主」的兩難困境。徹底對「下層建築」的無知,意味本土主義只是一堆陳腔濫調而已。假如「離地中產泛民」無法領導香港,則「離地本土民粹」同樣無法回應當下香港的現實。

現時的泛民和本土派已愈行愈遠,但在這兩個「離地」的力量之外,香港是否仍存在「在地」、立足社區和日常生活的本土主義?「在地本土」能否成為真正的「第三力量」?或許在目前眼花瞭亂的政治光譜上,這才是香港最欠缺和最必需的一環。

1 鄒崇銘:〈80前與80後的社會運動〉,《80前後》。香港:圓桌精英、2010。
2 鄒崇銘:〈社運三/十年的時間觀和歷史觀〉,《這一代的鬱悶:從消失中的香港》。香港:印象文字,2015。
3 鄒崇銘:〈物質之後@八十後與世代之戰〉,《用消費改變世界》。香港:印象文字,2012。
4 區龍宇:〈論自決運動之二:雷動社區 自主憲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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