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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興、自主還是封閉:從強世功一文的歷史想像

2017/11/16 — 15:02

作者指,習近平當年對澳門的保護與開發有明確指示。

作者指,習近平當年對澳門的保護與開發有明確指示。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強世功在上月於明報撰稿解讀國家主席習近平於「十九大」的報告(下文稱為<強文>),網上早已有論者深入分析當中的理路,在此不贅。而文中透過對歷史詮釋而形成對當下中國和天下的看法令筆者深感不安。

這種論述令筆者想起兩位德國思想家洛維特 (Karl Löwith) 和布魯門伯格 (Hans Blumenberg) 之間關於現代正當性的爭議。洛維特在二戰後表了<世界歷史與教贖事件 (Weltgeschichte und Heilsgeschehen)> 一書,指自啟蒙以來的歷史哲學皆為世俗化了基督信仰的末世論,現代性進步和科學的正當性便成疑問。與<強文>對全球化詮釋為西方推進「歷史終結」的模式,正是同一套思路。之後布魯門伯格出版了<現在的正當性 (Die Legitimität der Neuzeit)> 反駁洛維特的說法,認為自啟蒙到現代的正當性正因教會退潮、人類掌握自己命運而來。而<強文>對中共的歷史也有近似論述,認為中共的鬥爭代表了中國人力爭向上和自力更新的傳統。

多年後洛維特的學生、神學家潘寧博 (Wolfhart Pannenberg) 發表文章總結這場爭論。一方面,他批判自己的老師把自啟蒙到馬克思等思想家複雜的思想只歸納到一條主線,犯了過度簡化的錯誤。另一方面,布魯門伯格的盲點在於把啟蒙和現代的思想與其中世紀根源斷絕。潘寧博指出,世俗化的社會不少奉為圭皋的價值、包括愛、正義、互助等,皆被啟蒙思想家當作人性善和努力的產物,而忽略這些皆由傳統所傳承。事實上<強文>也犯了類似布魯門伯格的錯誤,把宋代三教合流理學作為中國面對外來文化挑戰的回應。不單忽略了宋代儒家取他人長處補一己之短的努力,也漠視佛道也在理學的外衣下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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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文>以宋明理學類比今日中國面對所謂「新教-自由主義」而致復興,是全文最凶險的想法。<強文>史觀下中國從1841 年飽受列強入侵及至中共建國站起,而今日「強起來」進入「第五個盛世」。這種看法不但過份簡化,更譏笑國人對西方文化的學習精神為「西方世界的依附品格」,並把成功變法的日本貶作西方的附庸。可笑的是共產主義也是民初知識份子以救國為懷由日本和西方引入,現在不單馬克思念茲在茲的分配正義不知所踪,也被改造成中共掘起的注腳。這種發展正應現布魯門伯格對現代性「靈知主義」的分析:人執起天下的牛耳,對超越的上帝漠不關心,使人不再向超越開倘而趨向封閉。這封閉不只就人的實存(existential) 而言,也節射到政治而言:以此世「此岸世界家國天下的歷史進程」(<強文>)所歸。可以為確保復興而形成了一種新的洋務運動心態:以經濟科技等為用,包裝專政之體。任何對政權產生懷疑(包括維權)都被當作民族的敵人,繼而自絕一切外緣改善自身的可能。故此,中國面對挑戰並非來自外在,而是由「自主性」所產生的「封閉性」﹗其復興更不知從何說起。

最後筆者以潘寧博關於世俗化的提醒作結。潘寧博指出啟蒙以來的世俗化不單緣於馬丁路德等改革運動推手,也因為他們身後的三十年戰爭。成就今日的國家觀念興起(施米特語),也使當代知識份子產生宗教寬容及政教分離等思想。故潘寧博謂基督徒應把寬容融入在理解真理和自由之中,作為世俗社會一員的基礎。筆者認為這句說話能推展至全世界。當世上不少國家因科技等緣故不斷合作而漸形成全球化之勢,<強文>中野心不單繼續以集體主體代個人主體和以經濟自由換政治自由的老路,無視西方社會在「後資本年代」重新對分配問題的關注及左翼與在民主政體下的新發展;把全球化當作西方模式傳教士而對立之,誓要成為世界的下一個霸主。究竟這種對立心態能在國際社會找到甚麼位置?究竟把中國從帶往那裡去?若不誠實地面對歷史的教訓而繼續自以為是,筆者實在不能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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