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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先生」在哪裏?「國賊」除了幾多?

2016/5/5 — 10:55

昨天是「五四運動」97週年的日子,雖然不是什麼齊頭的年份,但在中港兩地,對五四運動的討論可說是平淡得令人感到意外。

在香港,只有個別親北京政權的組織在金紫荊廣場搞了個升旗儀式,也有個別官員出席。除此之外,政府似乎沒有甚麼官方的紀念活動,就算是學術界,似乎對五四運動的興趣也慢慢被消磨掉。就連在香港的中央喉舌媒體,其中一份對五四運動隻字不提,另外一份也只在論壇版最底有一小格,借「五四民主愛國」的口號來批評「港獨」,對五四運動的精神與訴求則一切從略。

事實上,五四運動是中國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具有十分劃時代的意義。不過,自從中共當政之後,除了遇上六十或七十周年這一些重要的日子,對五四運動大致上都是作冷處理。很多時,為了遷就政權本身的政治需要,甚至會對五四運動原來的史實及細節作不全面的、甚至是扭曲的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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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因為一戰之後巴黎和會的不公平處理,激發青年學生及知識分子走上街頭,以「外爭國權,內除國賊」(或作「內懲國賊」) 為口號,要求當時的政府強硬悍衛國家的尊嚴,反對日本的無理要求。當時學生們及知識界都警覺到國家受到欺凌,除了是因為國力積弱之外,社會文化上的落後及保守才是關鍵。

所以,五四運動既是抵抗強權外侮的「政治運動」,也是要求民族復興的「自強運動」。五四最具突破性的地方,是它帶有強烈的文化自省與更新的訴求。因此,它也是打破了自晚清至民國初只追求船堅炮利,科技更新的框框,除了要賽先生(即科學),也要德先生(Democracy 民主)。因此,五四運動也是「新文化運動」,要推動白話文,要「我手寫我口」;也要「打到孔家店」,掃除幾千年的封建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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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評價五四,從而觀照當下,不妨仔細看看當年的這些訴求及改革倡議,有幾多在經歷九十七年之後,已經成為中國人社會的現實。孫中山當年搞革命,已經說要共和、要民主。民國革命後,共和得十分勉強,民主也沒有成為事實。共產黨1921年成立之後,也不斷說要「爭民主,抗強權,反專制」。到坐了江山之後,便把這一切都拋諸腦後,以專政之名行獨裁;中國共產黨更成為當代全球最大的專制政權。至於民主,則只剩下所謂「中國特色的民主」,「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民主」,「人民民主專政的民主」,說穿了都是「假民主」。就算是基本法承諾了香港一國兩制下的普選民主,也變成了831框架下依附於國家安全這一個「偽命題」下的「偽民主」,即是「真獨裁」。

新文化運動提出的語文及文化更新,或打倒傳統文化及封建,有些地方或許真的有點過了頭,太熱衷于否定,也弄不清楚應該建構什麼。科學知識及技術的轉移始終容易,但要確立德先生所需要的文化元素,要社會上多方面的條件作配合;要承傳下去,也得在文化體系、人心思潮、及社會價值上建立深厚的根基。

同樣道理,要「外爭國權」,除了要具備經濟條件之外,還需要建立能夠得到尊崇的軟實力和文化元素。今天很多住在沿海地區的中國人真的是富了闊了,但卻連海內外很多中國人自己心裏都明白,這一種「窮得只有錢的富貴」並不能贏得尊重。今天的「國權」,說穿了只是人口龐大、經濟份額重及軍事強權的延伸。

經濟發展起來之後,在共產黨領導下的新中國始終未能在文化及社會體系上作更大的突破,關鍵很有可能是在於始終不能做到「內除國賊」。抓幾隻大老虎出來「懲」一下,可能偶然也會發生,但要全面把國賊「除」掉,正是談何容易。

當年曾經喊出「外爭國權、內除國賊」這五四運動口號的青年人,相信都已作古了。如果他們有人還在生或死而有知,當感對五四運動的最大遺憾,是喊了「除國賊」這口號近百年,國賊不但沒有減少,反而越懲越有,越除越多。情況就如同中共在推行改革開放政策之後,差不多年年都說要反貪反腐,卻「越反越貪、越反越腐」如出一轍。

當年五四運動參與者要懲的「國賊」,主要是以曹汝霖、陸宗輿及章宗祥三人為代表。實際上當然不只他們三人,但起碼較容易鎖定明確的目標。今天的「國賊」可多了,而他們用以「賊」這個「國」的手段及方法卻更趨多樣多元。這包括竊取國家政治權力,長期拒絕透過公平競爭來當政的「國家權力大賊」;有依附在這個制度,騎在人民頭上,濫用公權力,不斷侵犯人民基本權利,剝削人民,勞役人民的貪官污吏;也有透過權力關係,在裙帶資本主義制度的保護傘下不斷淘空國庫,以公為私,盜取國家資源的官二代、富二代、及一眾皇親國賊。 除此之外,還可以包括寄生在這種制度,長期為這個不合理體制服務以換取個人權位及利益的眾生,包括以學術權威或專家作包裝的御用學者;也包括被權力統戰掉以換取政治位置或在體制內謀取一官半職的乜乜代表、物物委員。

今天的「國賊」當然還包括那些盲目支持當權者,對當權者的違法甚至違憲行為視若無睹,很多時更會助紂為虐,為當權政府的胡所非為說項,以為這才算是愛國的「愛國賊」。

這些「當代國賊」對人民、對社會、對國家、對歷史的為害,遠比五四運動時大家要揪出來的「曹陸章」三人更嚴重,也更深遠。這一類國賊式的人物,就是在香港也隨處可見,可以說是「梗有幾個喺左近」,甚至是天天與我們同枱吃飯。曹章陸三人如果泉下有知,當慨嘆生不逢時,當年為何不能當國賊當得如此明目張膽、名正言順、甚至像是理所當然。

其實這一點有何出奇,我們的當權者早已為五四運動賦予新的時代意義,也對當年的歷史作了一個全新的解讀。誰人會認為說要打倒封建專制,追求民主公義的共產黨,竟然會成為最專制最封建的政權。文革的時候,共產黨也鼓勵人民「打倒孔家店、推翻舊世界」,到了今天,卻積極在全世界推動開設「孔子學院」,並以此作為弘揚共產黨領導下新中國軟實力的象徵。孔家店沒有被打倒,舊世界也沒有被推翻。更令人驚嘆的是孔家店可以在這個被重新包裝的新世界中,彰顯封建專制力量與舊世界的雄厚生命力。

回歸之後,香港政府有很多方面緊跟中央唯恐落後,有時甚至把肆意歪曲歷史以遷就政治需要的這種陋習也照搬過來。

還記得五四運動八十周年那一天(1999年),當時的特首董建華出席紀念活動,談及五四精神,當然不會談民主(德先生),也不談打到孔家店,更不談打倒封建舊文化。這還算了,但他竟敢公然誇誇其談,說五四精神是要「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當年要打倒的今天竟然被奉為五四的教條。曾經參與五四運動的進步青年真的死不瞑目,孔夫子若是有知當也難免心中有愧。

但是歷史就是這麼荒謬,奧威爾早已說穿:「誰控制了過去,便控制了未來;誰控制了現在,便控制了過去」。這一種創造性地解讀歷史的把戲,正是要維持專制封建體制,抗衡民主的重要武器,也是國賊除之不盡的主要原因。

 

原刊於作者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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