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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應連結本地抗爭

2018/6/4 — 7:41

六四燭光晚會

六四燭光晚會

每年這時候總會出現一番應否公開悼念六四的爭論,我對傳媒操弄這議程,深感厭惡。某人身故,朋友之間會否公開爭論應否出席悼念?大家心中有數,要去的會自己去,也毋須呼朋引類,難道喪禮也要創造人數紀錄嗎?不想去的亦毋須向任何人交代,因為一切應該是發乎內心。但我認為六四公開悼念不應停留在道德層面討論,而是具體地討論支聯會在本地政治脈絡下應扮演的角色。

過去大專學生會因為公開呼籲停止六四公開悼念活動,被口誅筆伐,但背後其實非關學生個人道德取向,而是對爭取民主論述的分歧,問題的核心是六四悼念及支聯會,是否正阻礙香港民主運動。至於是否阻礙香港獨立運動,這沒有甚麼值得爭論,因為大家目標不同,討論沒意義。

首先我們應該聚焦在爭取中國民主同本地民主化的關係,具體地,而非抽空地從理論層面探討。六四之後,在91年地區議會及立法局直選中,民主派新政團港同盟大勝,一躍而成本地民主派旗艦,這是利用了港英撤出殖民地前推動代議政制的時機,用六四作為選舉動員。但很多人以為民主派此後30年一直靠食六四老本,這是不符事實。六四之後是英國改變過去由中國通柯利達爵士的「綏靖政策」,92年彭定康來港推出進一步民主化的政制改革方案,這才是民主派發展的推手,而民眾對97恐懼已經超過甚麼中國民主化。支聯會同港同盟一直有默契,後者是參政組織,發展出一套黨組織系統及選舉機器,九七前未遇到對手。支聯會是作為非參政的壓力團體存在,以宣傳及支援工作為主。對於近年有言論指悼念六四會大量抽掉本來用於香港抗爭的資源,不知從何說起。事實上是支聯會、教協、職工盟及民主黨的資源支撐起90年代的民主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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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民主派包括支聯會,早已將本土民主運動定義為體制內和理非爭取,我們要爭論的其實是和理非路線是否已經走到了盡頭,而非甚麼「六四悼念萬惡」。97之後形勢起了變化,民建聯得更改遊戲規則之助,及無限量財政支持下,逐步取得選舉優勢,民主派選舉空間被壓縮,演變成為黨內位置之爭。至於支聯會早已放棄了跨過深圳河回內地搞組織、運動,爭取中國民主就只餘下每年的維園燭光悼念活動,相信這是97後支聯會繼續存在的條件。30年後香港人爭取中國民主已由政治行動變成文化、身份、道德的抗爭行動,這是六四維園燭光的意義。

支聯會有新的工作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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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民主運動,其實不是源於中國民主運動的,97前港英啟動代議政制發展,才是本地民主運動的動力,問題是宗主國換了,昔日對民主派友善的選舉制度不復存在,今天連民主派合理化其和理非路線的議會議政空間也正迅速萎縮,昔日依靠公務員行政中立、法治所庇護,目前正朝向幹部制過渡,選舉主任變DQ主任是一例證。下一步是公民社會空間的萎縮,譚耀宗、喬曉陽已經指出「結束一黨專政」違反基本法,而廿三條立法已經寫在牆上了。當前逼切問題,不是要討論應否公開悼念,而是除此之外,支聯會是否應該還有其他重要工作,連結本土社會的抗爭。

當和平演變中國的目標失落,便需要作出改變,這也是美國共和黨對中國越趨強硬的原因。支聯會對中國民運及維權運動,一直是聲援角色,香港人對此沒有太多批評,但當「中國模式」全球輸出,習近平永續執政時,香港首當其衝,而作為爭取內地民主的支聯會,就有了新的工作空間。國歌法、國旗法、教科書審查、初中中史必修課綱、共產黨對傳媒、教育、文化、出版及公民社會領域的控制,香港是全球「中國模式」抗爭的最前線,而這些都是連結本土抗爭的領域。

對於爭取中國民主作為具體工作綱領,坦白說,大家都充滿無力感,但維園燭光,除了悼念,也應該轉化為本土的行動議程。

(文章原刊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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