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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棍是如何煉成的?

2016/1/18 — 17:56

資料圖片:黃安

資料圖片:黃安

有人慨嘆,怎麼這兩、三年,「人渣」好像特别多呢?!人渣不止活躍於香港,大陸就自不待言吧!家陣我們還在台灣和南韓看到他們的蹤影,可以預計會繼續擴散至其他區域。

中國模式新常態下害人取利

先來説一説「周子瑜被道歉」一事,弄得全球沸騰,當然以台灣人的反應最激烈,香港人反應亦甚大,大家都覺得強權欺人太甚,不過最叫人憤怒的是挑起整件事的幕前黑手黄安,和強令旗下16歲女歌手道歉的韓國JYP娛樂負責人朴振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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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習近平上台,對外要建立「中國模式」與美國爭雄,對內則反腐及強力對付異見份子。在這種「新常態」之下,就產出了愈來愈多的「奴才」、「閹人」、「躝癱」、「人渣」、「惡棍」,為強權呐喊助威,甚至協助狙擊異見者。

能夠做「奴才」和「閹人」的,必須是按中國外長王毅的說法,是要論血統的,至於「躝癱」、「人渣」、「惡棍」,則任何人也可以做,願意按著「中國模式」下去害人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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挾14億人口以令惡棍

事實上,看著14億人口的市場,要拒絕做躝癱、人渣、惡棍確實是需要付出力量和代價的!

看看這名出生於民主體制熏陶下的南韓企業人朴振英,已經成功打進了全球不少市場,就是為了保住這個14億人口的市場,要如此卑躬屈膝,不惜破壞政治信仰原則,強迫一個16歲女生,違反她的意願,說出一段違心說話。

他當然就是一名惡棍!因為他不是沒得吃,他不是沒有選擇,他不是必須要出賣自己,他不是被威逼,他不是必須要幹這壞事,但他自願地選擇這樣做了,只因為想搵多個錢,爭取更大的市場空間,把做人應該努力保護的基本原則也放棄了!更嚴重的是他令另一個人也放棄了原則!

奸有奸輸,惡有惡報

不過,這次小女生被道歉事件似乎沒有令惡棍獲得預想的好處,黄安不但失去了台灣這個原屬市場,就連大陸也因懷疑他是否為台獨和蔡英文造勢的臥底而下封殺令。黄安的下場是典型的拼命表忠欲入建制盤剝百姓以分取利益的惡棍,卻因過了火位而遭放棄或治以重刑,歷史未必有很多這類人物的記載,因為他們的地位過於低微不入流。

至於朴振英,他的JYP娛樂股價大幅下跌,可以預計,朴振英還要失去全球支持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的年青人的龐大市場。

皇帝用的人為什麼總是壞蛋?

說回我們的香港,説到「奴才」、「閹人」、「躝癱」、「人渣」、「惡棍」,只怕名單寫出來會令這篇冗贅的文章更加冗贅。總之建制中要剔除數個名字也不會容易。
 
吳思的《潛規則》有這樣的一段:

「最初讀到上邊那些故事的時候,我心裏總有些懷疑,最叫我懷疑的一點,就是礦使和稅監們太壞了,在我的生活常識𥚃,純粹的惡棍就像純粹的聖人一樣罕見,怎麼皇上派下去的那些宦官竟然是清一色的壞蛋?這未免太湊巧了。」

看今天的中、港政局,惡棍當道,躝癱、人渣蹤影處處,有些甚至是學富五車的學者,有些是在本業中曾有成就的專業人才,當然也有的像高俅般藉著行惡欲爬入建制為享榮華富貴的社會原失敗者。

為什麼忽然之間,整個城市像著了魔般,人們可以淪為猙獰的惡棍,做盡傷天害理之事?!

《潛規則》有這樣的另一段:

「清官和惡棍的混合比例並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定向選擇的結果。惡政就好比一面篩子,淘汰清官,選擇惡棍。」

這一段說的雖然是官,但其實也可以引用去民間,那些以向「朝廷」告發「違規者」為志業或是幫朝廷迫害異見者的惡棍,他們從而向朝廷拿得到的利益,就如同「惡政」,鼓勵人們當「惡棍」不當好人。

做醜事説蠢話為表忠

不過,奴才、閹人、躝癱、人渣、惡棍其實才是極權政體和獨裁者真正的最終敵人,何解?

因為他們通常都會幹激起民憤的蠢活。正常人抓穿腦殼也不可能明白他們種看似愚蠢不堪的行徑,只有植入奴才的腦袋,才會明白當中的邏輯。

首先,奴才心性是抓緊每一個機會向「主子」顯示「忠心」,測度主子的心思,在主子發聲之前就搶前行動,想主子所想,急主子所急。由於主子衡量奴才好壞不以辦事能力為主要準則,而是「忠心」,於是造成了一種以醜為美的誘因,越是願意為主人做盡醜事的人,就越能證明他們的「忠心」,於是奴才圈內的人就爭相競醜,不怕引來公憤,就只怕主人見不到聽不到。

附膻逐臭,敗事添亂

但奴才是必然敗事的。首先,奴才以「護主」作為行事的準則,而不是公眾利益,於是他們的行動是必然地與公眾為敵,但他們欠缺真正辦事的能力,而是狗仗人勢,行事往往乖戾,引來公憤,不但不能為主人辦好事情,往往是添煩添亂。奴才必然敗事另一個原因是排擠異己,奴才找的合作夥伴也必定是奴才,於是形成了附膻逐臭的奴才圈。

謊報軍情送極權上路

當一個「躝癱」當上了特首,就有更多的「躝癱」進入建制或是更多在建制中的人變成「躝癱」,當一個「廢柴」當上了特首,就有更多的「廢柴」進入建制或是更多在建制中的人變成「廢柴」。民間也多了一些原失敗者藉作惡爬入建制享受從來沒夢想過可得到的榮華富貴。

但中國歷史卻告訴我們一個鐵律,送極權上路的都是一班阿諛奉承、謊報軍情的奴才,他們弔詭地成了皇帝的索命者,也就是說,他們才是極權者的真正敵人。

寫到這裡,此文已算是結束了,以下的一段文字是出自John-Paul Flintoff的《如何改變世界》(How to change the world) 一書,就當是買豬肉搭送的豬骨,可用來煲潤肺湯,有興趣的就往下讀下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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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爾斯泰在信裡提到,印度屈服於英屬東印度公司的淫威之下:「一家商業公司奴役了一個人口達兩億的民族。把這件事告訴一名毫無迷信的人,他一定無法理解這句話的意思。區區三萬人,他們並非身強體壯之人,只是柔弱而尋常的辦事員,就能將充滿活力、聰明、能幹與愛好自由的兩億印度人玩弄於股掌之間,這當中的意義是什麼?光是數字就能說明一切,那就是印度人自己奴役了自己。」

這名收到托爾斯泰回信的印度年輕人就是甘地,他跟托爾斯泰一樣,屬於社會上的特權階級。但甘地在南非卻因為皮膚黝黑而被人從火車上扔了出去,他因而嘗到不公義的羞辱滋味。從那時起,他決定起而反抗壓迫。甘地回到當時仍受大英帝國統治的故鄉印度,開始發起爭取自由的非暴力運動。

甘地認為意志的改變極為重要,因為它是改變順從與合作模式的前提。他要求印度民眾做到幾件事:首先是心理的改變,從被動的順從轉變為強調自尊與勇氣;其次,使民眾了解自己的妥協等於變相幫助殖民政府;最後,要有決心,絕不合作也絕不順從。甘地認為,這些改變可以透過意識層面的影響而加以推動,因此他致力鼓吹這些改變:

「我的演說是為了激起不滿。我要讓民眾了解,協助政府或者與政府合作是一件羞恥的事,特別是這個政府已經不值得我們尊敬或支持。

當奴隸決心不再成為奴隸時,他的腳鐐也隨之脫落。他不僅解放自己,也為其他奴隸指點一條明路。自由與奴役都是心理狀態。因此,我們的首要之務就是告訴自己:『我拒絕扮演奴隸的角色。我不僅不遵從命令,還要違反命令,因為它們違背我的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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