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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國愛教 代表性成疑的佛聯會

2015/10/31 — 15:14

圖:寶蓮禪寺官網

圖:寶蓮禪寺官網

2012年夏,政府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學民思潮為首的民間團體極力反對;在反國教運動正熱之時,作為香港主要辦學團體之一的香港佛教聯合會透過發言人表態,認同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並率先表明不會響應罷課。

2014年夏,「佔領中環」釀醞之時,佛聯會擠身眾多親中團體的行列,在《文滙報》刊登半版聲明,反對佔領中環行動,表明「絕對不會鼓勵、誤導和誘使屬校學生參與類似違法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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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有愛國愛港(黨),在北京的話語中,宗教事務方面則有「愛國愛教」之說。大陸國家宗教事務局設於統戰部之下,對各大宗教組織嚴密操控,神州叢林道場,盡歸黨的旗下,香港又怎能倖免?

香港佛教界成為「愛國愛教」的建制力量,背後亦有多年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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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佛教界與北京往來,早於改革開放後已經開始。而勸導信眾「信佛就唔好搞咁多嘢」的現任佛聯會會長釋智慧,一直處於漩渦的中心。

隨著香港步向回歸,香港佛教社群與北京亦越走越近。佛聯會刊物曾如此自詡:「在香港宗教界,佛教邁向回歸的步子最早。」。改革開放後的1979年,釋智慧就以寶蓮寺名義,率團訪問北京,成為全港首個訪京的宗教團體,獲港澳辦主任廖承志接見。1980年,佛聯會副會長黃允畋亦率團訪京。

八十年代,北京針對香港各界的統戰工作廣泛而細緻,佛教界亦在其中。要追溯北京對香港佛教界的統戰,有一章較少人提及,就是「南天佛國」寶蓮禪寺的天壇大佛建造過程。

從集資到建造,從開光到運營,這尊全球第二大戶外青銅大佛背後,充滿紛擾的政治角力。

寶蓮寺地處偏遠,自20年代起,增建人文景觀以吸引更多善信,已是寶蓮寺持續發展的必要手段。1970年,新大雄寶殿方才落成,寺方已急不及待在大殿開光之時,正式宣佈籌建天壇大佛的計劃。「在寺前興建天壇大佛一尊,將與日本之鎌倉大佛、台灣之彰化大佛,在遠東上鼎足而三,誠為舉世佳話…」(關祖堯爵士於寶蓮寺大雄寶殿開光儀式致辭)。

據寶蓮寺網站所載,興建大雄寶殿一事是由釋智慧操守,天壇大佛的構思,亦是釋智慧與其他僧人訪問日本鎌倉、台灣彰化後想出,之後釋智慧亦一直負責統籌大佛興建。但從七十年代初構思並公佈計劃,至1986正式開始建造,中間隔了十多年的時間,為何如此拖宕?

天壇大佛籌建的時期,正值中英談判開展的年頭;大佛的建造中有新華社(中聯辦前身)介入,亦非秘密。新華社最初為何會介入大佛的建造?2002年,釋智慧曾向傳媒講述以下故事:八十年代初,寶蓮寺自台灣方面籌得一半資金,「新華社社長許家屯知道呢件事,派統戰部楊聲嚟同我講,叫我千祈唔好接受」,後議定由北京出部份資金興建大佛。

但這只是故事的一半;北京要防的除了台灣,還有日本。根據2002年的《人民日報》海外版報道,80年代末大佛工程因資金缺乏而擱淺,「日本人提出由他們無償鑄造…趙樸初(政協副主席)聽說了此事,立即連夜打電話阻止。寶蓮寺於是謝絕了日方,馬上派人到北京商議…」最終,北京為寶蓮寺籌足了款。

考慮到大佛將會過渡至九七之後,北京堅拒日資台資並不奇怪;而負責建造大佛的「中國航天部南京晨光機器廠」,除了是國企,還具有解放軍背景。

建造中的天壇大佛。圖:寶蓮禪寺官方網站

建造中的天壇大佛。圖:寶蓮禪寺官方網站

大佛最終於1989年建成。寶蓮寺與北京的關係,另可見於六四後的許家屯除名事件。在大佛腳下階座,刻有捐款善長芳名,當中包括前新華社社長許家屯;但在六四事件發生後,許家屯出走美國,寶蓮寺竟將許家屯的名字除去,引起社會嘩然。

1993年通往大佛的馬路修繕完畢後,大佛正式開光,釋智慧不顧北京反對,堅持邀請港督彭定康到場,與新華社社長周南一同剪綵;典禮上,彭定康向周南伸手,周南雙手合十以對,拒絕與彭握手的一幕成為國際傳媒焦點。

除了因緣際會成為政治角力戰場的寶蓮寺,針對佛教的統戰工作當然包括向香港規模最大的佛教界組織伸手。

在北京安排收回香港主權的過程中,佛聯會一直作為香港宗教界代表參與其中。1984年,佛聯會會長覺光及黃允畋就應北京之邀,參與中英聯合聲明的簽署儀式,兩人之後分別獲委任為基本法草委及諮委。1992年,覺光受聘為港事顧問,赴京受鄧小平親自接見,96年再出任特區籌委會委員。

1984年,覺光在北京與鄧小平會面。圖:佛聯會網站

1984年,覺光在北京與鄧小平會面。圖:佛聯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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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聯會自詡為香港「最具領導地位,最有代表性」的佛教團體,但這領導地位與代表性從何以來?

佛聯會作為「佛教界代表」的地位,可謂是因港英及特區政府的承認而確立。上文提到,香港佛教社群建立初期,來自大陸的僧人與港英政府之間溝通出現問題,全仗當時一批具社會地位的華人居士居中斡旋,佛教方得發展;在佛聯會而言,故事亦類似。

佛聯會於1945年,由數名聞人居士發起成立,獲其時本港的佛教主要領袖響應。對港英政府而言,佛聯會內部有社會賢達坐鎮,又可以作為與全港眾多佛教聯絡的統一橋樑,因此成立不久就獲得港英政府的認可。

1960年,港英華民政務司署就曾向與佛教情況相近的道教社群建議,參考、按照佛聯會的形式,領導港九道堂,以解眾多道教團體散漫難稽、港府對應的困難,翌年道教社群即按佛聯會的組織章程,成立香港道教聯合會。佛聯會於港英政府之用,亦可由此側映。

而自八十年代起,在社會上已站穩陣腳的佛聯會,亦如上所述成為北京統戰,港府吸納的對象。

佛聯會固然匯集本港佛教高僧大德,但這個聯會是否真的能夠「代表」香港佛教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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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慧寺爆出僧尼假結婚的風波,社會驚訝於佛門內部戒律荒廢,被視為在佛教界具領導地位的佛聯會,卻僅「深表關注」,強調定慧寺並非佛聯會團體會員,「本會在事件之前及之後均沒有其等相關資料」。聲明強調漢傳弗教戒律不容許出家人結婚,但又指,有權懲處犯戒者的,是其師父及常住寺院。

據傳媒報道,佛聯會秘書張毅平曾向揭發事件的翁靜晶表示,佛聯會只是一個「聯誼會」,不會插手事件。

至此公眾才知道,佛聯會看似地位顯赫,對內卻無實權。香港號稱有百萬佛教徒,而佛聯會個人會員僅約萬人。佛聯會聲明中提及「團體會員」,但據其官網,並無提及該會設團體會員制度;《立場》去信查詢,佛聯會是否有團體會員制度?佛聯會代表性的基礎為可?均不獲覆。

在佛教社群中的代表性成疑,無礙佛聯會成為政府認可的「最有代表性」的佛教團體,代表全港佛教事務發言;資源方面,佛聯會坐擁7.5億淨資產,同時亦收受來自不同政府部門,每年數千萬的撥款;2013-2014財政年度,佛聯會共獲政府近5600萬資助,再上一個年度亦獲近4500萬元。

為何說佛聯會得到政府認可?最明顯的就是佛聯會獲政府選中,成為特首選委會中代表佛教的「指定團體」,可由內部自行挑選及提名出十名選委。

2013年,梁振英登上特首寶座後首次授勳,佛聯會會長覺光大師就獲得最高榮譽大紫荊勳章,成為首位獲授大紫荊的香港宗教界人士。

2013年,覺光獲大紫荊勳章。無綫新聞截圖

2013年,覺光獲大紫荊勳章。無綫新聞截圖

地位舉足輕重的釋覺光,一任佛聯會會長就是47年。覺光於去年底圓寂之後,接任佛聯會會長的便是釋智慧。釋智慧身負的頭銜雖無覺光顯赫,但論權勢則猶有過之。

小四肄業、三十歲出家的釋智慧,從70年代末一馬當先出訪北京,到在大佛建造期間與各方周旋,在不同政治勢力之間長袖善舞;回歸後,香港首次「選舉」產生港區人大代表,釋智慧已是其中之一,其後又獲委任為離島區議員,05年接任寶蓮寺住持,至今年初正式就任佛聯會會長,統率全港佛教界。

今年初佛聯會推選會長時,就曾爆出「內定」風波,有佛門中人向傳媒報料,不滿高層繞過選舉內定接任人,指會長一職本應由首席副會長釋永惺接任,但會方卻內定釋智慧任會長。不過,被指學識水平較高的釋永惺,固無釋智慧所有的人大、區議員頭銜,甚至並非佛聯會十名特首選委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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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閱佛聯會出版的月刊《香港佛教》,時時見到佛聯會與統戰部、宗教局會晤交流的報道,甚至有文章明言「香港佛教原本就是內地佛教的一個組成部分」。

對此,《香港佛教》一篇闡述香港佛教發展史的文章中,曾如此解釋:「在佛教的教義中有報四重恩的經典教義,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報國家恩』。」

不同宗派對佛典之言自有不同詮釋,佛聯會又是如何解析「報國家恩」含義的呢?

覺光法師1994年)呼籲香港佛教徒,愛國愛教,為國家、為民族、為香港、弘揚佛教「報國家恩」的教義,堅定香港回歸祖國的信心,共同維護好過渡期香港社會的穩定與繁榮,為主權順利回歸和「一國兩制」方針的落實做出貢獻。

「興教願問政,問政不參政」,是前任佛教會會長覺光法師的名言;不過,香港佛教界問政的方式,則是唯中央馬首是瞻。

「2007年6月23日,佛光照耀香港,離島區「全民舞動慶祝回歸十週年」活動在天壇大佛廣場舉行,108位高僧主持祈福法會,數千民眾參加。金龍和夜光龍舞動,焰火幻綵燈光輝映,一切皆象徵香港的活力、回歸的喜悅,佛光普照香港。」
(圖文:寶蓮禪寺官網)

「2007年6月23日,佛光照耀香港,離島區「全民舞動慶祝回歸十週年」活動在天壇大佛廣場舉行,108位高僧主持祈福法會,數千民眾參加。金龍和夜光龍舞動,焰火幻綵燈光輝映,一切皆象徵香港的活力、回歸的喜悅,佛光普照香港。」
(圖文:寶蓮禪寺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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