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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裏怎會沒糾纏? — 從香港政府的道歉事件想開去

2019/10/27 — 1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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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政府道歉事件突顯的矛盾

10月17日手機上不斷傳來同一個信息:在張建宗於港台訪問的硬照上寫着「肥宗叫港人不要糾纏721」,不無憤慨。我於是趕快上網聽聽張司長的訪問,看看他的用語、語調和語境究竟是怎樣,發覺網友可能有點斷章取義,張其實只是叫人不要糾纏於他就721代警方致歉的事件上,不是呼籲人忘掉721 — 我必須先替張取回這個公道,才能更客觀地闡述觀點。

張建宗之所以叫人不要糾纏在他代警方致歉之事上,是因為他以為警隊「以下犯上」的責難只是他個人榮辱之事,所以市民替他抱不平的好意心領了。張實在高估自己多年「和稀泥」作風所能取得的民望,香港市民大概不是心痛他被罵受辱,而是因着警隊放肆的氣焰而仗義執詞。須知張建宗乃香港政府的其中一位代表人物,莫說是員佐級協會的人員,就連警務處長職級也在其下,在工作上即使不云「服從」,至少是需要「尊重」他的意見,而警隊一向是重視服從命令的紀律部隊,一般而言,不守紀律者必然會嚴辦懲處。再者,無論是張建宗,還是警隊,都是公僕,就是服務市民公眾,當然這個「公」,並不等於個別市民的要求,而是就維持治安等整體社會訴求而言。須知,市民的信任,除了是警隊公權的來源,更是一個政府能否有效管治的重要資產和指標。好了,現在將這些關係放回張建宗代道歉事件中,便會明白必須糾纏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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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張承認警方的表現跟公眾的期望有落差,也就是說公僕未能盡好職責,警察員佐級協會主席林志偉率先對張開炮,接着許多警察都跟從將糊名的委任證放上網說張不代表警察。在721事件中受到傷害的是無辜市民,所以警察對張建宗的責難代表他們將自己跟本來應服務和保護的對象對立起來。事實上,721在整場運動中是個重要的轉捩點,本來經過張司長的道歉該可緩和一下民怨,但警察就是不肯讓一點點步,令不少本來沒有積極參與運動的市民,情感上也傾向示威者,令「和理非」和「勇武」產生了「共過患難」的緊密扣連,彼此更難割捨。事實上,林鄭在推動「送中條例」以來,一直強調條例只會針對罪犯,奉公守法者根本不用擔心,但721給普羅大眾看到的竟是只是回家途中的普羅百姓也會受到傷害,而且造成這個傷害還是警察,試問日後政府在推行任何保安條例的立法或修例工作上,該如何取信於民?

既云執法部門,那麼警隊就是政府行政核心延伸至各處的「手」,手必然是聽從核心大腦的指揮。警察的笨,在於本來「手」犯錯了,當然是載着「大腦」的「頭目」的錯,由頭目出來道歉,相當合情理,「手」本可將責任抖落得一乾二淨,只要它承認是聽命行事,便可將該撒的歸回該撒,現在警察就是沉不住氣,容不下自己執勤時有一點點挑戰,急不及待走出來炮轟張建宗,變相顯示自己其實自己是不受控的手。奇怪的是當林鄭在10月19日接受傳媒訪問時否認「盲撐」警隊,同一班向張建宗發炮的警察代表,指警隊「盲撐」林鄭多月,現在林鄭卻來「過橋抽板」。我當然不同情林鄭,但更不同情笨絕的警隊,一位過去多年一直鄙視下級的領導,怎會跟你生死與共?況且之前是警察自己突顯自己是對失控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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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在10月20日警方的水炮車蓄意向清真寺噴射藍色胡椒水劑,林鄭翌日到清真寺道歉,不少前線警務人員表示憤慨,認為「執法要道歉,天方夜譚」,便再一次證明這對「手」已不受控。看見前線警員展示的標語,我不禁心諳,為甚麼執法不可以「道歉」?換句話說,警察執法時,一切行動都絕對正確?那麼警例要來幹啥?不依警例執法,便是犯錯,不合情不合理不合法不合規,那麼道歉便是一個選擇。道歉有甚麼大不了?為甚麼要大呼小嚷,平常生活中,不小心撞倒人,賠個不是有啥大不了?但從近來的四時警察記者會,我們親眼見識過警察的說謊和狡辯文化,可說是無出其右。那麼究竟是甚麼因素令警察對道歉如此過敏?即使有「頭目」代為道歉,不惜封殺自己的退路也要跟「頭目」抬摃?

2 糾纏道歉事件之必要

其實只要稍稍涉獵過宋史,大概會發覺現在林鄭跟警隊的窘態和困境,跟北宋「強幹弱枝–重文輕武」的國策所帶來後果不無相似之處。須知「一國兩制」近年就是朝「強幹弱枝」的方向發展,這本無不可,問題就在於林鄭沒有為「枝」設定「弱」的程度底線,其實此底線已明確寫在《基本法》內,但林鄭明顯就是以令香港這個「枝」變得更「弱」來換取個人權位,「送中條例」就是這樣的一個「不道德交易」。林鄭常說運動已變質,已非針對「送中條例」,其實運動由始至終都是針對林鄭出賣港人,沒有捍衞「弱枝」僅餘的尊嚴和舒展的餘裕,所以壓根底不存在甚麼「變質」。與其說「反送中」是示威運動的觸發點,倒不如說是林鄭抖落罪責的掩飾。

好了,將眼光移回香港內部,林鄭跟警隊的關係又是岔枝上的另一重「強幹弱枝」,警隊內部又是另一重「強幹弱枝」。香港的「強幹弱枝」像宋朝廷一樣帶着「重文輕武」的心結,以文官壓抑武將,兩者不斷出現繃緊的張力,武將覺得文官只會紙上談兵,鄙視文官的貪生怕死;文官則心底裏鄙睨武將只知訴諸武力,不懂何謂政治和部署。事實上,在警隊中,大學畢業生,即使沒有甚麼前線經驗也很容易擢升至督察的白領階級,許多「老差骨」反而要給年輕一輩頤指氣使,多年來積累了不少怨鬱。在今次一波接一波的街頭抗爭運動,迫使警隊從「社區警政模式」(community police model)變回六七暴動那時的「輔助軍事化模式」(paramilitary)(見謝弘一:〈論警政模式必然改革〉,《明報‧星期日生活》#875期,20/10/2019),只是警隊多年來「重文輕武」的模式,上級指揮官可能是缺乏實際控制人羣的指揮經驗,他們來到前線,所面對的最大壓力,並非來自示威者,而是不欲在下級「老差骨」面前示弱,成為前線同僚口中的「廢柴」、「讀屎片」,惟有以前線警察所崇尚的「武力」和「膽量」來證明自己的「身價」。須知,沒有多少文官面對「廉頗」的挑釁,會有「藺相如」的胸襟和智慧。須知,沒有多少前線人員受了多年文官的閒氣,抵受得了來自終極「強幹」的肯定和外來武力支援的誘惑。

所以社會必須糾纏於張建宗的道歉,因那是政府多年政府「強幹弱枝–重文輕武」架構裏所積累下來的腐敗「沼氣」的引爆。社會必須糾纏,因那顯示政府和警隊的文官多是尸位素餐、戀棧權位之徒,絲毫沒有一點武將敢於承擔的勇氣。舉一個例子,反蒙面法實施後,楊潤雄和陳肇始竟沒膽量捍衞莘莘學子在校園內佩戴口罩的權利,還滿口歪理說甚麼學生戴口罩是把政治帶入校園。在2003年沙士期間,可是政府不斷宣傳要戴口罩回校。反蒙法實施後,教育局發給全港學校的通告還說如果身體不適便應留在家中休息,但明明之前所有政府宣傳片都說「戴口罩、勤洗手」是預防疾病的措施,怎麼現在卻變成了「阻礙日常社交的障礙」?堂堂教育局局長和衞生福利局局長連捍衞常理、自己專業範疇和自己一貫的呼籲的勇氣也沒有,除了「戀棧權位」外,我真的想不到其他原因。如此表現看在眼裏教人唏噓不已,香港人真的不知作了甚麼孽,上天要以這樣的特首和不知所謂的問責官員來懲罰我們。孽的源頭大概是多年來政府在行政主任的選拔上太着重「鑽空子逃避責任」的「滑頭」特質。香港政府有如此文官的品格素質,真的令自誇香港是國際大都會的市民無地自容。至於香港前線的警察完全沒有廉頗深明大義,敢於「負荊請罪」的風範。社會必須糾纏,因為要道歉的不單是警察,是整個政府;同樣要整肅的不單是前線警察,也包括一眾沒有道德底線的文官。社會必須糾纏,因為這樣才能令政府日後在文官的選拔裏多加一點道德情操的考量,在培訓中則多加一點危機處理的部署策略。社會必須糾纏,因為這樣政府才會知道警察的跋扈已達目中無人的境地,必須重組警隊。重組警隊時,則應反過來多加一點文官素質的培養,面對示威羣眾不能一味使硬,須懂得如何管理自己的情緒,懂得跟羣眾談判、妥協的懷柔政策,並且願意靈活地綜合運用這些技巧,軟硬兼施。經歷此劫後,警隊應深切體會到「止暴制亂」絕不能單靠更大等級的「警暴」。

3 慶幸我城中還有這樣的糾纏

張建宗除了敦市民不要糾纏於他代警隊道歉的事件,之前也曾公開呼籲市民應向前看,不要「糾纏」於林鄭是否用上「撤回」的字眼。總括而言,就是覺得香港市民不懂顧全大局,只會「糾纏」於微細的骨節點眼上。事實上,我慶幸香港還有這樣的糾纏,特別在近日的陳彥霖浮屍案中,我內心多次浮起這樣的慨歎。我慶幸香港多數人還是介懷人命多於死物,我慶幸此城還有一位富賈沒有視財如命,還會請求當權者對年輕人網開一面。我知道這不是理所當然的,記得陶行知的〈中國的人命〉如此開篇:「我在太平洋會議的許多廢話中聽到了一句警語:『中國沒有廢掉的東西,如果有,只是人的生命!』」作者接着開列了許多賤視和踐踏人命的事兒,當然為表文章並非以偏蓋全,同時也舉出許多例子闡述父母愛子女勝於自己的命,只是那是由於血濃於水之故。可幸,在香港近兩星期鍥而不捨地追查陳彥霖案的,都是跟彥霖素昧平生的市民,我慶幸還能看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傳統美德。陶最後如此收結〈中國的人命〉:「中國要到甚麼時候才能翻身?要等到人命貴於財富,人命貴於機器,人命貴於安樂,人命貴於名譽,人命貴於權位,人命貴於一切,只有等到那時,中國才站得起來!」近這四個月來,我慶幸看到市民的糾纏,並非在目光如麻的官員眼中的骨節眼,而是在關乎人命的大義上,我想這才是所謂的「兩制」的差異。

曾任職政治部的前警官Martin Purbrick在Asian Affairs(《亞洲事務》(16072019))上發表了“A Report of the 2019 Hong Kong Protests”(〈2019香港示威報告〉,https://doi.org/10.1080/03068374.2019.1672397),我非常認同報告的結論:「主管香港事務的官員必須改變思維,他們必須意識到香港在地理角度看,從來都不是福地:多山的地勢不利建設,氣候炎熱又潮濕,又欠缺天然資源,香港之所以成為福地,乃因這裏的人—充滿活力、勇於求成、富同理心、歡迎外來人、精於商貿之道,這些特質才是香港成為全球金融商貿中心的特質。」不錯,這裏是因人而蒙福,所以香港人重視人命勝於任何財富,而在721和831事件上糾纏不休正是這價值的體現,正是我會以「我城」指稱香港的底因。香港官員必須明白市民對香港的愛不在於它造就的財富,而是這裏的人所締造的傳奇。人命是香港市民甩不開的大義,試問如果連這糾纏都甩掉,這裏還是值得我們愛的香港嗎?試問對我城濃重的愛裏怎可能沒糾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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