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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爭取自己友

2015/5/17 — 12:24

勞永樂 (維基百科相片)

勞永樂 (維基百科相片)

我和勞永樂醫生不算熟悉,儘管我視他如友,意思是比最虛泛的「認識」多了那麼一點東西,乃至在他去後,我會留着手機裏他的聯繫方式,留到未來不知哪一段時候。然而,這種友誼究竟不深,所以我無法瞭解他所有動向及其背後的想法。

例如過去十多年來,他政治生涯上的轉折。一開始,他是我心目中的保守派,道不同難與為謀。後來,他加入了社民連(也就是人家說的『忽然民主』之後),我們便有了許多共同話題。那時,他會以當年幾位愛爾蘭共和軍絕食至死的往事激勵青年,同時準備葡萄糖在天星碼頭現場應急。可數年之後,他又以同樣例子,譏諷服用葡萄糖的黃之鋒不夠真誠。

為什麼同樣一個公眾人物,可以在根本價值立場上頭幾番變化,從保守而激進,再由激進回到保守?這後頭,想必有些我不知道的理由與情感上的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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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子的立場更易,我們今天流行的解釋多半是「他投共了」、「他收錢了」、「他想做政協」,意思是他一定為了某些物質和權力上的好處。果然,自其離世消息傳出,還真有人這麼批評。不過,也有些能夠多想一層的網友懷疑,一個明知自己身患絕症的人,到了生命最後歲月,還有必要去為了那未來的俗利出賣自己嗎?於是這些網民慨嘆:「可見他是真心變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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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永樂是否真心從進步的道路回到保守立場,我不知道,也沒有可能再去瞭解了。他這樁案例,倒是讓我想到一個當前香港公共討論的現象,那便是大家似乎都不再相信有「真心膠」這回事了。凡是政治立場異己,就說他「收了大陸錢」,「投共」;又或者反過來說他「收了美國佬錢」、「別有用心」。如果說香港這兩年有些東西變得越來越像大陸,我覺得這種單從不可證實的動機出發,詆毀對手,進而否定一切再討論機會的態度,便是其中一條了。由於對手言行皆出自實利,所以他所說所做的就都不可能是他真誠信念的反映,所以他在道德上就是一個比我鄙下的人,大家多談無益,而我不戰自勝,剩下的就只是怎樣去「鬧爆」他而已。這種人,即便本來友好,如今也必得絕交。

在這種情況底下,我甚至用不着去理解對方,因為理解是溝通的前提,而溝通則意味着說服與被說服的可能。我們雙方皆不可能說服和被說服,根本沒有什麼溝通的必要。在你我之間,只有誰的聲音比較大的問題,只有誰的氣勢比較威猛的問題,只有誰的「實力」比較強大的問題。任何人只要提出溝通,提出理解,那就意味投降,意味背叛,意味着自甘墮落,投入敵營。

既然大家不講道理,講的是「力」,那麼很自然的,接下來的問題就是應當如何擴大實力,增加己方人群。可在香港政治撕裂如此嚴重,人人分立兩翼的狀態底下,我又該在那裏找到或許會有興趣投向己方的那些人呢?是在對手那邊挖人嗎?這不可能,因為漢賊不兩立,他們全是該下地獄的罪人,我連話都不願和他多說,又怎能靜下心來好好勸他投明棄暗?所以當下政治動員的重點不在挖掘對方牆角,不在從敵營中吸收新血,而在給自己人打氣,在自己人的媒體、網台、臉書,以及各式各樣的圈子內向自己人再三保證我方路線的正確,讓本來就在我方陣營的人變得更加堅定,更有自信。

於是我們就看到眼前詭異的局面。根據各輪可靠的民調顯示,無論正反雙方如何宣傳與反宣傳,支持和反對政府政改方案的人數皆無任何有意義的變化,始終停在各據四成上下左右的水平。死心支持政府的就是那百分之四十幾,不管大家怎樣奚落高官落區;堅持反對方案的,也還是那百分之四十,不管建制機器怎樣落力宣傳。同樣情況,也可見於被人認為「失敗」了的雨傘運動。如果真要說它「失敗」,恐怕不是為了它無法改變人大決定,而是它沒有呼召出更多它所召喚的「人民」。我的意思並不是嫌當時上街的人數還不夠多,而是民意調查顯示不出這場運動對市民的動員效果。反對人大決定的市民數字在運動前是那麼多,在運動之後也還是那麼多;相反的,支持人大決定的市民亦然,很少有人受到運動感召,從而轉換立場。

說回勞永樂,乃至於已成眾矢之的的屈穎妍,我也奇怪這些朋友怎麼會在這一兩年內產生這麼大的變化。或許我無法贊成他們對很多事情的意見(例如屈穎妍近來對警察工作的『過度體諒』),但是比起反唇相譏,我更想知道他們態度轉變背後的理由及思路。大家當然可以給他們冠上各種罵名,說他們投降,說他們背叛。然而,要是不理解他們真正的想法,以及那些想法的由來,我們又怎能在另一個更高更後設的層次上溝通?又怎麼能說服他們?

是的,我很老套很迂腐,始終相信理性說服是健康公共生活的要件,儘管我曉得「和理非非」在今天是件多麼過時多麼討人厭的事。因為在許多人批判「和理非非」沒有實際效果的同時,我也看不到「勇武抗爭」的實際效果,尤其是在爭取那另外四成多不同立場的市民這件事情上頭。除非你說那四成多人不重要(就算他們的數目可能比你還多),又或者你的行動可以「擊敗」他們,讓他們住嘴,甚或讓他們消失。

原文刊於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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