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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曾行使政治刪禁

2017/12/8 — 10:50

對文化工作者來說,藝術上的政治刪禁是最可恥行徑。不過多年前筆者也曾為展覽進行政治刪禁,並且引以為傲。

九十年代初期在香港藝術中心工作時,筆者接到個應是以色列官方展覽,要求在中心展出一批色彩繽紛、形象可愛的兒童畫。這類畫通常放在藝術中心外堂均頗受觀眾歡迎。但再看展覽內容,發現展覽主題其實是以兒童繪畫來慶祝耶路撒冷「回歸」予以色列,明顯是個以童真畫作來掩飾的政治宣傳,筆者也得除了藝術外從政治角度來考慮。

現代史上一個最大不公,就是巴勒斯坦人公然被略奪土地、趕出家園,現在還大模斯樣地慶祝成功搶奪,公告天下把搶來東西作自己的招牌,只有滿腦子是覇權歪理的人,才會附和這強權思維。當時第一反應是沒可能支持這不公義宣言,決定拒絕展出這並不天真的兒童畫展。不過這始終是個與作品藝術成效無關的政治決定,儘管當時藝術中心高層從不干擾策展內容,但責任上也覺得有需要向上司交待。怎料當告知曾在中東工作、目睹種種政治不公的上司時,他對我這決定全面支持。於是,作為慣對政治刪禁反應強烈的文化工作者,我罕有地也進行了政治刪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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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也會有人認為,為何要行使刪禁,而不交由公眾自行決定?原因有二。較次要的,是當時藝術中心在資源和空間均缺乏,為何我不把機會交給其他比這政治宣傳展更有意義的展覽?但更要重要的,這是掠奪者宣揚、展示戰利品的不公義措舉,正如我不能接協助展出個支持殺戮羅希亞人的展覽一樣。無論是專業或個人層面,我也有我的道德底線。

過去一段時間與英國大學就藝術刪禁進行研究,從中發現一現象,就是很多人在自由、多元、包容的漂亮藉口下,放棄了個人道德承擔的責任。作為可能決定公眾可以看什麼不看什麼藝術的文化中介人,角色的重要性不容否定,因此每個決定,特別是當涉及個人價值觀時,必須認真處理。但是,如果經深思熟慮後,發覺事情與自己深信的價值相逆,便得走出來鮮明地說聲不,同時也得為此決定作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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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比諸雨傘運動期間,那些冒著催淚彈警棍、牢獄之災、黑社會襲擊仍能鼓起勇氣,站出來爭取公義的群眾,筆者這小小政治決定,只是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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