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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道德判斷是從理性而來嗎?

2019/9/15 — 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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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盧日高(進步教師同盟成員)】

最近幾個月,很多時看著媒體直播衝突現場的畫面:戴著面罩的示威者指罵警察和擲磚、穿上制服的警察發射催淚彈和用警棍揮打示威者、手持國旗的群眾追打年輕人等,自己會感到暈眩,有很多難以用簡單筆墨形容的情緒出現,要不斷提醒自己冷靜。這段日子,一方高呼自己是正義,另一方亦高叫自己是正義,到底哪一方是正義,往往不是三言兩語能夠判斷。可是,大多數的人都沒有察覺自己的道德判斷,其實出於大腦的直覺,然後事後尋找觀點合理化自己的判斷,卻往往經不起邏輯考驗。

人類的道德判斷主要依賴直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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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腦部是由極多個感知和決策中心所組成,各腦區資訊集合而產生意識的速度很慢。如果每個抉擇都由意識判斷,不利人類在遠古時代的大自然避過危險。例如:一個人走路的時候看見有蛇,來自眼睛的感官輸人會進入視丘(thalamus)這個接收站,接著脈衝會送到皮質內的處理區,而傳送到額葉皮質(prefrontal cortex),這時人才會意識地覺知有蛇。然後記憶會提供關於蛇是危險的資訊,人意識到要往後跳,傳送指令到肌肉,最後進行後跳的動作,整個過程會花上差不多 1-2 秒的時間。不過,現實中這個速度實在太慢,人可能來不及後退已被被蛇咬。因此人類的祖先早就演化出捷徑,視丘接收「有蛇」的資訊後,就會同時將資訊傳送到杏仁核(amygdala),杏仁核會立即認出與危險有關訊息,然後「逃跑或戰鬥」的反應沿腦幹(brainstem)直接送出,人在有意識是蛇之前,已經往後跳了,這個過程大約只需 0.25 秒。(註1)

物競天擇令人類大腦出現更多類似上述無意識的捷徑,甚至連我們以為是由理性思維產生的道德判斷,都受到無意識捷徑所影響。例如在所有古老的文化中亂倫都是禁忌,但人對亂倫的厭惡並非由後天教育而來。1891 年,人類學家 Westermarck 發現,人類與從小相處的異性,不論兄弟姊妹和非親屬玩伴,都沒有與之發生性行為的興趣,甚至對此有負面的感覺。心理學家Lieberman進一步研究,發現個體對亂倫的抗拒態度,會隨著與異性玩伴居住在同一屋簷下的時間長短而定,反而社會和父母的後天教導影響不大。(註2) 人類隨著演化,大腦有一套抗拒亂倫的內建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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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心理學家 Kiley Hamlin 的研究發現,即使是六個月到十個月大的嬰兒,他們也會依照他人的社交行為,判斷哪些是會幫助他者的人而選擇親近。她的研究是讓6個月和 10 個月大的嬰兒看一段影片,裡面有一個有眼睛的三角形試圖攀山,一個圓圈會幫助它。然後是一個圓圈嘗識登山,一個正方形會阻止它。看完影片後,嬰兒會在托盤上的圓形或正方形之間作出選擇,而絕大多數的嬰兒都馬上選會助人的圓形。無分彼此「互助」是善的道德感,是大腦內建而成。所以即使未受教育,嬰兒一看片後,馬上便能分辨善惡。(註3)

社會心理家 Jonathan Haidt 還整理出人類大腦內建的六個道德模組,分別是:自由、互助、公平、服從權威、對團隊忠誠和潔淨。他認為人類道德判斷的真相是,透過上述的道德模組,大腦會由杏仁核的無意識迴路產生情緒反應,快速作出道德判斷,而負責邏輯推理的背外側前額葉(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的反應較慢,只能在有道德判斷之後,協助尋找理由證明自己是對的。(註4) 人類並非想像中那麼理性。

道德判斷不可靠,我們應如何自處?

由六月至今,香港人抗爭多個月,不同群體的形象已在各個人心目中定型,某些定型甚至將人「非人化」,已有人指出其危險。(註5) 這些定型牽動情緒,而直覺影響了道德判斷,自持正義其實未必能得起邏輯的考驗。筆者當然憂慮示威者一些激烈的行動會波及無辜者,但更令人憂慮的是手握權力人,如果沒有意識到自己的道德判斷是依賴直覺,甚至出現「維持正義,以暴制暴」的極端思維,沒有足夠的制衡力量下,公權力會墮入「權力使人腐化」的惡性循環。

如果我們的道德判斷會受大腦無意識影響,那麼各種判斷和行為是否不能自主呢?當然不是!雖然當下的道德判斷由直覺所產生,但人的情緒反應減少後,重新以理性審視事件,改變第一印象的決定,仍是可以的。道德心理學家 Joshua Greene 透過實驗指出,當人面對道德兩難時,初期確實是杏仁核所產生的情緒反應是最多。但隨著受試者的判斷時間增加,負責邏輯推論的背外側前額葉的運作會變得頻繁,大腦便有可能修正無意識所產生的道德判斷。(註6)

在不斷發生衝突的日子,要現場人士保持冷靜是很困難。明白人類大腦的限制,不輕信自己的判斷,學習曾子「吾日三省吾身」,是自我修行的方法。不過,老實說話,就是因為人性不可信,現代各種監察和制衡制度才重要。望為政者慎之。

(原文刊登於香港電台《集師廣益》,本文為修訂稿。)

註釋:

  1. 葛詹尼加著、鍾沛君譯:《我們真的有自由意志嗎?》(台北:貓頭鷹出版,2013年),頁93-96。
  2. Debra Lieberman, John Tooby and Leda Cosmides, Doesmorality have a biological basis? An empirical test of the factors governingmoral sentiments relating to incest.
  3. J. K. Hamlin, K. Wynn & P. Bloom, Social Evaluation by Preverbal Infants.
  4. 海德特著,姚怡平譯:《好人總是自以為是:政治與宗教如何將我們四分五裂》(台北:大塊文化,2015年),頁56-90。
  5. 天衛六:〈把人視作曱甴,是盧旺達大屠殺的關鍵?〉
  6. 格林著,高忠義譯,《道德部落》(台北:商周出版,2015年),頁171-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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