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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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膠

2019/5/8 - 17:35

我們離艾希曼有多遠

圖片來源:作者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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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這個時代,即使是好人,或根本上可稱道的人,對於作出判斷都異常害怕。」
— 漢娜.鄂蘭

請讀者放心、放心、放心。筆者清楚很多人已用過「邪惡的平庸」解釋現況,無意拾人牙慧,冀有更多思索。

因為《艾希曼在耶路撒冷》,鄂蘭挨了很多人罵,爭議至今不絕,原因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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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艾希曼(Adolf Eichmann)是納粹德國在清洗猶太人中執行「最終解決方案」的主要負責者,被猶太人稱為「納粹劊子手」。美籍猶太裔作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指艾希曼放棄對善惡的判斷而遵從命令,體現的是「邪惡的平庸」(Banality of Evil)。)

首先不少人批評鄂蘭為艾希曼開脫。對於第一點批評,筆者其實有丁點同意。蓋論艾希曼、陳維安、李家超、鄭若驊等人……屌~佢哋梗係有份落 Order。鄂蘭恐怕被官腔所騙,才誤信對方「稱不上是陰險的人」。

然而她發凡舉例,其實別載深意,以小見大,見微知著:

「艾希曼只需回憶過去,就能確信他不是在說謊,不是在自欺欺人,因為他和他所生活的世界曾經那麼完美和諧。德國社會的八千萬人,曾以完全相同的方式,以相同的自欺欺人、謊言和愚蠢隔絕於真相和現實之外,所有的這些自欺、謊言和愚蠢也都深深根植於艾希曼的頭腦。」

「艾希曼確實很正常,因為他在納粹政權跟其他人完全沒兩樣。然而,在大德意志帝國只有『例外』才會出現『正常』反應。」

誠然艾希曼不是最佳例子,凡人才是經典。記者在《他們以為他們是自由的》,訪問在納粹苟存的民眾:本來一起生活的猶太人去了哪兒。起初他們坦然受訪,都說當時不知道。但當記者不住追問怎會不在乎,他們開始忸怩、語塞、支吾。

他們就是那些立法會保安、岑敖暉想找的顧問林朗彥想找的職員,要做曹志遠談何容易。他們可以是我們每一個 — 迴避思考,奉命行事,抗拒要自己下判斷。

因為道德來自選擇,選擇須要承擔。一旦害怕承擔,人就逃避思考 — 思考是自由和選擇的開端。

邪惡之所以平庸,因為人性的軟弱,存在所有人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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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爭端就是鄂蘭得罪無數同胞。她強調很多猶太人苟且偷安,妥協甚至合作。同胞狠評鄂蘭不同情猶太人,有辱猶太民族。

猶太人代表曾要求鄂蘭不要出書,遭她回絕。不少朋友從此分道,她盡力保住友誼但不屈服。

很多學者已為鄂蘭辯誣。她沒有苛責在槍口下的猶太人,反而嚴辭批評檢控官,屢屢「殘酷而愚蠢」地問猶太證人「為什麼不反抗?」當然有人反抗,立即遭到屠殺。無分德國人和猶太人,反抗者都是極少數。

捫心自問,若每月有幾萬人工,有老婆仔女,有樓要供,自己會怎樣做。筆者不敢大義凜然,一定有所折衷。鄂蘭沒有陳義過高,只是道出現實的殘酷。

然而鄂蘭也斷然駁斥「齒輪」論。彼時德國盛行一種說法:納粹的出現是一種「集體罪行」:

「全德國……整個德國歷史都應該遭指控 - 事實上,這樣說很有效地替所有實際上做過某些事的人洗刷罪名。」(從略)

「因為如果說每個人都有罪,就等於沒有人有罪。只要把原本保留給德國的位子,用基督徒和所有人類來替換,就可看見這概念的荒謬之處。」(從略)

無數學者都據其學養,觀察並歸納「民族性」。但「民族性」不可輕率挪用作集體指控。

鄂蘭點出這是另類「漂白」,讓犯惡的人在化約的民族下免去罪責。所以她肯定是艾希曼而非「民族性」要上絞刑架。

同理,阿克頓勛爵在《法國大革命講稿》,談到法國民風如何影響革命,他以史家的身份嚴肅地補充:

「有一種哲學將歷史歸結成……給各個民族打上標籤,比如腐敗墜落的希臘人、背信棄義的西西里人……愛慕虛榮的法國人……那種哲學是最廉價最庸俗的。」(從略)

活在威權政體,活在當下香港,可說是「壞運氣」,背景是減刑的理由,卻不是免罪的藉口。

「因為政治不是兒戲,在政治中,服從就等於支持。」每個人都要為自己所作所為負責。就算其人可恕,可是其罪難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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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粹德國戰敗之後,關於道德議題的喧鬧爭論即持續不休,共公部門所有階層全面涉入犯罪,亦即正常道德標準全面潰散的情形被揭露……(中略)……當懲罰之日終於到來,結果卻沒有一個人自承他是衷心的擁護者。」

縱然這日終於來臨,可料大部分人都不需上庭受審。到時唯有記者完成最後的審判,不斷追問那些法律顧問、選舉主任……為何會服從。

他們都會變身成前述的人,忸怩、語塞、支吾。最後會說自己只是奉命行事,別無選擇。

 

參考文獻:
漢娜.鄂蘭《責任與判斷》
漢娜.鄂蘭《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伊莉莎白.揚.布魯爾《愛這個世界:漢娜鄂蘭傳》
Milton Sanford Mayer《他們以為他們是自由的》
阿克頓《法國大革命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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