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我在台灣遇到的陸生(上)

2016/5/17 — 18:45

資料圖片(圖片來源:國立臺灣大學 網站)

資料圖片(圖片來源:國立臺灣大學 網站)

首先,需要釐清「陸生」這個概念,「陸生」是對那些到台灣讀書的中國學生約定俗成的稱呼,其實更準確的說法應當是「中生」。我在這裡所説的「陸生」,還包括部分在台灣的大學和學術機構的中國訪問學者。

我自從2012年逃離中國、流亡美國之後,每年都到台灣訪問數月,也應邀到台灣各大學、公民團體、獨立書店、教會演講和座談。因此,有機會接觸到形形色色的陸生,不同背景和立場的陸生,不可一概而論。有的陸生成為我的摯友,有的陸生成為我的論敵。有的陸生永遠生活在一個封閉的陸生圈子內,以「強國人」或「趙家人」自居,對「破破爛爛」的台灣不屑一顧,誰要説「台灣不是中國」,立即面目猙獰、口吐白沫;有的陸生則通過對台灣社會的觀察和思考,由民族主義者轉變成民主主義者,不僅認同台灣人民習以為常的民主自由價值,也從「住民自決」的意義上理解、同情和支持台灣人的本土意識和獨立意願;還有少數陸生,返回中國之後積極傳播台灣民主轉型的「正能量」,參與中國本土的人權活動,甚至因此成為被秘密警察騷擾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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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春天訪問台灣,我在各地遇到了不少一見如故的陸生。在王丹任教的中正大學,有讀過劉曉波、王丹和我的很多著述的陸生,熱切地跟我討論中國何時啓動民主化進程;在清大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徐斯儉老師主持的工作坊,有陸生憤怒地譴責習近平對民間社會的殘酷打壓;在政大社科院的演講中,我遇到一位曾在已被關閉的民間機構「立人大學」學習過的年輕學子,他是一位基督徒,正在讀宗教研究的碩士,他對中國社會的精神狀況有精準的把握和分析。

更讓我欣喜的一個故事是,當我在台北里山咖啡館的「哲學非星期五」與學者曾建元對談時,有一個從中國南方以「自由行」的方式來台灣的大學女生從頭聽到尾。會後,她告訴我,她雖然不是陸生,卻常常以「自由行」來台灣參加各類學術和藝文活動,認識了很多台灣的學者文人和社運人士,對台灣的獨立書店和咖啡館亦情有獨鍾,回去之後嘗試組織類似的讀書會,希望以此聚集一群憂國憂民的年輕人。她買了我的好幾本書請我簽名,我問她説:「能順利帶回去嗎?」她仰起臉來自信地回答説:「不怕,總能找到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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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哲學星期五@台北,松江南京粉絲專頁)

(圖片來源:哲學星期五@台北,松江南京粉絲專頁)

這幾年在台灣跟很多陸生接觸,我發現了一個很有意思的規律:如果是願意尋求真相和真理的陸生,在台灣生活半年至一年左右,思想觀念就會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原來中共黨國教育灌輸的意識形態就會崩塌,取而代之的是民主自由的普世價值。在台灣稍顯陳舊和雜亂的建築與街道背後,是民主自由的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所呈現的迷人魅力,如果願意張開眼睛、敞開心門,不可能感受不到。

當然,也有不少死守黨國教育賦予的「原則」的陸生,他們或出身於既得利益家庭,或不願重建一套新的價值觀,他們只相信中共官方媒體的宣傳,對於不一樣的觀點心存戒備乃至充滿仇恨。這類陸生跟我發生過好幾次硝煙瀰漫的交鋒。他們最不能容忍的是我在兩個方面的言論:第一,你居然在台灣「辱罵」國家元首習近平和執政的共產黨──即便中國有什麽不好,也是「家醜不可外揚」,你這樣做無異於「賣國」。可惜,在我看來,這是最典型的黨國不分的思維方式。分開黨與國、政府與國家,乃是民主國家公民教育的基礎課。真正的愛國者,恰恰是最嚴厲批判和監督執政者、執政黨的公民。

第二,你居然公開宣稱支持台灣獨立,支持西藏和新疆獨立,還要鼓吹四川獨立。你説中國和中華民族是「偽概念」,説統一、獨立、聯邦、邦聯等都是可以接受的、未來中國的選項,這就更是十惡不赦的「賣國」。但是,對我來說,人權高於主權乃是近代以來被文明世界接受的普世價值,若有人主張獨立,自可通過公投的方式檢驗之,為什麼誰有了主張獨立的言論,就要被中國的《反分裂法》治罪呢?

第一次衝突發生在東吳大學。東吳大學外交學社請我去演講,並請在長期關注中國人權議題的黃默教授對談。我的講題是《從毛主義到習主義:習近平正在掀起二次文革》。演講之後,黃默教授對於「習主義」能否成立有所質疑,也有歷史系教授對我批評儒家文化持不同看法,問答環節還有陸生不同意我將習近平的反腐運動解讀爲權力鬥爭,我對這些問題都一一作出解答。各自存異、不必求同,本來就是大學成其爲「大」「學」的根本所在。

當我回到住處查閱當天的臉書訊息時,看到多個要求成為臉友的申請。按照以往的習慣,我一般會點開對方的主頁,看看對方的身份及喜好,若是具備某些可以成為朋友的共性,才會將其接納爲臉友。當我點開一位署名徐淩風的申請交友者的主頁,頓時發現一句最不堪的辱罵——雖然沒有點出我的名字,但徐淩風在剛發表的帖子中大剌剌地説:台灣雖有言論自由,但不能容忍「分裂祖國的人渣」胡說八道。

僅僅因為我說了「獨立和自由價值是兩個不可分割的普世價值」,這位名叫徐淩風的陸生就氣憤成這樣、以致於對我破口大罵?如果他掌握權力,會不會向昔日那些對我施加酷刑的秘密警察那樣,恨不得上峰立即下命令,直接挖坑將我就地活埋?

這名徐同學若只是在他的臉書上辱罵我一番,我跟他沒有臉友關係,我不會看到他的言論,那就只是他個人的情緒發洩而已。但是,他故意給我發來交友申請,以便讓我看到他的這番辱罵,這就是赤裸裸的挑釁了。有不同意見,他不是訴諸於心平氣和的討論,而是訴諸於氣急敗壞的謾罵,甚至以潑糞上門為樂,這背後的心思意念不真實漢娜·鄂蘭所説的「平庸之惡」嗎?

因此,我不得不在臉書上公佈徐同學的名字和言論,並評論説:「我當然不會用同樣的方式駡他是人渣,只是為他的蠻橫、粗魯與獨斷感到悲哀。這位年輕的大學生被中共洗腦如此徹底,儘管在民主自由的台灣生活和學習,仍然不能讓自己的心靈因真理得自由。辱罵跟自己不同意見的人,並不能證明自己的觀點就絕對正確。彼此觀點不一樣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學習傾聽和思考對方的想法,而不是一遇到不同的看法,就發出惡毒的謾罵。要成為一個現代文明社會的公民,徐先生還有一段漫漫長路要走。」

我的這段評論,引發了很多臉友的留言評論。其中,一位朋友轉發來一個名叫施天宇的東吳大學的陸生的發言。比起徐淩風的粗俗的辱罵來,施天宇的文字似乎更有反駁的必要。

施天宇説:我很好奇為何會請這位先生來東吳講座,還請黃默先生作陪,對於後者簡直是一種侮辱性的態度。余杰此人,說起來是個所謂「人權作家」,在我看來既不是作家(作品邏輯不通,毫無論據,簡直玷污作家之名),也無關乎人權——比六四的諸位走的更遠,余杰自一開始即是打著人權的旗號行著自己的目的(且一點都不「人權」地接受他人的反對意見)

(我的反駁是:東吳大學的學生社團可以自行決定邀請什麽樣的人來學校演講,這恰恰是施同學無法理解的台灣的學術自由和言論自由。而黃默教授非常樂意來跟我對談,這也是由黃默教授的自由意志決定的。黃默教授長期關注中國人權議題,跟我有過多次會面和談話,我們彼此印象很好,施同學自然不必代黃默教授感到「受辱」——如果施同學誠實地説,因為我批判了習近平,讓他本人感到受到了侮辱,我或許可以理解他的心態。

東吳大學城中校區(圖片來源:Solomon203 創用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3.0)

東吳大學城中校區(圖片來源:Solomon203 創用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3.0)

施同學以新聞檢查官的姿態評價我的作品,或許他從台灣學成歸國之後可以到中宣部任職,以後就可以查禁更多的、有可能危害黨國的書籍和文章了。可惜,中宣部並不信任那些在台灣學習過的年輕人,施同學或許難圓他的報國夢。

至於我是不是作家,有四十多本不同類別的著作為證,不是施同學一個人可以否定的。我當天演講的提綱,是從一篇嚴謹的學術論文中抽取出來的,這篇論文已提交美國加州大學的一個國際學術研討會并被接納,也在中研院這所台灣最高學術機構演講并廣獲好評。)

施天宇:那日的講座,聽聞歷史系的黃先生兆強也非常不滿(因余杰竟然不知天高地厚地批評了牟宗三和唐君毅),余杰先生怎不去批批這位教授,卻拿一個表達意見的學生做靶子?進言之,余杰既然好為人師,就應當有義務闡述、表達自己的觀點,帽子誰都會扣,一個自詡為人師的人來給學生扣帽子,天下奇聞,足見此人格調之低,根本不應該出現在校園。

(我的反駁是:當天現場確實有一位歷史系教授對我的觀點提出不同意見,我也將我對儒家文化的看法作了進一步的闡述。我的看法是:儒家理念在私人生活中,可以供提高道德修養之用;但在公共領域和政治哲學層面,無助於現代民主制度和人權觀念的建立,也就是説,內聖開不出外王來。這是我跟錢穆、牟宗三和唐君毅等新儒家的根本差異。那位自稱牟宗三弟子的歷史系教授不同意我的看法,并提出來跟我討論,再正常不過了,我為什麼要去批那位教授呢?

反之,徐淩風對我進行惡毒的辱罵,我作出一點回應是必要的。我並不成向徐同學「扣帽子」,我只是建議他學習文明的生活方式。

更讓我無法理解的施同學的一個觀點是,為什麼牟宗三和唐君毅不能批評?為什麼批評牟宗三和唐君毅就成了「不知天高地厚」?牟、唐二人難道是「天」和「地」嗎?我從來不迷信權威,早在大學時代就撰文批評錢穆、季羨林等前輩大師,這正是「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的「求真意志」的體現。我批評過錢穆,作為錢穆的弟子的余英時教授仍然對我頗為欣賞,這才是有容乃大的胸襟和氣魄。而中國的君臣、父子、師徒文化的最可怕之處就是,後輩不得批評前輩,從而扼殺了一切創造力和想像力。)

施天宇:余杰言「獨立和自由價值不可分割」,個人的獨立當然是自由價值的一部分,余杰卻把國家中特定地區的獨立和自由價值畫上等號(須知道這位先生可是反對過民進黨的台獨黨綱呢)。此人才是真正以分裂國家為目的而行事的陰謀家(抱歉,這種陽謀或許稱之為小人才對)。

(我的反駁是:施同學在展開對我的攻擊之前,實在應當認真做功課。我不僅沒有反對過民進黨的台獨黨綱,我還撰文批評過在民進黨內部提出凍結台獨黨綱的柯建銘、童振源、郭正亮等人,有關資訊,在維基百科網站關於我的條目下就可以找到。施同學為什麼要將我完全反對的觀點強加到我的身上呢?要麽是其學風粗疏草率所致,要麽是其故意顛倒黑白而缺乏做人的誠信。所以,「小人」之稱號只能回到他自己頭上。

而這段話的最後一句,終於讓我理解了施同學為何對與之無冤無仇的我那麽刻骨仇恨,原來是我動了他的「國家統一」的神主牌。統一被他視為理所當然的政治正確,而反對統一的意見,則被他歸入陰謀、陽謀的行列。

施同學攻擊我偷換概念,其實,我所説的獨立不僅僅是個人的獨立,也包括聯合國《人權宣言》中肯定的「住民自決」的原則。個人的獨立應當捍衛,一群人選擇自己的存在方式的獨立意志為什麼就不應當捍衛呢?施同學單單接受前者,卻反對後者,只能說明他是中共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洗腦教育的犧牲品。)

施天宇:余杰先生,我當然不會罵你是個人渣,作為一個讀書人,我會說你是行事沒有邏輯,論述張冠李戴,好為人師而又妄自尊大,行事不端卻又玻璃心靈的人。要不要在你的臉書上罵罵我?我可不怕出名呢。

(我的反駁是:自詡為讀書人的施天宇,真不知道讀過幾本讓他心智趨嚮成熟和自由的書籍,他大概只讀過毛澤東和習近平的語錄。雖然我不喜歡像習近平那樣炫書單,但我願意開一張書單推荐施同學閱讀,比如奧威爾的《動物莊園》、海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以及胡適、殷海光和鄭南榕的文集。我不會像施同學辱罵我那樣罵他,我只希望有一天施同學被啓蒙之後,會爲如今的這些言論感到羞愧。而施同學以後是否能出名,不是倚靠我點名「罵」之,而是靠施同學自己的不懈努力。)

第二次我與陸生的衝突,發生在新竹交通大學。我受邀在交大以《台灣與中國關係的演變與展望》為題發表演講,在進入問答環節的時候,有五、六名陸生密集式地發問,焦點是反對我「污衊」一天比一天更好的「祖國」。不過,比起東吳大學那兩名在臉書上謾罵的陸生來,交大的這幾位陸生的表達方式還算彬彬有禮,有一位陸生甚至巧妙地先讚美台灣人情味濃郁,表示他喜歡台灣,然後再回頭來質疑我——這樣做,或許可以將我跟在場的台灣人區隔開來。

在這些提問者中,有人自稱「代表」中國當代大學生發言,完全是一副央視播音員及外交部發言人的口吻;還有人質問説,你提到的浙江強拆十字架事件,只是來自西方媒體的報道,根本不能說明中國沒有宗教信仰自由;更有人自稱農家子弟,認為中國一切都在改進之中,中國的成就不能一筆抹煞,甚至滔滔不絕地背誦起習近平的講話來,讓我聯想到文革時代那些自以為真理在握、背誦毛語錄的紅衞兵。

對於這些質疑,我的回應是:第一,誰能「代表」中國當代大學生?有多少中國當代大學生投票給你,請你代表他們?你在台灣可以觀察到,每一個民意代表都是人們投票選出來的,沒有人可以不經過選舉而自己號稱充當眾人的代表。因此,你只能代表自己發言。第二,我引述的浙江新一輪的宗教迫害的材料,包括兩千多家教堂的十字架被拆毀、兩百多座教堂被拆毀、數十名牧師和信徒被拘押,不是來自《紐約時報》等西方媒體,而是來自溫州教會內部有心人的統計。蒐集資料的教會同工親身經歷了整個過程,每一座被拆毀的教堂、每一個被拆毀的十字架,都有詳細的時間、地點、人物的記載,我可以隨時更加完整第一手的資訊。第三,我并沒有否認中國社會在某些領域取得的進步,但這些進步不是執政黨賞賜的,而是中國各階層的民眾奮力爭取來的。正如我們回顧台灣的民主化進程時,不能認為解除報禁和黨禁是蔣經國晚年大發慈悲的結果,而必須看到幾代台灣黨外運動的先驅的流血犧牲。另一方面,中國在某些方面的問題卻愈演愈烈,如環境破壞、人權狀況惡化、人性敗壞等,這些都需要知識分子給予嚴厲的批判。知識分子的天職就是批判不公不義。

 

原刊於想想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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