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我所知道的《青年樂園 》

2018/4/28 — 12:10

《青年樂園》又名《青樂》,是香港的一份周報,創刊於1956年4 月,在「六七暴動」期間被英國當局控以煽動罪,勒令於1967年11 月停刊,共出版十一年半。

筆者早己慢慢地忘記了這個「戰友組織」,直至2014年8 月朋友傳來左丁山文章,文中提起因他另有一篇關於《青年樂園》拿北京資助的文章,金文泰中學學生,《青年樂園》派報員石中英給他電郵說:「誤解往往由不溝通開始,偏頗往往來自事實瞭解不足」,並附上他於2013年7 月在理工大學講座上的演講辭:「我們認識的《青年樂園》」,似乎是為了說明他的講話就是事實。誰知左丁山看後並不買賬,反詰石中英:「《青年樂園》是否拿北京的錢?《青年樂園》刻意招攬官校學生,如巴富街、金文泰、庇理羅士,有無政治性?石中英沒有正面回答。」《青年樂園》影響所及的人物,如曾鈺成、曾德成、梁錦松、陳坤耀等,現在都成了政權的高官名人,左丁山認為自己對《青年樂園》有合理懷疑。

這一來,便挑起了筆者的回憶,我曾去過《青年樂園》社址,見過兩個人。事緣1967年初,我所在的地下共產黨組織領導人梁煥然(又名大姐)曾與我有一番談話。她說:「《青年樂園》是由地下黨所創辦的刊物,一直由黨所領導,社長李廣明,督印人及總編輯陳序臻都是黨員(幕後策劃人是黨員吳康民,我後來才知道)。」她又說:「《青年樂園》的工作和「學友社」一樣,以官立、津貼、補助和私立(簡稱官津補私)學校學生為對象,團結教育他們愛國愛黨。「學友社」利用舞蹈,戲劇,音樂等藝術形式作為工具吸引學生,而《青年樂園》則利用文藝寫作,目的相同,都是為了發展青年學生成為黨員幹部。」從此,我確認〈青樂〉就是黨的外圍組織,從沒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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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姐曾囑我去《青樂》找大菱,我去了灣仔駱克道四五二號十三樓,見到了大菱。記得是通知一些事項,具體細節己經忘記,總之,我見過一個人叫大菱。隔一段時間後,大姐又告訴我,大菱因情緒低落己經離開《青樂》,我有點掛念她。大姐又曾囑我去《青樂》找羊咩,我見到他,主要是請他介紹「課本出讓站」的情況,我參觀了他們收書、分類、定價、出讓、退書、 退款等運作過程。我特別深刻地記着大菱和羊咩這兩個名字,是因為心中有一份「同志情」。當時的我,在地下環境為黨工作,看到《青樂》的同志,自然欣喜無限。

於是,我開始找尋大菱和羊咩的下落,也可以說是追尋地下黨在《青樂》的線索。我看到許禮平的文章〈曾氏一門軼聞〉和〈記『青年樂園』周刊〉,也看到石中英的〈我們認識的『青年樂園』〉和他在羅孚先生追思會上的講話。從這些文章或講話中,只見一群編輯、作家、學者、教授又開同學會,又開研討講座,組織飯局聚餐,赴穗探訪老社長。舊人聚舊,圍爐取暖,玩得很開心似的,卻看不見地下黨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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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2017年6 月《明報月刊》附冊《明月》刊出專題「回望『青年樂園』」,其中作者舒韻,原名李秋瑩又名李玉菱,1964年中投稿《青年樂園》後,逐漸被培養成為義工編輯,估計她就是我記掛的大菱了。在專題內我又看到石中英的文章〈我是『青年樂園』的派報員〉,他在文中自認叫阿咩。這才真相大白,他就是羊咩,真名楊宇杰。那一刻,羊咩在我腦海中的容貎與現在照片上的吻合了,石中英就是羊咩,我不禁興奮萬分。

另外,我又在《明月》七月號專題〈「六七」刊物與文化思潮〉中看到石中英的口述文章〈我的「六七」文化之旅 〉,文中看到當年是《青樂》英文及功課版編輯傅柏林這個名字。想起以前「學友社」文藝組的一位地下黨員,名叫宋樹材,在葉國華領導下主編《學藝週刊》。他於2005年來訪,讓我記下他口述的經歷,後於2008年因車禍去世,我於2009年發表了這篇遺言(請參閱拙著《我與香港地下黨》頁62),在遺言中他告訴我,他一共發展了十五位地下黨員,並讓我記下了全部名字。他又揭露了地下黨曾組成一個六人特別黨組,專門計劃滲透「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六人中除宋樹材外,還包括張綺玲、羅平、黎鳯娟、趙善炬和傅柏年。後來宋樹材因脫黨沒有參與行動,羅平和趙善炬當上教協副會長,黎鳯娟是羅平的太太,張綺玲是地下黨員,曾參加「學友社」戲劇組,後又出現在教協的活動中,名單中只有傅柏年一人我無從稽考。現在看到傅柏林這名字,估計就是傅柏年了。

此外,宋樹材的太太甘玉珍畢業於寶覺中學,1965年參加「學友社」文藝組活動,曾是文藝組組長,在「六七暴動」期間加入地下共產黨。曾考取中大入學資格,但領導人葉國華不同意讓她就讀,說是對革命無用。2005 年她隨宋樹材來訪,也讓我記下她的經歷。她說:

『六七暴動』後的1969年,我被調動組織關係,由「學友社系統」轉至「青樂系統」,改由張綺玲領導,即與宋樹材分別在不同系統的黨組織中。我同時被派去「青樂系統」出版的《青春週報》工作,就是《青樂》被迫停刊後重新出版,代替《青樂》的刊物。月薪一百八十 元。我負責編輯,探訪及組織讀者活動。因為外形老實,黨組織指派我出面負責租賃社址事宜。有一負責人叫鄺太,庇理羅士中學畢業,是葉國華的秘書。1971年結婚後,領導人通知我要上廣州開學習班,宋樹材為送我一程上了火車。我在火車上告訴他,這次學習班是專門為批判他而設,《青樂》方面黨組織認為他思想落後,要我與他劃清界線,不要被他拖後腿,無形中是勸我離婚。宋樹材非常憤怒,隨我上了廣州,領導人宣佈取消學習班。回港後,宋樹材質問「學友系統」領導人葉國華,要求解釋,葉推說不知情。兩年後,我離開《青春》並脫黨。報社公開負責人姓李,因四人幫下台解散《青春》後,他回廣州暨南大學任教。他曾向大家道歉,說是上級領導路線錯誤。我於1972年後入讀師訓班,從此當上教師。

以上資料,足夠證明《青年樂園》不單是有左派背景,不單是拿左派資金,對其神秘面紗的政治猜測也不是誤會,而是徹頭徹尾由中共在港地下黨所創立,所領導控制的外圍組織。有人說:「其內容迴避政治,左派色彩並不鮮明。」「這份刊物從編寫內容到工作人員未顯示有鮮明的政治觀點,鼓吹政治。」石中英轉述李廣明及陳序臻的叮囑:「他們管理下的《青年樂園》絕對不是一份政治宣傳刊物。」這是沒有錯的,因為公開講政治不是他們的任務,暗中培養地下干部才是他們的目的。如果刊物文章充滿政治性,還能吸引學生來參加嗎?我是過來人,我知道其中的秘密。

港英政府應該知道這個秘密,只是苦無機會。 《青年樂園》出版副刊《新青年》,正中港英下懷,藉以取締。這個錯誤的形成,無論是陳序臻所說的是讀者要求,或是李廣明所說的是贊助人要求,都是謊話。實情是他們的上級領導,當時的地下港澳工委領導人梁威林和祁烽頭腦發熱,緊跟文革推行極左路線,違背「隱蔽精干,積蓄力量,長期埋伏,以待時機」這黨的地下工作方針及「長期打算,充份利用」的對港政策,誤以為人造花廠工潮就是時機。吳康民說是暴露了。

然則,我的高高在上的領導人梁煥然,如何知曉當年的小編輯和一個只當了近三年派報員的名字,大菱和羊咩?這裏需要說明一下:

當時的港澳工作委員會(現為香港工委)即「新華社」屬下的教育戰線,又分紅線和灰線。紅線是指由工委直接創立及領導的紅校,如香島、培僑、漢華等中學。灰線包括「學友社」和《青樂》以及其系統在官津補私學校內所組成的學生秘密讀書會。在「六七暴動」期間,這些讀書會轉為「鬥委會」,被我們稱為「單位」。教育戰線有一個最高領導會議,灰線的「學友」和《青樂》領導人都會參加。大姐在這個會議上聽到《青樂》方面匯報培養干部的成積,自然知道這兩個名字了。看來歷史的真相就在這裏,《青樂》的「黨印」,無論如何水洗不清。

如果你看過石中英的文章或講話,你會發現他非常着力於撇除兩個關係。一個是《青樂》與地下黨的關係,他甚至對理工大學講座的宣傳單張上有「左派刊物」字句,也批評是不平等不公允。另一個是他與《青樂》的關係。在他的文章和講話中,「派報員」一詞使用頻率之高令人驚訝且煩厭。我沒有認真數過,至少有幾十次以上。這樣的矯揉作態,太着痕跡了,無非是要讓大家知道,他這個無足輕重的小人物與《青樂》的關係極淺。

現在,根據石中英提供的資料,我可以為他補上隱瞞了的部份。他參加了《青樂》黨組織在金文泰中學所組織的讀書會,由讀書會的同學帶他去《青樂》。做完派報員後沒有再上《青樂》並不說明他己離開「青樂系統」的黨組織,因為他仍然參加讀書會,成為金文泰三劍俠之一。這個讀書會在「六七暴動」時轉為金文泰中學「鬥委會」,印製「愛國無罪,抗暴有理」小報。他被港英控以「藏有煽動性標語罪」而入獄。他何必隱瞞這些經歷呢?

《誌。青春——甲子回望〈青年樂園〉》主編陳偉中在專題文章中說:「不管它創立的真正目的和背後真正隸屬的組織為何,它在協助學生成長,倡導文學創作所作的貢献和發揮的作用,不應因刊物的政治背景,或是因「六七暴動」禁刊而被一併抺殺。當《中國學生周報》早己能夠超脫美元資助的政治目的,而被反覆審視,回顧甚或推崇的時候,《青年樂 園》為甚麼不能超脫左派資金,中共機構等刻板的政治定位,而被重新回顧和檢視,找回它在歷史中應有的位置呢?」

筆者的意見是:《青年樂園》的出版是香港文化歷史的一部分,應該記載和研究。但是既然是歷史,就應該還原歷史的真相。地下黨在這個刊物中存在和所起的作用的歷史事實應同時記載,讓曾參與的人知悉真相,是我們的責任。我認為刻意隱瞞地下黨部份的歷史,只是殘缺的歷史。人們可以對歷史不作評價,但必需呈現真實完整的歷史。如要超脫的話也應該是在歷史真實的基礎上去超脫。

為了填補歷史的空白,我寫下這篇文章。      

2017年12月5 日

(本文原刊於《明報月刊》五月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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