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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八九.六四

2015/6/4 — 11:31

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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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安祖

一九八九年四月,我十一歲。

我對中國的認識,早於幼童時開始,祖父和父親都是內地移民,有很深的家鄉情懷,每隔一兩年便帶我和哥哥返東莞石龍的家鄉,祭祖和探親。那一年的復活節的回鄉旅程有點不同,我先跟父親陪同表伯,到我祖母的家鄉博羅六蘭。原來當年祖父和她只隔一條東江,但兩地的經濟狀況卻非常不同,那裏仍是幾十人圍著小商店收看香港電視,十分樸素。父子和表伯三人同睡一張木板床,鄉村人的純樸真誠,這些畫面至今仍瀝瀝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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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香港數天,胡耀邦去世,八九學運便爆發。由四月中至五月中,北京的氣氛還是平和,但一次又一次的百萬人遊行,已觸動了不少香港人的心。每晚的電視新聞都超時播放,有時更長達一個半小時。那段日子,我們除了上班上學,都待在電視機前渡過。五月十四日,學生開始絕食,不論香港和北京的氣氛越趨沉重。我在學校裏常常聽到同學說爸媽邊看電視邊流淚,我們這班小伙子的感情機器還未發動,看到此情此境實在有點不知所措,但我相信這一切境象和感受,永遠會存在於我們一代人的心中。

五月十九日晚上十一時,電視上正直播北京召開黨政軍幹部大會,會場像靈堂般黑黑沉沉,台上坐著五位老人家,其中李鵬算最年青,當晚就由他一個獨擔大旗,非常激昂地演說了三十分鐘。我的普通話程度非常普通,直播時又未有字幕打出,雖然我不太明白他說了什麼話,但他那種高八度的演說方法,就讓我充分明白,爺爺小時候對我說過何謂共產黨的BAD TA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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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二十日,星期六,颱風布倫達襲港,天文台清晨便發出八號風球。電視上除了風暴消息外,盡是北京宣佈戒嚴,市民在城郊堵截軍車的消息。下午風雨漸大,媽媽帶我去出外買點乾糧補給,我在麵包店外收到一張單張,上面寫著呼籲市民出席當晚跑馬地新華社(現稱中聯辦)外的集會,以及第二天的港島大遊行。單張上更大字特寫,說即使十號風球亦風雨不改。結果,數萬人在風雨中出席了集會,爸爸對我們說,明天的遊行相信不會少人。

五月廿一日,星期日。媽媽如常返回時裝店開舖,哥哥正在自修室為最後一周的會考衝刺。下午電視機播出了一個極其震撼的畫面:整條電車路都塞滿了人,我在電話裏嚷著爸媽一定要去遊行。當晚我從太古城家中,乘地鐵去到天后站約齊爸媽一起出發,跟著大隊用了兩個小時,才能進入跑馬地馬場,繞了一圈,十時多才去吃飯。就這樣我完成了人生第一次遊行,也是香港第一次的百萬人大遊行。

五月廿八日,又一個星期日。這天是全球民主大遊行,香港創出一百五十萬人遊行的空前紀錄。隨著兩次遊行落幕,香港群情變得洶湧,每天的報章很早就沽清,更有書店及文具店把報章頭版影印出售。然而,北京的局勢卻變得膠著,似乎沒有向好的方向發展。北京也開始新聞封鎖,影像片段不能靠衛星傳送出國,很多時都要靠記者託出境旅客,偷運影帶或菲林出境,所以往往要一天後,我們才可看到有關的照片及影片。在今天幾乎人手一機,任何人都可以是記者的年代,很難想像當年的新聞及言論自由更加可貴。

六月三日,星期六。放學後回家,我打開電視,開始感到情況不妙。正播放著的卡通節目經常中斷,插播來自北京的最新消息。軍人和市民的衝突開始出現,這是由戒嚴開始後從未出現過的。從晚上開始,直至六月四日的凌晨,電視傳來的畫面依然不多,但我仍然記得,記者透過電話,夾雜著槍聲之下,報導軍隊真槍實彈鎮壓的消息。那一夜,我相信,香港人以及世界各地所有華人的心都碎了,沒有太多人可以睡得著。

六月四日,星期日。跑馬地馬場舉行黑色大靜座。中午後,爸爸帶著哥哥和我,到銅鑼灣跑馬地一帶看看。街上人很多,氣氛也很嚴肅。在沒有任何團體主辦的情況下,市民自發組織遊行,有些向東走,有些則向西走,搞不清楚他們的目的地,只聽到大家高呼「血債血償」、「打倒法西斯」等口號。站了一個下午,累了,黃昏我們乘地鐵回家。離開地鐵站口,踏出太古城道,便聽到沿途的汽車不斷響號,車上的人不約而同舉出V字手勢,似乎想對途人說,人民和學生會取得最終勝利。我想隊伍中起碼有一二百輛車子經過。車隊離開了,整天的呼喊聲也平靜了,這刻的寧靜似乎提醒我們,對比北京的死難者,能夠活下來的人,仍要好好過活。吃飯的心情還未有,爸爸就帶我去理髮,店內也只有我一個顧客。收音機上傳來了鄭丹瑞的聲音,他說:「我們要做歷史的見證人!」。離開了髮型屋,爸爸特別要我記得這句說話,這也是父親從小至大給我僅有的幾個人生訓示之一。

六月四日的所有畫面,對於我這個六年級的小伙子來說,既是震撼非常,但卻實在難以承受。對我曾親身經歷的人來說,若要我忘記六四,或要我從另一角度去審視六四,實在是沒有任何條件可以發生的事。每年六四,我未必能抽空往維園紀念,但這一點燭光,早已在1989年的夏天,在我心中燃起了。

一九八九年六月,我十二歲。

一九八九年的四月至六月,這兩個月來,我所感受的鄉土濃情,與電視上看到的血腥晝面交織在一起。從此,我就接受自己是一個中國人的身份,也關注中國的情況,特別是法制和民權方面的發展。在今天中港矛盾日深的氣氛下,我仍向身邊人確定自己是一位愛國者,為國家不斷發生的天災人禍侵權事件感到痛心難過。今天,六四事件已經二十六年,我的孩子也快將得如我當年般大。我不知道六四何時才能平反,但我卻感受到一股力量正催促著我,只有把當年的歷史和經歷,為下一代寫下來和傳誦下來,平反六四的希望才能延續。唯有讓孩子們認識六四,他們才能真正認識自己的國家,認同自己的身份,也是他們成為一個有良知的人的最基本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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