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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行我的禮 我有我的儀 我感激香港

2016/6/4 — 14:02

資料圖片:六四維園晚會

資料圖片:六四維園晚會

【文:孫賢亮 新聞從業員,內地出生,港台求學、工作】

「六四」之於我,是一件很個人的事。今年是第六年去點燭,也是我第一次提筆。

2009年8月,我來到香港。在那以前,我唯一一次聽到六四,是在高三的歷史課上,老師在改革開放的宏大篇章中,講起在1989年春末夏初發生過學生運動。雖然是輕輕帶過,但他還是說了這個課本隻字未提、被官方從歷史中抹去的史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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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毫無感覺,反正課本沒有的,就不會是考點,不用highlight也不用背誦,自然被直接送進了記憶球的堆填區。

我來香港的那年,恰逢六四20週年,當年的維園燭光晚會人數是歷年最高,平了1990年的15萬人記錄。直到開學的9月,在中大校園信步,仍隨處可見六四的海報,一下子激活了記憶中歷史老師的隻言片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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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刻,最直觀的感覺是發現自己原來身處一個巨大的鐵幕,光透不進來。之後便給自己補課,看Wikipedia上的六四詞條,看Youtube上的紀錄片《天安門》,這些後來知道偏頗、片面的信息,在最初為我建構起對六四的全部認知。

一段被刻意蒙蔽、抽成真空的認知。

一位政治啟蒙早我許多的朋友,有天問我要不要一起去看劇團「六四舞台」的話劇《在廣場放一朵小白花》。那是大一下半年吧,2010年5月左右。我去了。我不記得自己是否聽懂了全場的廣東話,但我記得我自己哭得一塌糊塗。

我知道劇場空間一定會帶有煽情,尤其是處理如是政治悲劇,要把近兩個月的抗爭和廿年的記憶塞進兩小時的戲份,情感是高度濃縮的。但這空間又是微不足道的,比起槍砲坦克、44萬平方米的廣場,以及百萬人的理想與熱血,非親歷者難以體會。

而我體會不了,我出生在1990。我只能想像,所以六四,它並不是我的記憶。

那年六四,我沒有去維園。那天晚上我在宿舍樓和輔員們(組爸媽)籌備著將要在暑期舉辦的Ocamp(迎新營)。在大家集思廣益時,有一位輔員突然說,要下去火車站(中大的非正式校門),民主女神像正被運進校園。他們下去觀看了,我和剩下的幾位留著繼續籌備。

大多數時候,人無法徹底解釋自己的行動,大部分都是事後詮釋。現在的我無法理解那天我的行動,但也不介懷或後悔,或許那刻,六四還未成為我生命裡的鐫刻。

大二上,我和那位邀請我看話劇的朋友一起加入了所在書院的學生會。我和他有過競選內地生聯合會的失敗經歷,我們鼓吹的更民主和三權分立,被移民團體政治冷感的康樂需求所蓋過。而在本地生為主的書院學生會,我們經歷了無止盡的諮詢,政綱明明白白分成了院政、校政、香港政治和中國人權。1919年和1989年的北大學生會,關心的大約也如是這般?

那年開始,我漸漸對major所在的商學院產生了抵觸,轉而去了歷史系和政治系讀了兩個minor。那是我人生裡的一個重大轉折,每天都如飢似渴地涉獵知識,無邊無際地和朋友交換想法。

2011年的六四,我和學生會莊友們一起在書院裡的「小百萬大道」上搭起來六四紀念裝置。從「媽媽我餓,但我吃不下」、「國殤」、「民族魂」的大幅標語、染血的斷手斷腳(玩具)、絕食宣言、寫著口號的T-shirt,到貼在地上的大事表,把運動按天重新呈現。

那時我參考著六四影集,閱讀被他們穿在身上、舉在手中的理想,然後我趴在地上一筆一畫地在布條和衣服上寫下和他們一樣的文字。這只是一種粗略的模仿,但他們說的每一句我都認同,似乎有一種無法言明的悸動隔著時空傳遞了過來,然後在我心中生根發芽,潛滋暗長。

有天刮風下雨,我們就趕著去小百萬大道上加固我們的展覽,為地上的大事件表多貼兩層膠帶,以免承載著記憶的他們就這麼被大雨衝刷乾淨。那刻我以為,我在搶救的不是一件兩件粗製濫造的藝術品,而是記憶與信念。

也是那年,我第一次踏足維多利亞公園的六四燭光晚會,22週年。十幾萬人舉著燭光,合唱《自由花》的時候,我眼淚刷刷刷就淌了下來。「但有一個夢,不會死,記著吧,無論雨怎麼打,自由仍是會開花」。那時,這個用廣東話唱出來的夢,這朵為自由開的花,還不分族群和政治邊界,還不知道開在火場和廢墟,有什麼兩樣。

2012年,蘋果日報採訪我,以《內地生獨白:「23年前追求的價值,今天我們去承擔」》為題刊發了。化名、變更出生地、相片拍背面,那時候做足了保護措施。我當時說了一句:「你們有自由都不懂珍惜,失去了就不要哭。」那會我心中的香港人還大多以賺錢為主,政改還沒起步,戴耀廷也還沒提倡公民抗命。

2013年,我拍畢業照,分別在港大和中大,與國殤柱與民主女神像合影。

那幾年,我都會去維園,為六四點燭。直到2014年,我正在台灣交換,便把場景換到了台北的自由廣場。

13年9月我到了台灣。我有兩個學校可選,私信了王丹詢問,他推薦了他所在的學校,說「是比較傾向於社會運動和鼓勵學生獨立思考的地方」。然後,就跟著他混,聽課、沙龍之類。課餘,參加聚餐,見到了六四後流亡海外的牧師、藝術家、學者、學生領袖,聽他們當年的行動以及流亡的經歷。

我和他們相處過,飯醉過,得過他們的幫助和關懷,採訪過他們的故事,自覺了解他們的品格,所以我很個人地信賴他們。因此,他們的個人經驗和講述,都豐富了我的六四認知。不然呢,難道信隻字不提、謊言當飯吃的北京當局嗎?六四之於我,由是變得更立體更人性,也因為和這些當事人的私交,變得更個人。

那是六四25週年,血腥屠城一晃已過四分之一世紀。王丹說要搞一個活動叫天下圍城,包括接力絕食等等,我就和一眾台灣朋友一起策劃,也有運作相關的Facebook page。那時候我從台灣朋友身上,第一次明明白白意識到六四的工具化使用,那些悼念是抽離出經驗的,主流的論述是,中國政府是敵人,要理解中國,幫助中國的反抗者打倒共同敵人。

王丹問我拿著中國護照,家人在上海,做這些怕不怕,我說不怕。他帶著我們一班沙龍同好去綠島參觀國民黨關政治犯的監獄,講他自己在秦城看見白面鬼的故事。他問我怕不怕坐牢,我猶豫了,說還沒想好。

恐懼是真實的,當它離你近切。你越是看得多國家機器的慘無人道,看得多軍事鎮壓的血腥和殘暴,你的皮肉都會跟著隱隱作痛。我們把這叫做同理和同情,人之為人的本質。

到了6月4日當晚,那種抽離持續著。很多六四親歷者在天安門佈景前憶述著、倡導著,台下幾千名參與者也點著燭光。這裡和維園不一樣,沒有祭奠的莊重儀式,沒有催人淚下的合唱,沒有煽情的辭藻,沒有一切行禮如儀。台灣的論述和運動大將包括陳為廷、妖西,一個接一個上台講著他們眼中的中國和對抗策略,儼然一場社運界星光熠熠的論壇。

我當下的第一反應是,騎劫,抽水,消費。但同樣坦誠地說,我完全沒有不快。我理解,台灣人大多沒有六四經驗和記憶,而中國是當之無愧的他者。一切順理成章。

那場在自由廣場的六四晚會,沒唱自由花,我也沒動情。它之前,是轟轟烈烈的318太陽花,它之後,是波瀾壯闊的928雨傘運動,所幸我都在場。而我也找到了對王丹問題的回答:「若我坐牢,我都是自由心。若我因為坐牢而選擇自我審查,我身自由但心早已成為恐懼的奴隸。」憑著這個信念,我在彌敦道和金鐘,睡了一晚又一晚。

清場後,香港進入了後雨傘時代。身份認同的轉變,有時候真的是三二一打個響指的功夫。如同一昔解嚴的台灣人,如同此刻已經反對一切身份政治的我自己,當然也如同要和中國切割的本土派。

此刻本土派抗拒維園悼念六四,惹來口誅筆伐,但我卻覺得失之公允(但不包括那些惡言相向,或對歷史的草率)。香港是可以和台灣一樣,拋卻行禮如儀的,搞一場中國因素論壇,或者對抗策略辯論,都無可厚非。

悼念需要勾起切身經驗,無謂誰強迫誰。說啟蒙,上一代親歷自不必談,雨傘中和之前的領袖都從六四燭光晚會汲取營養、薪火相傳,也是真確。但一大批從來政治冷感的本土青年,雨傘運動是他們心中的第一啟蒙,在此中定位到的,是專橫跋扈的北京政府和港府,受累於片面新聞所導致的內地人聲討言論,以及日益加劇的中港矛盾。

當年聚集起百萬人力、千萬資金援助北京市民和學生的香港,現在在龐大的中國巨獸前想獨善其身,合情合理。是呀,世間災難千千萬萬,哪紀念得過來?每一個擇取都是身份認同和現實政治的考量。要說紀念六四的意義,比如像可以使用facebook一樣確立香港特殊性,或者向北京表達不滿和不妥協,凝聚香港核心價值和集體記憶等等,不也都是工具化的考量?

但我會繼續去維園,也會因為安裕一篇不帶辯論、純粹憶述的文章哭得稀里嘩啦。因為六四對我而言,真的是一件很個人的事。這和過生日、情人節、紀念日、親人死忌,並無兩樣。我會和所有有著這種那種、直接間接六四經驗的人一起,為亡靈悼念,為六四點燭,繼續地行禮如儀。我行我的禮,我有我的儀。

就像我的高中歷史老師,雖然只是輕描淡寫帶過,但他還是提了,這原本不在教科書上、完全不用教的「政治不正確」事件。對他而言,這也是和自己進行的確認吧,是他自己的戰場,一場記憶與遺忘的鬥爭。

七年來,第一次提筆寫六四。關於六四、中國、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等等政治理念,我就不談了。六四這天,我可能只想餓一餓,哭一哭,媚一媚俗。

我會因此感激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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